2012年1月3日星期二

杨建利:非暴力抗争是有效的——乌坎村民维权阶段性成果启示之二

每一次有效的群体性维权事件,都会为我们研究公民运动提供很好的案例,使我们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将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乌坎事件无疑是观察和研究目前
阶段公民抗争的极好的切入点。

这次维权事件中,参与者、公民记者和有关媒体的努力,使我们几乎在事件进行的同时,就可以了解到此次乌坎事件的大量的直观信息,这是网络时代的优势,而
这种优势本身也是乌坎民众抗争的手段之一。迄今为止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经典著作中较少有关于网络作用的论述,但无可置疑的是网络已经并将更显著地在未来中
国公民的非暴力抗争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中国政府举世罕见的言论控制,网络必将是民间力量形成相互理解、沟通、共同行动以及寻求外界支援的
关键手段,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身处信息时代,信息本身就是力量,抗争者的信息被传递出之后,一夜之间就可能形成全球性的关注和声援,使
当局的镇压成本急剧上升。

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观察研究,我想把本文的重点放在对于非暴力抗争的讨论上。

多年来,我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除了宗教信仰、价值观的原因,策略层次上的考量也同样重要,因为我相信非暴力是有效而又代价最小的抗争手段。有人
说,面对没有底线地打压维权、民主活动的中国政府,非暴力抗争的效果是可疑的。姑且不论在其它条件大致相似的国家所发生过的成功的非暴力抗争事件,至少
我们可以从乌坎这个非暴力抗争的中国版本中得出正面的结论,那就是:非暴力抗争在中国是同样是可以有效的。

在这次乌坎村民的维权事件中,有一个情节对我触动很大:当林祖銮先生作为抗争的灵魂人物对几千名村民发表讲话时,他特别强调了这样几条原则:1,团结,
守纪律;2,文明,不伤害人,不伤害物件;3,讲真话,做真人。我想,这足以表明抗争的非暴力属性。非暴力抗争看上去并不激烈,也不主动追求与当政者的
激烈冲突,有时候会有意识地降低冲突程度甚至大幅度妥协,虽然很难对某一单一决定的短期效果如何做出一般性定论,但是,对于非暴力的坚持可以做到:1,
保持行动的正义性和正当性,避免正当的抗争行为被异化、被单纯的破坏和发泄所掩盖,而正义性和正当性是内部凝聚的根本力量之所在;2,形成持续性抗争,
无论当政者多么残暴,他们总是要为镇压尤其是暴力镇压寻找口实,抗争者的暴力行为往往是他们需要的最佳口实,而非暴力抗争一般会在当政者等待镇压口实的
时候形成抗争持续性,乌坎证明,持续性是形成有效组织和产生有效领导人的关键,而这两点又是取得抗争成果的关键;3,给对手留下妥协的空间,而不刺激对
手采取最为激烈的镇压手段,无论当政者如何残暴,他们对于不同抗争方式的镇压手段还是有所区别的,暴力行为往往将妥协的道路在一开始就彻底堵死,而对手
的妥协则可以使抗争者逐步稳固抗争成果,积小胜为大胜,最后达到抗争的目标。

非暴力抗争需要有很强的纪律意识,抗争者对于抗争行为的克制可以为抗争运动赢得宝贵的时间。在专制统治下,民众处在权力的控制和分割之下,即使权益严重
的侵害,也不太容易形成群体性尤其是较大规模群体性的抗争行动,而一旦较大规模的群体性行动得以展开,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将大大降低统治者谎言欺骗和暴
力威胁的效果,形成一种迥异于昨天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的存在非常有利于公民意识、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为公民更为团结一致地
采取行动创造条件,因此,尽量延长有效抗争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它可能促使很多因素发生戏剧化变化。

