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家坪区：
杉 木 桥 乡 ：
刘湘中 男 59岁 小土地出租 大岩村 68年8月追右派历史推塘淹死补400元
王 涛 男 64岁 地主社员 大元村 68年8月追黑杀队及历史打死 补300元
范秋波 女 52岁 小土地出租 横桥村 68年9月追海外关系投塘死 补400元
刘永渭 男 43岁 地主社员 大岩村 68年9月怀疑有电台投塘自杀 补300元
诸 甲 亭 乡 ：
毛文斌 男 25岁 地主学生 洪庙村 69年3月追黑杀队服毒自杀 补300元
段济民 男 新铺村 因追查黑杀队投塘自杀
郦 家 坪 乡 ：
蒋攀秀 女 永兴村 因追查黑杀队时被活埋
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表 1985年3月
区 名 死亡人数 补助人数 补助金额 备 注
合 计 491 331 72260元
下花桥区 35 29 4080元
黄亭市区 37 27 5570元
五峰铺区 97 61 14070元
志木山区 36 22 5500元
九公桥区 23 19 3750 元 含七里山园艺场4名
塘渡口镇 118 73 17290元
郦家坪区 5 5 1700元
………………………………………………………………………………………
说 明
本登记表只是邵阳县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一大部份：
第一、七十年代末，该县划归邵阳市郊区的檀江、雨溪、面铺、茶元头四个乡、镇（原叫公社）的非正常死亡人员由邵阳市有关单位负责落实，未包括在内；
第二、全家杀绝，崭草除根，无人举报的未包括在内；
第三、因家人被杀后举家外逃，无人举报的未包括在内；
第四、家人被杀后心存余悸，始终不敢或不愿举报的未包括在内；
第五、被杀害的国家工作人员（含国家干部、工人、教师、医护人员等）由有关单位抚恤落实的大都未包括在内。
第六、除抓黑杀队外，其他如文革初期打黑鬼、抓右派、和清队、一打三反、抓五、;一六、清查四人帮等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员均未包括在内
第七、有些基层单位对黑杀风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人员怕担责任、隐而不报者未包括在内。
第八、运动中被毒打、当时未死、以后因吊打伤残而死的未包括在内。
邵阳县在文革中抓黑杀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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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1517 回复：51 作者：林启山 发表日期：2011-4-17 18:03:00 回复
贫下中农
果真是最高人民法院吗？
——湖南省邵阳县文革期间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⑴
湖南省邵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所谓“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杀队”，死人惨重而远近闻名。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记忆犹新，谈虎色变。
我在邵阳县土生土长，80年代前，曾在该县委办公室工作了20多年，文革中也曾遭受几起几落，抓“黑杀队”更耳濡目染，1974年还参与调查。其悲怆、惨烈，实在无可名状。现据当年目睹与调查之史实，特将其来龙去脉，整理成篇，以警世人：此事万万不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贫困闭塞 孕育“极左”
贫下中农成了“最高人民法院”
该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境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人民生活贫困,民情古朴,经济闭塞,文化滞后,思想单纯,十有九旱,刀耕火种,肩挑手提,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苦不堪言。⑵
解放后剿土匪、打地主、分田地、贫困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言听计从,雷厉风行。
但由于新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只想用最大的精力、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法，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目，使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过好日子，“超英”、“赶美”，走向世界的前列。然事与愿违，在发展的道路上总是摇摆不定，扭捏不前，路子越走越窄，日子越过越苦，积冤越陷越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改变贫困落后的面目。
回顾坎坷经历，实在耐人寻味，不寒而栗。
记得1951年3月，在老邵阳县第七区，即今郦家坪、诸家亭一带，当时，由于部份基层领导思想文化素质偏低，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加上阶级敌人混入民兵基层组织，借机生事，兴风作浪，扑风捉影，严刑逼供，乱扑滥杀，以致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抓黑杀队”事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竞闹得天昏地暗，鸡犬不宁，到处一片打人声，抓千人，伤百人，死十人，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幸发现较快，处理及时，才未酿成大祸。但因当时正是土改高潮，工作压力甚大，对案情未能充分暴光，被处理的干部不久又大部官复原职，于是“宁左勿右”的思想开始孕育漫延。⑶
土改后搞“合作化”，大批“小脚女人”，速度上去了，管理跟不上，优越性显示不出来，人们思想混乱，又大批“资本主义倾向”，狠刹！“退社、单干风”。“入社自愿，出社自由”，成了一纸空文，使合作化运动在人为的因素下艰难前进。
1957年人们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等颇有微词，便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引蛇出洞”，大抓“右派”，叫“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连农村小学教师都成了“右派”分子。
1958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一齐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追我赶，“卫星上天”一个比一个大，一次比一次高，“人造卫星”“满天飞。“一天等于二十年”，“五亿神洲尽舜尧”，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全民所有制，半夜喊天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红茹不用人挖用牛犁，大锅饭到处都是，浪费惊人。
1959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们提意见，便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从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谁敢说半个不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正等着你。
1960年过苦日子，山上的树木砍光，村里的老屋拆光，地上的草皮刨光，绿水青山，不复存在，水土大量流失，公共食堂缺粮少菜，缺油少柴，吃的是双蒸饭，喝的是盐水汤，女人子宫下垂，不生孩子，水肿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现象严重。大搞“瓜菜代”。修公路，修水库，“牛扫子挂帅，杉木刺打冲锋”。把人象牲畜一样赶来赶去。深耕，越深越好，密植，越密越好！“万担肥料万斤粮”，牛皮吹得震天响。
本来，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五风”盛行，即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多吃多占风，都是上面逼、压出来的，结果水肿病死了人反怪基层干部，于是又搞“整风整社”整基层，叫“民主革命补课”。
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在这个文化滞后，经济闭塞的县份，叫得最凶，喊得最响，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除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为当然斗争对相外，还傍及“21种人”，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阶级斗争中，不少人被一股原始、扑素的阶级感情所冲动，夹杂着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他们乘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机，在“左是思想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昏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冷水泼不得，意见提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摸谁就倒大霉，轻则丢“乌纱”，重则挨批挨斗受处分，坐黑牢，“辫子”随便抓，“帽子”随便戴，“棍子”遍身打，不死也要脱层皮。
1964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阶级斗争更是头等大事。
邵阳县是地区的重点，贯彻执行“桃园经验”，地区叫“社教总团”。集中了地区各县一万多名干部，组成九个分团到区、社、队，实行层层夺权，把区以下的基层干部全部挂起来，叫“四不清”，地、县主要领导改名换姓，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检举揭发，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术”，人人过关，高喊：“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开水淋。”在种种高压手段的恶性冲击下，贪污粮、钱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自杀身亡近百人。白色恐怖一片，人们议论纷纷，诚惶诚恐。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现了下面的问题，制定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正运动初期大整基层干部、群众的“极左”倾向，然而总团领导反说“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狠批“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4）
“四清”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加“左”得出奇，“阶级斗争”成了至高无尚的法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家庭出身不好者或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首当其冲，抓“小邓拓”、“抓黑鬼”、抓“右派”，大抓特抓，恐怖惊人。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无政府主义盛行，实行“三支两军”（注：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极左思潮”更加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
1968年秋，“黑杀风”一来，一些不法之徒便乘隙而入，他们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金字招牌，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现出了愚顽、横蛮的本性，成了“元始天尊”，“太上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冲击一切，一切法律道德，行为规范，通统被抛弃到九霄云外，抓“黑杀队”成了贫下中农最最革命行动的“红色”象征，捕风捉影,乱砍滥杀。上面放任自流,下面无法无天,在7、8、9三个月，死人逾千，“杀人如杀鸡”骤然成风也就出了名了。（5）
俯就民意 调查摸底
“黑杀风”从东安吹来
1974年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耳朵里灌满了抓“黑杀队”的事，所到之处，都是冤声载道，诉苦连连，政治气氛极其压抑。与党和政府产生了一股极大的离心力。他知道这是“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不管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但到底死了多少人心中无数。而且“好得很”与“糟得很”又各执一词，无论在县委领导班子或广大干部、群众中都大有人在，争论不休，有些人因所谓“站队正确”而得官，因“紧跟上头”而得权，因执行“极左”而得利，更多的人则因“站队错了”而挨整受压，挨批受斗。两派联而不合，对立情绪极重。要踢开这个拦路虎，摸一摸“极左路线”的老虎屁股，压力确实很大，自己刚从派性的漩涡中跳出来，再不想沾派性的边，但要与“极左路线”同流合污，置全县人民的血泪呼声于不顾，那还当什么共产党员？作什么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要你何用？人民要你何用？面对如此水深火热的人民而无动于衷岂不良心有愧？思前想后，自己已经被推到了斗争的风口浪尖，广大人民正在眼睁睁地望着你，满腔希望你出奇制胜，奇在哪里？唯一的办法就是理民情，顺民意，合民心，开诚布公地全面调查，铁证如山，让人民说话，让事实来证明一切，说服一切，教育一切，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在铁的事实面前，谁也不敢说三道四。
他在当时的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在1974年4月，用一个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县在“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乱杀人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在内，全面调查摸底。
笔者为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负责记录并掌管全部调查材料，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谓“黑杀风”破冰而出，纯系扑风捉影、严刑逼供的结果。⑹