相对于激进的暴力行为,非暴力抗争还大大降低参与者的个人风险,这就有可能使更多的观望者加入到抗争队伍中,而所有的专制统治都长期致力于阻挠、破坏公
民的群体行动(单个人的抗争是可贵的,但对统治者来讲,除非个体抗争者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否则,打压的难度和代价较小),从非暴力抗争通过降低风险和较
长时间的坚持来形成更多的人群参与这一点来看,非暴力抗争相对暴力抗争来说,更能对统治者形成持续有规模的压力,才更是致命的。而较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
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那么,就有可促使内部的有效组织得以形成,从而使抗争行动的一致性增强,从而提高抗争的意志和有效性。

非暴力抗争可分为个人抗争和群体性抗争,二者都可以提高专制者的统治成本,为社会注入更多公民意识、民主思想等因素。个人抗争的传统手段有很多,而且民
众在维权过程中正在创造出更多的办法,但本文讨论的重点在群体性抗争,因为,群体性抗争是抗争的更高阶段,是维权运动、民主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个环
结。无论专制者多么强大,在对具体民间抗争行为进行打压的时候,它必须创造局部优势,比如说,用五个警察对付三个上访者,而一旦人数的对比发生逆转,那
么,这样的局部优势将不存在,比如说,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也未必敢对上万名和平抗议者动手,相反,人数对比的悬殊如果十分巨大,还可能导致现场镇压者
的“反水”。我们知道,民众面对专制者永远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总体人数上远大于对方,民众之所以总是处在被剥夺、被侵害的境地,是因为政府的有效组织
性使专制者可以对无组织的民众形成局部力量优势,从而将一次次的民间抗争镇压下去。基于这一点,民间抗议者要取得成效,不应专注于一时一地与镇压者对抗
的强度,而应该以各种手段赢得时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参加者、关注者、支持者,并尽可能快地形成内部有效组织。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之前的群体抗争事件中是
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民众一哄而起,没有方向、没有策略,被镇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失去了抗争的意志。

到目前为止,尽管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官方认可只是一个特例,但群体性维权的内部组织往往以不同方式存在,如果维权行动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避
免被当局彻底打压并赢得一段时间,其内部的组织性会以各种方式加强,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认可,只是维权运动中的组织性到了不得不为当局接受程度的
一个表征。而抗争活动的组织性形成之后,团结作为一个基本抗争策略是应该被高度重视的。大量的维权事件表明政府对抗争者的打压存在“两手抓”的策略:一
方面暴力恐吓,另一方面用收买和利诱的手段分化瓦解,运动的关键时候,不可忽视后面这一手段的破坏力。尽管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也没
有合法的惩治手段,但基于正义性的“小环境”一旦形成,其道义约束力还是很强的,这是民众自治的重要基础。一旦带有组织性的“小环境”形成,组织者和参
与者均应采取必要的宣传手段,强调抗争行为的正当性,揭露镇压者的恶行,使“坐顺风车”、脱逃者和被收买者感受到舆论和良心的压力,从而对内部成员形成
更强的道义约束。

到目前为止,乌坎村民主要的诉求还在利益而非权利领域,目前还不是还清最终胜利的时候,乌坎事件可能还会有反复,另外,从利益到权利诉求的转化需要更多
人一起采取行动,但是,每一次成功的维权行动都会减弱民众的恐惧心理,并鼓舞更多的人起来采取行动(比如2012年元旦刚过,福建晋江农民就高喊“向乌
坎村学习”的口号,上街游行要求讨还失地),无论如何,乌坎村民的抗争及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已经表明即使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也是有效的抗争
手段。不仅如此,我坚信中国公民运动过程中,普通的中国人将会创造出经典的非暴力抗争案例,从而丰富非暴力抗争理论的内容。

(2012年1月2日)
(转自美国之音杨建利博客)
YANG Jianli - 杨 建 利
(I am Liu Xianbin - 我是刘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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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esegreenparty.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html