1968年7月8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盛期，阶级斗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注：1981年5月．因县属金江水厍占地矛盾长期难以解决，该队已由东安县划归邵阳县管辖，成为金江水厍管理区之一）被批斗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李大德等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他们同时还提供了陈振球、陈仕元等一批人的“黑杀队”名单。
所谓“黑杀风”,是从道县吹来的，主要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们联合起来成立的“黑色组织”，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其实这都是酷刑逼供的结果，人们在阶级斗争的狂轰滥炸下叮破了胆，鬼迷心窍，捕风捉影，信以为真，便越传越凶。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和文革主任蒋金祥等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的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陈仕元等15人是“黑杀队”。调查人当面对质,吴超宝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又供认如初,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依然如故。
这明显是屈打成招、严刑逼供的恶果。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极其复杂、严峻，“极左”猖獗横行的严重情况下，人们斗晕了头，斗红了眼。失去了判断大是大非的能力，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反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大事当前，个人岂敢负责，更怕难辞其咎。调查人回队后立即将情况向上汇报，区、社领导靠边站，主政的武装部长不敢表态。问题迅速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领导人C政委站在“极左”路线的立场上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怕他们跑掉,万一真的杀了人怎么办？即将一根大树缝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缝处凿15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两块合拢,两端加锁,被抓的人被一根树拴着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文革”中民间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名曰“树刑”。紧接着便和东安县一模一样，严刑吊打逼供,被斗者受刑不过,普遍乱咬乱供，“抓黑杀队”之风开始蔓延。
7月11日，陈振球被毒打致死，12日，蒋坤妹被迫投塘自尽，16日，陈仕元、陈哲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打死。死人从此开始。
该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多种刑法下疼痛难忍,只求解脱,便不得不按指问招供,说：“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并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被毒打后上吊自杀,又问罪其女儿莫细云,莫细云受刑不过,供出105个“黑杀队员”。由于刑讯逼供,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也迅速增多。⑺
外因内联 保民杀人
“八•四”血案引爆全县
1968年8月4日，黄塘公社突发大血案，共杀九人，主要是地主子弟邓保民杀人引发的，立即成了引爆全县的“烈性炸药”。此事经多次调查，详情如下：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
他喜欢读书，特别爱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闲谈时，很喜欢向人介绍书中的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被他讲得滚瓜烂熟，文词并茂，有色有声，很受人推崇，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者，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含，宣传部长廖沫沙，因他们三人曾合作写了几本书，被批判得最历害的，一本叫《燕山夜话》，一本叫《三家村札记》，据说在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反动”内容，故文革初，即作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
那时搞政治运动，总要上挂下联。领导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坚定，高举旗帜鲜明，在狠批“三家村”时，便照葫芦划瓢，大“抓小邓拓”、抓“黑鬼”、“抓右派”，抓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者，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在被抓之例，抓得越多越有成绩。
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因讲故事而宣杨过《燕山夜话》，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小邓拓”，就成了枪打的出头鸟。大字报围攻、深揭狠批，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根据他家乡农民提出的“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主张和要求，立即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离开了县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批批斗斗、颠颠倒倒的是非之地，回到家里。他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开除干部的双重身份。当时的文革运动，在农村还很平静，他小心一一，安分守己，干了一年多，轻松自如。因为他当时年龄还只有44岁，身强力壮，加上在机关下乡，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对各项农活适应很快，不久便与本队的青壮年劳动力不相上下，评上了10分底分。自己算账：在机关，月工资只有45元，老婆和4个儿女在队当“四属户”（即干部家属、军人家属、教师家属、工人家属的简称），只能呷平均口粮，月投资30元，年成好，口粮还是紧巴巴的，投资后剩余15元，手头又紧，自己对家里也难以照顾。现在回家了，没有工资了，但每月有300多分工，再搞点家庭副业，四个崽女中两个有底分，最小的孩子也可以放牛了，算总账收入并不少，日子还好过些，全家人在一起更加美满愉快。爱人唐桂姣生怕累坏了丈夫，总劝他少干些家务事，处处安慰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与在机关里那些横眉怒目、唾沫四溅的“人吃人”场面，有如天壤之别。邓保民快乐地说：“你放心，我吃得消，过去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多年，你在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现在我回来了，要好好补偿补偿”。一席话说得老婆心里热呼呼的。接着他又双手一摊，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比工作时强远了”。他就是这样，夫妻恩恩爱爱，和儿子们有说有笑，真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1968年秋，从东安县刮来了“黑杀风”，邻近的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杀人了，“黑杀队”闹得人心惶惶。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邓保民刚刚呷过早饭，忽听得这突如其来的叫声，一家人都被吓懵了，他走出房屋，看来势不对，问：“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民兵们拿出箩索，一边对邓保民实行五花大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
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
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
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得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呢？
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是不行的。
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安排，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
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
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
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他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看来，不给点历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
两旁侍候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的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月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仍然不行，于是将他双手反绑，吊在屋梁上，他仍不招，有人就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吊，重量加大了，手臂受不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他只好违心的大喊：“我…交，我…交…”。将他从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我…参…加…了…‘黑…杀…队’”…。
审向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
邓保民只是摇头，他想：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便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
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
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巴皮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一口，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关到大队部去。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决定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提押人犯，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他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双手去帮邓保民开脚镣、手铐的锁。邓保民此时的心情十分紧张、复杂，他料定此次批斗，肯定会送他上西天，有去无回，因为当时到处大抓“黑杀队”，杀人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且此次挨批斗，很可能又跟上次一样要追查“黑杀队”，无中生有的事，又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决心一下，他就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刚把他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他立即跨前一步，抡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血如泉涌，当即死亡。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四起，惊天动地，大家乱成一团，人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涌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谁知溪水太浅，淹人不死，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的喊，打的打，杀的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此时，人们的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愤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
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今天早晨，他的大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爱人唐桂姣心情紧张，一边叫大女儿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但又怕小儿出去多事、闯祸，只好忐忑不安地带着三个儿女在家里静候、等待。
不久，大女儿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不…不…好…了，爸…爸爸…杀…杀…人…了！妈妈大吃一惊，说：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
18岁的女儿说：是真的，他用马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