关于杨建利


惠普   山东人
中国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运动、宪政运动、民族和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公民力量发起人    哈佛大学研究员
柏克莱加州大学数学博士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
中国良心犯(2002--2007
参与创办民主中国阵线,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民主中国联合阵线,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获得多种国际人权和学术奖项

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杨建利:乌坎村民维权阶段性成果的启示

12月21日,广东陆丰乌坎村村民维权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令声援者及社会舆论普遍感到欣慰。由于村民的积极抗争和广东地方当局的相对克制,一场尖锐对立的危机得到缓解,这为理性、公正解决乌坎村的土地及官民对立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虽然这远远不是充分的,村民权益的最后伸张还没有实现,但是乌坎事件的处理过程确有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的重要价值。
乌坎土地问题由来已久,今年9月份以来,村民被迫采取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方式与政府展开博弈。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维权代表薛锦波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多名村民代表被关押,村民也一度被全副武装的武警围困而处在随时被镇压的境地。在这种压力下,乌坎村民的勇气和抗争的意志展现了拥有自觉权利意识和强烈责任感的公民的集体力量,他们的行动再次证明:面对专制政府,唯有团结抗争才是维护权益的可靠途径。
和多数群体性维权相比,乌坎民众表现了更强的组织性和共同行动的能力,这是乌坎维权得以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的重要因素,而林祖恋、杨色茂、薛锦波等维权领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成为村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一方面他们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坚持理性的抗争,以勇气和智慧带领村民走过复杂而艰难的维权过程。从中我们看到,组织化和领导集团的存在,是民间社会成长和发育的关键之一,随着公民维权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中国民间社会必须对此有高度重视,争取以组织化打破被强权分割的局面,使维权行动具有更好的协调统一行动的能力。这种组织化和领导集团的存在,可以加强民间面对政府时的谈判能力,有利于民间社会及时巩固维权成果,将公民自治推向更高层次。同时,这种组织化和领导集团的存在,也可以使变革不同时破坏所有秩序,从而具有较强的可预期性、累积性,降低变革的不可测风险。在这些方面,乌坎的实践为我们观察和研究未来中国的整体变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因而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我相信,社会各界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更多的信息和经验需要我们吸收、消化和总结,我们应该感谢乌坎村民为我们提供的有效经验。