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刚作好安排，那些追杀邓保民的大队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
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
面对如此凶残狠毒的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
老大邓爱华毕竟年长儿岁，她硬着头皮，麻起胆子，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看到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悲嘁嘁、动人心弦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有人却还在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说罢，看着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只听得咔嚓一声，可怜的与共和国同龄的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那股殷红的血柱刹时间喷出好远好远。
这时，站在前面的那一双双仇视、凶残、傍徨的眼光，看着剩下的两男一女像木偶一样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杀热了手的民兵们，被一股原始的阶级感情所支配，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人群中有的啧啧，有的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少人身上都溅有他们的血迹，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走向那与世无争的天国去了，禾场坪中只剩下了五具抽搐、蠕动的尸体和那流淌不尽的鲜血，整个禾场坪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此时，还有细心的人在清点尸首：
邓保民的“臭老婆” 唐桂姣 45岁 死了
大女儿 邓爱华 18岁 死了
小女儿 邓立华 9岁 死了
大儿子 邓超雄 17岁 死了
小儿子 邓少雄 7岁 死了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
“大家都回去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
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
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
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不得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昏，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
有人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人”想出的好办法，便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最后才留下一滩滩鲜红的血迹。
该队在杀了邓保民一家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得信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上级采取紧急措施。后该队在公社干部的劝导和干预下，又追杀一人，被迫自杀一人，共死九人，是称“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成为全县抓“黑杀队”的烈性炸药。⑻
群众运动 天然合理
到处一片杀人声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疯狂至极，群众舆论大哗，县支左办负责人C政委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继续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反复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论断，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
当时，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连大队都是民兵营长说了算，他们手捧C政委的“尚方宝剑”，“绿灯”一开，“黑杀风”更加有恃无恐，一时间杀声四起，形势急转直下。只吓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得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过火磨擦的人，如临大敌,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沙罐、尿桶和石灰、砂罐之类,作为防卫武器。并且日不远足,夜不出户。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打、就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心中有数,早作准备；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和平时爱提意见不服管教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刑讯逼供，脚镣手铐,捆绑吊打，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愈演愈烈。⑼
“8.4”后，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行动最快，他们在党支书陈善劝、文革主任蒋金祥、治安主任陈春锦（注：陈，原是县公安局干部，曾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受到处分，于1962年退职回家）三人在一个军属家里喝酒，听一个女人说“地主子弟”陈法林、陈儒成（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52年转业到甘肃省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即805厂，62年因病带30%的工资回乡支农）二人在“打禾桶边“起拱子”（阴谋闹事）”，立即抓捕讯问，二人拒不承认搞什么“阴谋起事”，就将他二人推到屋后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鸟铳将二人打死。此后又将从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陈儒林用乱棍打死。这样，该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共打、杀7人，被迫自杀2人，成了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杀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队之一。⑽
据塘田市区调查汇报：
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队8月12日召开大队党支部会，支书唐远亚说“当前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黑杀队”，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石门片的唐宋保常跑东安，这股风就是从东安传来的，难道他没有问题？”会议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勋、唐庭方抓起来审向。为统一思想，第二天又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统一分工，抓人审向，方法就是捆绑吊打，唐建勋由于绳索吊断，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头部跌烂，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不如弄死算了。于是指派了几个地主分子，将唐建勋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里活埋了。
石门片的唐宋保被抓后酷刑吊打，供出“黑杀队头目”唐慧方，“秘书”唐岛生，还有出身不好的唐运阳、唐运生，唐方雄等，进一步逼供，得到“黑杀队”要杀某某党员、某某干部、某某贫协等供词。8月20日，该片即召开党员、干部、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处理“黑杀队”问题，决定将他们处死。8月21日，由支委唐运雨主持会议，宣布唐岛生、唐运阳、唐运生死刑，立即执行，由民兵将他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岛生是台胞林月竹生于台湾岛上的儿子，故名岛生，本想送回故乡成家立业，服务乡梓，谁知遭此横祸，时年仅22岁。
第二天，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⑾
资江河里的死尸日夜漂流不息，“黑杀风”越刮越凶，各地快电告急,群众舆论大哗。县政法部门的干部看到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和践踏,忍无可忍,一致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据县公安局罗金陵等同志回忆：
8月6日,C政委去电,将部份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紧急召回开座谈会,他在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强调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说：“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八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县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又都握有县支左办C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八月中旬,乱砍滥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其中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假公济私的,有趁火打劫的,有浑水摸鱼的,等等，形势混乱到了极其严重、无法无天的地步。⑿
乱砍滥杀 手段极其残忍
在抓“黑杀队”乱杀人运动中，处死人的办法多种多样，手段残酷至极：
1、活埋：
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协组长周用卿，,此人是个理发师,一贯靠理发为生,五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几,大女己出嫁。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里,老两口身体差,劳力弱,底分低,年年入不敷出,盘口不到,想白天理发抓收入,又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只靠晚上偷偷摸摸帮人理发,弄点外块。故人家都睡了,唯独他家还亮着灯,还有讲话声。这就触犯了那些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和对他早有成见的人,平时想整他，抓不住把柄,这次机会来了,说他夜不闭灯,人声嘈杂,就是搞“黑杀队”,还是个窝点,要不，怎么灯亮到深夜,还有人讲话？把老俩口抓起来狂批猛斗,两个老家伙年老体弱不经打,一斗就垮,一打就瘫,怎么办？瘫软了,残废了,谁养活他们,岂不加重集体的负担？有人出主意：干脆埋了省事。于是把己经瘫软在地的老两口用畚箕抬起,丢到麦沙垅他自己的红茹窖里活埋,但又怕老俩口日后变鬼出来报仇,就往窖里倒了两升油菜籽。据说油菜籽很细,阎王爷有规定,不数清油菜籽多少粒，就不准变鬼外出投生。但又怕此法不灵,还往窖里倒了两桶大粪水,插上永世不得超生的牌子。周用卿夫妇被活埋后,十六岁的小女被迫出嫁,自养的猪和鸡鸭,办了杀人酒,家俱财产被瓜分,房屋被夷平。已出嫁的大女儿闻讯后气得疯疯癫癫,寻爹找妈,不知所终。
县体委干部蒋精明,是个转业军人,地、县有名的篮球运动员,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诬为“黑杀队骨干”,家乡农民把他揪了回去,使用种种酷刑逼供,他不供认,要活埋他,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受此冤枉,要死也得站着死,竖起埋”。凶手满足了他的要求,挖了个深坑,强迫他跳下去,蒋端端正正的站在坑内,手拿毛主席语录,口里不停的念喊,活埋时周围填土至胸口,使他眼鼓舌伸,再往土上倒水,被窒息而死。
县一中教师陈剑候，被人供认为“黑杀队”，大队派人把他抓了回去，严刑拷打后，把他和他弟弟两人，一起丢到屋后山的一口废煤窑里，用煤矸石掩理了。
2、 铳决：
塘田市区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一张“布告”，“布告”上写着：
ｘｘｘ,男,现年38岁,家庭成份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 1968年8月ｘ日
当问及“铳决”一词的来历时，有人还振振有词地说：政府杀人用“枪决”，我们农民没有枪，只好用“铳决”了。
新建公社夏亮大队中农社员夏秋冬看到到处抓“黑杀队”心里害怕而出走，立即被抓了回来，硬说他的出走是为“黑杀队”“通风报信”“搬救兵”，先用铁丝穿耳，他负痛破口大骂“土匪”，又被用铁钳把满口牙齿拔光，他仍不屈服，含血怒骂，被对准脑袋，一铳致命。
白仑公社石脚大队有个哑巴，名叫唐贤友，兄弟二人，只因出身地主，讨不到老婆，家里劳力足，工分多，分得的粮食、物资也多，与别人比较，生活相对要好一些，引起别人眼红，说“过去过地主生活，现在还是过地主生活”，他看到父亲和弟弟都被当成“黑杀队”抓走了，很害怕，在石山岩洞里躲了两天两夜，被发现后也当“黑杀队”抓了回来。大队负责人说：莫看他是个哑巴，精灵得很，鬼得很，一有风声就跑了，你问，他又不听见，吊打审讯也是空的，反正他哇刺哇刺讲不清，算了，马上处决。于是把他押到地头上，“轰隆”一铳，结束了他28岁的生命。
这件事在群众中的反响极大，都说：一个哑巴，何必……。引起了大队造反派领导人员的深思：铳响声音大，容易惊动人，容易引起大家的议论，同情的、讲好讲丑的都有，还要挖坑埋人，有坟堆总会触动人们的回忆，容易惹出麻烦来。处决人还是不留痕迹为好，以后对他父亲唐际求、弟弟唐贤任，和同队的芦方元、唐际雨、唐益成等人，就用一根绳索拴成一串，避开了塘田市这块为人熟悉的地方，押到河边村，推到芙夷河中淹死，让他们随波逐流而去。