不可否认的是,在乌坎事件中,广东地方当局也展现了较强的灵活性,这也是乌坎事件取得积极阶段性成果的重要一环,我愿意将这一阶段性成果视为村民与政府的双赢。当然,我不认可“基层官僚腐败无能而高层领导英明干预”的这样一种表述模式,事实上,中国政府的专制是从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处理民众维权问题时表现的残酷、消极、低效,是上层默许和纵容的结果。朱明国在与林祖恋谈判时所表现的灵活性,是面对村民抗争的坚强意志和智慧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是民间强力推动的结果。但是,考虑到政府的传统做法,朱明国及其背后的汪洋和中共广东省委的灵活性还是值得肯定的。单纯从力量对比而言,政府仍具有足够的镇压能力(只是在强力镇压之后,政府也必须面对更多压力和不可测风险),但汪洋和朱明国没有选择这种最坏的方式,而是以较为灵活的手段暂时化解了尖锐对立。我不想把这样的做法称为“开明”,而宁愿称之为“务实”。这种“务实”以承认现实为前提,寻求最坏结果之外的解决方案,同样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世间充满了矛盾,但矛盾并不一定需要以对立的方式解决,一次灵活的沟通与协商,有时胜过千万全副武装的军警威慑和镇压,当政者应该懂得这个基本道理,从而为社会的有序变革保留空间。当权者放下对立心态,是民间放下对立心态的前提,也是化解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对立和冲突的重要前提。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当政者本人负责。
在肯定乌坎村民维权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也要提醒舆论保持审慎的态度。朱明国与林祖恋的谈判结果,除了承认村民代表理事会暂时的合法性地位可以算作一个政治性突破外,放人和归还尸体都只是对前一段政府错误的一种纠偏,而村民代表理事会的合法性也曾被陆丰地方政府承认过,因此,迄今为止,村民维权所取得的成果,不过是回到了这次激烈抗争、尖锐对立形成之前的状态,之所以被舆论视为一个进步,主要还是政府不得不公开做出了让步这一事实本身。但是,村民最初的土地诉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果,薛锦波的死因调查及责任追究也没有启动,而这都是乌坎事件无法回避的焦点,政府在下一步能否继续展现灵活和务实的态度,以诚意面对村民以使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目前尚需继续观察,不宜过于匆忙做出过于乐观的结论,乌坎村民的维权事件也可能再次出现反复。
另外,就在乌坎维权获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广东汕尾、汕头、连江、佛山等地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群体性维权事件,根据目前所得到的信息,汕头警方与民众的暴力冲突可能已导致人员伤亡。我认为应将这些事件纳入统一视线来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孤立看待乌坎事件,如果广东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有选择性地对乌坎村民展现“灵活”,而对其它地区的维权公民进行非理性镇压,而不采取措施化解矛盾,那么,乌坎事件作为解决官民冲突新模式的标志性就大大降低。
我们必须重申,多年社会矛盾的积累是中国体制化弊病的表现,如果没有根本的制度性努力,广东地方当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地方官员无论是否灵活、开明、务实、理性,都有一个行使权力的限度,摆在广东地方官员面前的考验是严峻的,而类似的考验,也随时可能出现在其它地方政府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这一层面也拿出灵活、务实、理性的态度,这一点,目前仍看不到乐观的迹象。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民间维权运动的力度,是公民运动持续扩展和提升的能力,只有足够的压力才会促使权力者意识到世界的变化,只有足够的风险和危机才会让权力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持续的公民运动,是中国变局的最根本推动力,而逐渐组织化的公民运动则是开局后的正面成果能否得到稳固的关键因素。

关于杨建利


惠普   山东人
中国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运动、宪政运动、民族和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公民力量发起人    哈佛大学研究员
柏克莱加州大学数学博士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
中国良心犯(2002--2007
参与创办民主中国阵线,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民主中国联合阵线,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获得多种国际人权和学术奖项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费良勇:人权高于主权和民族权


主中国阵线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Chairman  FEI Liangyong
     Jordanstr.  10,     90513  Zirndorf  Germany   德国
         Tel. 49/911-22 38 20,   Fax: 49/911-22 38 28,  Handy: 49/179-202 8873
民阵网站www.fdc64.de,   Email: fei@fdc64.de




人权高于主权和民族权
费良勇

人类社会文明史已经持续五六千年。但长期在“专制——革命——专制”的怪圈中循环。皇权至上、国权、民族权和家族权也高高在上,人权受到忽视。1776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主张人皆生而平等,有不可让渡的权利。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产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政府运作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联邦共和、宪法至上和人人平等。宪法生效后不久,美国国会一次性通过了10宪法修正案,主要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对政府的限制,统称为权利法案其内容包括:信仰、出版、集会、示威自由;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无罪推定;征用私产需赔偿;宪法未赋予政府的权利都属于各州和人民等等。权利法案是现代各国宪法中人权规定的样板

美国的独立和制宪,鼓舞了法国人民。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成为革命原则。但法国的共和民主进程不像美国那样顺利,历经80余年的各种震荡和两次王朝复辟,才将民主共和制度基本稳定下来。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9年废除帝制建立起魏玛共和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和制度就名存实亡。纳粹专制政权推行种族迫害和灭绝政策,严重侵犯人权。二战以后,1949年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吸取了纳粹上台搞专制的教训,以人权为中心制定了基本法(相当于宪法)。人权至上原则贯穿了整个基本法。基本法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基本法还明确规定公民有对抗权。当政府不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利时,人民有权抵抗它,推翻它。

中国的民主之路极为艰难曲折。孙中山虽然1911年就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历经皇帝复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共产专制。虽然台湾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中国大陆至今还在专制蹂躏之下。

专制政策激化民族矛盾

客观而论,中共政权是专制政权,它普遍侵犯所有人的权利,但它并不是刻意进行民族压迫和种族灭绝的政权。中共推行错误政策时,首当其害的通常都是汉人。因汉人占绝大多数,中共派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官员,也是汉人居多。但汉人受到官员欺压时,只认为是官坏、政策坏、政府坏。当少数民族受到汉人官员欺压时,很容易产生受到汉官、汉人和汉人政府欺压的想法。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早就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民族矛盾有时激化,有时温和。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入主中原。汉族是众多民族长时期融合而成。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或者主动依附汉族的,以及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一旦进入发达的汉族农耕地区,最终都被汉文化征服,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先秦的非华夏族,以及汉代以来的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鹘、沙陀、契丹和女真都是如此。唐朝安史之乱后,藏人也曾短时期占领长安,因兵败退出中原,否则,也同汉族融为一体了。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满族虽然建立起强大的清王朝,统治中国长达三百年,但毫无例外地全面汉化。这些民族的汉化过程大都是被动和渐进的,但也有主动和快速汉化的,如北魏王朝的魏孝文帝元宏(拓跋宏)从语言、服装、姓氏、婚姻和制度等各方面大力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加强了鲜卑等北方民族同汉族的融合。当然,也有些民族顽强地将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全面或部分地保留了下来,形成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局面。

因中共是无神论者,曾长期推行极左政策迫害各种宗教。内地的佛教、道教和儒教等都受到扫荡,西藏、内蒙的佛教、新疆和宁夏的伊斯兰教等也难逃一劫。共产暴君毛泽东统治时期,汉族地区的文化、文物古迹、寺庙道观等,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我们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制造的灾难,但少数民族就会认为这是汉人造成的灾难。

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中共的腐败。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中共贪官污吏和奸商只顾攫取资源,不管环境保护,没有合理顾及当地人民的权益,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国际社会有权利和义务干涉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

二战以后,人权两级分化。欧美日等发达民主国家的人权有了长足的进步,苏联、东欧、中国、北韩等共产党专制国家的人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共产暴政导致全球一亿多人死于非命,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共产专制集团土崩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共借助于六四屠杀苟延残喘,并千方百计通过经济发展来证明其统治合法性。面对国际社会对专制政权侵犯人权的谴责,专制集团总是反咬一口说,这是干涉内政。

在全球民主化、信息化和一体化大潮流的当代,全人类日益高度关注人权。人权已经没有疆界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任何一个专制政权侵犯人权,不管内政外政,都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全球所有民主国家和组织,都有权利和义务对侵犯人权的“内政”进行谴责和干涉,甚至动用武力消灭专制统治者。如北约集团出兵科索沃,阻止种族迫害,审判米洛舍维奇。又如民主国家出兵帮助利比亚人民消灭独裁者卡扎菲。小的专制政权,可以用武力打掉,但对大的专制政权如中共政权,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国际力量不够,即使足够,代价太高,危险性太大。中国的民主化最好通过和平渐进有序的方式进行。中国民主化以后,北朝鲜等小的专制政权必然很快完蛋。对于负隅顽抗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武力打掉,以快速推进全球民主化。


分离运动不利于中国民主化

因为不满中共的腐朽专制统治,中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运动。西藏、新疆和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伴生出要求独立建国的分离运动。中共则由此利用汉人的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念强化专制统治。中共宣扬说,只有中共才能保持中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中共领导,中国就会四分五裂,重受帝国主义欺凌。中共的这种宣传是很有效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经在慕尼黑大学组织过两次中国民族问题研讨会。当时与会的留学生大都对中共政权极不满意,但几乎都坚决反对分裂独立。2000年和2002年,我曾三次回到中国秘密考察。我先后访问了数百人,上至人大代表、高级官员、专家教授、记者主编、企业老板,下至工人、店员、农民和乞丐等。当我问及六四、腐败、政改和民主化等问题,虽然有各种看法,但大都认为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当我问道:“如果台湾独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那就打!”“几乎众口一词。这让我感到纳闷和震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共攻打台湾居然最得民心。我也问及:“如果西藏独立呢?”关于这个问题,大部分人回答是“那不可能”或者“那不行”,也有人反问我:“为什么呢?”