县河伯岭林场枫木山生产队会计易昌扬,33岁,被诬为“黑杀队”后,铳决未果,被人用乱刀砍死。死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县五中体育教师杨奇志,地主出身,长乐公社人,被家乡的几个人诬为“黑杀队”头目,酷刑逼供，左眼球被打出垂挂在脸上，血染满面，先把他推入水塘中,因他身体高大魁梧,塘水过浅,淹人不死,改用铳打,又因距离较远,执刑者手发颤,打不准,加之铳砂散乱,未中要害,满塘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痛不欲生,站在水中高喊：“我呷亏不过了快补铳、快补铳”,他战战巍巍,一步一颤,挣扎到塘边,被人用大石头活活砸死。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农社员蒋少华，24岁，因曾借别人的枪去东安看未婚妻“摆威风”，被当场收缴，有缴枪证，别人不信，严刑追枪，他据理力争，宁死不屈,便把他关在一个破柜子里，被人用鸟铳竿子往柜内乱捅，结果屁股、肚子被捅穿，睾丸被捅烂，惨死于柜内。
3、石砸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杨柳生产队共青团员唐阳轩,61年从广西部队转业带回一张广西踩犁作纪念,运动中被诬为“黑杀队”凶器,批斗时将他打昏后丢到水塘里,然后用乱石砸死。
县药材公司干部林光礼,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因揭发公司领导隐藏黑材料被诬为“黑杀队”，酷刑拷打后,被押解回农村老家,又被拷打七天七夜,在最后一次拷打时,将他四肢捆紧,吊在树上,又在肚子上压一块大石头,凶手猛起一刀,将吊绳砍断,人石坠地,石砸人身,肋骨被砸断,内脏淤血,不治而亡。死后不准用棺材,老婆被打手霸占。⒀
县二中教师姚家齐。
据他的学生粟红叶回忆：邵东县人，家庭出身地主，为人老实善良，乐于助人，在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时，曾帮助不少缺粮少钱的同学解决燃眉之急，我就是被他支助者之一，极受广大同学的推崇和爱戴。文革中因曾帮“红教联”刻钢板腊纸而受到对立派的嫉恨。1968年，姚老师等到10月15日，也就是“复课闹革命”期限的最后一天，才回到学校。他认为“黑杀风”高潮已过，各级革委会相继建立，单位又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他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便大着胆子回校。谁知他刚入校门，走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门口，立刻就有一群由部分学生和教师组成的打手蜂拥而至，将他团团围住，当众宣布：姚家齐，大地主出身，父亲在解放初被镇压，财产被没收，对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在二中，他既不参加向走资派夺权，又不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和群众组织，反而帮助反夺权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们刻印传单，制造“炮打三红的反革命舆论”，今天，要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姚家齐交革命群众从严惩罚”。话未落音，几个彪形大汉，包括一名向姚老师大女儿求爱而未得者在内，立即将准备好的箩索、棍棒，把姚老师打翻在地，捆了又捆，还历声高叫：“老实点，别怪革命群众不客气”，他们先强迫姚老师跪在一条高木凳上，再从背后用拳脚猛冲，姚老师支撑不住，应声倒地，额头和脸部被重重的触碰在水泥地板上，立即被砸得头破血流，血肉模糊，他们又把姚老师扶上高凳，继续拳打脚踢，棍捧交加，只打得姚老师撕心裂肺，喊叫连天，如此打倒了又扶起，扶起来又打倒，反复毒打折磨，只打得他全身是血，口吐白沫，在地上乱爬乱滚，悲哭、哀号，渐渐痉孪、抽搐，僵卧在地，不省人事。正在参加“劳动改造”的“走资派”陈银河校长见状，马上走到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哀求：“出人命了，你们还坐视不理？要赶快采取措施抢救”！那些人不但不采取任何抡救措施，反而历声斥责他说：“管你屁事，你不老实改造，也是同样下场”。
过了一会，有人报：“姚家齐死了”。其实他尚未断气。
有人答复说：“死了就埋掉”。
有人提问：“哪个去埋？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蒋队长答复：让那些“黑帮”分子去埋，让他们受点教育？
于是，蒋队长亲自带路，强迫了20多个“牛鬼蛇神”，用门板抬起尚未断气的姚老师，向学校邻近的毛家岭山上走去。在山上，蒋队长对负责挖坑、掩埋的“一干人犯”说：姚家齐，是“炮打三红”的“急先锋”，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但他死得不彻底，一口气要断不断，死不暝目，为防止反动分子死灰复燃，要将他头朝下，脚朝上，嘴啃地，背朝天，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浅浅的挖了一个坑，将尚未断气的姚家齐老师匆匆地掩埋了。
蒋队长还对大家说：你们看，“炮打三红”的姚家齐就是这个下场，他就是你们的榜样，谁再敢“炮打三红”，下一个就是你！
由于当时姚老师尚未完全断气，执行人很不忍心，坑挖得很浅，土掩得很松，后来，坟墓被野狗扒开，尸体被撕扯啮食，白骨森森，恶臭难闻，惨不忍睹，群众反映强烈，学校又派人挑去石灰，重新埋葬。
更可怜的还是姚老师一家，长年靠他养活的年迈的岳父岳母从此无依无靠，又气、又穷、又病，先后双双气绝身亡，三个女儿，老大被迫早嫁，两个小的随母改嫁他乡，一个好端端的教师之家，霎时间家破人亡了。据说在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时，因无人举报，至今连反都没有平。⒁
4、吊麻蛏
长乐公社伏溪桥街上发现了一张杀人标语,被一口咬定是贫农社员王青治所为,因他有点历史问题,不承认，便把他用索子捆成粽子形状,再用六付萝索连接起来,将他从伏溪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一起一落,象吊青蛙一样,然后放到溪水里,再用篙竿捅死。
其兄王青树不服,说他为反革命翻案,强迫他跪在柘刺棒上“教训教训”。
5、耙（锄）头挖
白仓公社鸟语大队贫农社员、复员军人杨文武,平时爱讲干部的好丑,又经常在外搞副业,被诬为“黑杀队”,经严刑批斗后被宣判死刑,派几个民兵去执行,先用鸟铳打,执行者手发抖,用刀砍,提刀的又不敢动,把他推到水塘里,塘水又太浅淹人不死。他站在水中,不住的向岸上打躬作揖求饶,说“我不是‘黑杀队’,祖宗三代讨米,只剩下我一根秧,今后保证老实听话,服服贴贴”。执行者说：好,你出来，他信以为真,爬至塘圹边,被人用挖牛粪的四齿耙头照准脑袋就是一耙,脑浆四溅,当场毙命。
县七里山园艺场新田大队回乡知青向启文，因跟毗邻的白羊铺王香阶学医，有人反映王参加了“黑杀队”，大队便怀疑向也是“黑杀队”成员，立即召开批斗大会，向不承认，便酷刑逼供，被打得死去活来，9月18日开大会批斗，向启文再次被打昏，大队当场宣布他顽固不化，执行死刑，实施活埋，后苏醒过来，站在坑内对活埋他的人恶狠狠地说：“你们今天埋我，明天你们也没有好下场”。执行者脑羞成怒，狠起一锄头，将他的脑袋敲碎，脑浆四溅，当即毙命，年仅22岁。
长乐公社塔桥大队地主子弟陶进雄，解放初参加工作，在益阳地区当农业技术员，抓“黑杀队”时被家乡农民揪回算账，他说：1949年解放时我还在安江农校读书，52年毕业才分配工作，并未参加剥削。讲我是“黑杀队”，益阳地区没有，我刚被抓回一直有人跟随监视，我就是想参加也没有机会呀！主事者无言以对，大骂“不老实”，“吊半边猪”，用棍棒打，一条腿被打断，陶痛不欲生，破口大骂“土匪”“强盗”，有人顺手一锄头，把他的脑浆都挖出来了。
6、丢入老煤窑
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中农社员张南卿被诬为“黑杀队员”后,毒打不屈，强令其两个弟弟把他丢到老煤窑里淹死。