历史上的分裂独立大都伴随着流血战争。中国形成多民族的国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普遍有很强的大一统观念。一百多年来,中国落后挨打,受尽列强欺凌,被迫割地赔款。中共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来巩固其专制统治。以至于很多人确信,如果没有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天下大乱。即使对中共腐败专制极为不满的人,也不希望因为民主化而导致中国分裂。苏联的解体,不仅对中共专制集团,而且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都是负面效应。所以,分裂独立会阻碍中国的民主化。我的清华同学,我在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北京401核研究院的同事,以及在慕尼黑技术大学和高科技研究中心的中国同事,大都持有这种看法。


独立不能解决民族矛盾

1990年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独立不能解决民族矛盾一文。这里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

民族自决就是一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有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对于国家大事,各民族都有权参与决定。民族自决的首要前提是各民族地位平等。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每个民族要独立建国。这是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历史形成的。自古以来,虽有一个民族组建一个或多个国家,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多个民族组建一个国家。新兴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都是多民族国家。许多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如德国,如今也成为多民族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民族之间往往产生一些矛盾甚至暴力冲突。几乎在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都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激烈程度不同而已。

民族矛盾是难以通过分裂独立解决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原因在于:

1.     一个民族区域独立后,可能仍然是多民族国家。若处理不当,民族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可能激化。以内蒙古为例,根据2008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全区总人口2413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36万人,占18%,汉、满、回、鄂温克等48个民族总人口为1965万人,占82%。内蒙古独立后,也是多民族国家,蒙古族还是占少数。新疆、西藏、宁夏等地情况类似,只不过有些地区汉人不占人口优势。内蒙古独立后,各民族地位平等,还是由蒙古族统治其它民族呢?

2.     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必然挑起民族战争如果一个民族试图在一个区域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必然把区内的其它民族赶走或者消灭掉。那么必然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把民族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大家想一想,如果把一个人赶出家门冻一夜,他就会想到拼命。

3.     一个民族独立建国后,散居在他国的本族人不可能都回本族国,同样需要解决同他族人和睦共处的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通婚日益频繁。除非闭关锁国,禁止同他族通婚,否则,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根本不存在。

4.     一个民族独立建国后也难免同他国他族发生冲突。

5.     有些弱小民族没有能力独立建国。勉强建立了国家,除了几个本是乡长县长似的人物担任总统总理部长以外,对绝大部分民众而言,并没有任何实惠。

6.     若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专制人物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必然挑起民族仇恨,既可能给其他民族制造灾难,也可能给本族人民带来祸害。

7.     各民族的疆域往往很难截然划分。中国形成多民族国家已经有很长历史了。由于各种原因的人口迁徙,已经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甚至完全混居的局面。疆域争执就可能引起重大冲突。


激端的民族主义有害无利

当一个国家遭受侵略时,当一个民族遭受他族压迫时,民族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孙中山能成功推翻满清,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汉族的民族主义。但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常常表现出负面影响。专制统治者通常很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专制统治,阻止民主化。

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会激化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发展到极端,就是民族冲突和战争,这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损人害己。

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是极端民族自决的表现形式,也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最高诉求之一。德国的新纳粹一再提出“外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前面已经提到,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必然引起民族战争。你可以说,以前这里是你这个民族的地盘,现在被汉人或其他民族占了,为了你这个民族的自决权,你可以把他们赶走。假设你的理论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也是光明正大的了。按照你的理论,美洲的印第安人有权把白种人赶回欧洲,把黄种人赶回亚洲,把黑种人赶回非洲。德国人有权把土耳其人和其它外国人赶走。这行得通吗?当然,你可以说,印第安人没有这个能耐,德国人没有这个胆量,你既有能力也有胆量。但当前的国际社会绝不会容许这样做。你可以说,你在维护民族自决权。但人权主义者会认为你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侵犯人权,甚至认为这是推行恐怖主义。这同专制统治者以人民的名义镇压人民没有任何本质差别。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地盘,被阿尔巴尼亚裔占据了。在南斯拉夫分裂之际,阿尔巴尼亚裔要求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派兵镇压,结果遭到北约集团干预,塞尔维亚政权被打垮,米洛舍维奇遭到审判。北约集团是在维护人权正义。维护人权就是维护现在所有生者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维护某个民族的原始地盘。民族自决是为了保护一个民族的权益,但不能以此为由侵犯其它民族的权益。极端的民族自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侵犯人权。

有人说,当中国分裂时,汉人被赶走,这是汉人应当为中共统治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此话说得多么轻巧,统治者的过失应当有民众来承担恶果。德国人为纳粹政权付出了沉重代价,四分之一领土被苏联掠夺,三百多万德国人被赶出家园。这种恶果将轮到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的汉人和其他族裔了吗?但老黄历翻不得了。无论你怎样自圆其说,你支持这样的极端民族自决,、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在漠视人权。


得民心者得天下

人权、民主、自由、法制是普世价值,是中国的发展方向。虽然中国的民主运动还不成气候,但其正义性是无容置疑的,它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中共专制集团在这一点上是无可奈何的。

古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的民主运动之所以还没有成功,原因很多,但说到底,就是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民心。要想得民心,就要研究民心,顺应民心。既然绝大多数民众不愿意看见中国分裂,我们就要在推进民主化的同时,维护中国的统一。民主化是对中国各个民族都有利的伟大事业,维护统一有利于早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无论从策略上或终极目标上分析,我们都应当这样做。

推进民主维护统一,同人权至上的价值观没有任何冲突。人权高于主权也高于民族权。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后,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有了保障,每个民族的权益也会得到保障,真正的民族自决就会水到渠成。

民运人士的思想可以比普通民众超前,具体策略和措施也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过分超前。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不是超民心者得天下。这如同开车带路。你适当超前,后面的车紧跟着。如果你开得太快,后面的车跟不上,就不跟你了。


各民族联合起来推进民主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和国家联盟化。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实施民主就能保障人权,推行专制就会侵犯人权。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地球日益成为“地球村”,经济发展越来越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为了促进综合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许多国家超越主权、超越民族建立起更大的联合体。例如欧盟越来越朝着统一大国的方向发展。一个专制大国实现了民主化,全体人民都有了人权和自由。如果这个大国分裂了,其裂变国有的走向民主,有的可能更加专制。为了形式上的民族独立而牺牲实质上的自由民主和经济实惠是得不偿失的。专制不废除,独立不可能。专制废除了,独立没必要。有人说:“分裂独立以后,还可以再联合起来。”既然将来还可能合起来,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冒着战争危险先分裂独立呢?统一不一定保持专制,分裂不一定实现民主。专制国家在社会变型过程中,各民族携手推进民主化,比统独之争的代价无疑要小得多。

达赖喇嘛尊者早就看出,西藏独立的希望渺茫而代价高昂,所以,他提出走中间道路。不追求西藏独立,而要求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实现高度自治。我认为,中间道路是切实可行的汉藏双赢路线。我希望其他兄弟民族的异议人士,也学习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全中国人民,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变专制为民主,而不是变统一为分裂。

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谢谢大家!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童年/罗大佑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历史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平日记忆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