7、擀面条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时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为“黑杀队”搬救兵,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只压得他骨头断裂,屎尿直流。
8、铁丝穿脚筋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对全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旧案重提，不认，被人用烧红的铁丝穿起一双脚筋,吊到阶檐梁上,被活活打死。
9、脑袋开花
县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名曰“脑袋开花”。
10、铁锤锤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坊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锤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粉,然后一捶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11、火烧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被活活烧死。该社还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12、铁丝穿奶子
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 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众,但她志高气傲,高中毕业后非要找一个大学生不可,对本乡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里,后如愿以偿,择日成亲,双方商定一切从简。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她的乳房和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用铁丝穿奶头,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
13、烙铁烙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共产党员,因曾经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当场把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脊梁骨砍断,把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身上烙,只烙得流油冒烟,之后又把他吊在树上,快断气时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然后用乱石砸死。爱人无法生活,将大孩子送人,自己带小女儿改嫁了。
九公桥中学教师钟明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因在文革中活动积极，叫“造无产阶级的反”，1968年9月，“贫宣队”进驻学校，被诬为“黑杀队”,在私设的牢房里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先把他捆绑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浸入水中,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迁”、“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又想出了一个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生殖器而死,时年34岁。
14、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豺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因担负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把他双手反绑吊起,再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土砖,被活活拷打致死。双目失明、讨了半辈子米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被打死,他摸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想给儿子补补被残酷折磨的身子,打手们横眉怒目,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已经被打死的儿子都不准,气得他爬在地上咬土喊天。后把他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15、沉河
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旧社会教过私塾,抗日时期曾当了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小土地出租。文革中被人供认为“黑杀队”,审讯时他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参加“黑杀队”有什么用？再说,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好,从未关押批斗,与我无仇无怨,我为什么要当“黑杀队”？直言争辩,招来一场恶斗,打耳光鼻子出血,抽鞭子皮开肉绽,砍扁担骨折瘫软,仍矢口否认,便“掰罾”,把他的双脚双手捆起来,背向上,脸向下,悬空吊起,还不招供,背上加土砖,二十多斤一个,一直加到四个,仍不承认,绳索吊断,人摔到地上,奄奄一息,立即把他打铁的崽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一条心,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父亲从地上扶起来,用力往肩上一杠,掮起就走,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沉入河中,让他随波逐流而去。
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唐方春,复员军人,于“四清”运动中下台,1968年9月，在大抓“黑杀队”期间，被同村的唐开云（当过伪兵）、唐奇美叔侄二人诬害为“黑杀队”，因唐方春曾揭发、批判过他们的厉史污点和错误而心怀不满，认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在严刑吊打之后,于9月9日上午，把他五花大绑,推入芙夷江中,他水性好,想踩水过河逃生,唐开云等二人立即持梭标划小船追上,唐奇美对准唐芳春胸部猛刺七梭标毙命，血泛资江，尸随水流。后妻嫁子亡,七十多岁的老父怀着深仇大恨，头顶一个斗大的冤字,手提一盏点亮的马灯,去省、地、县鸣冤告状。回家后反遭残酷批斗,打断一条腿。这件事民愤极大。1974年县公安局立案，省、地、县三级公安联手侦破,将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凶手唐奇美追回判处死缓，同案犯唐开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975年9月25日执行枪决。时塘渡口镇万人空巷,群呼青天。
黄亭市公社永兴大队现役军人杨敌忾请假探家，看到到处抓“黑杀队”把人处死，说是“目无法纪”。凶手们说他“包庇黑杀队”，是“同谋”，不由分说，把他捆绑起来，丢到河里淹死。后部队来电催归，大队回电谎称：渡河不小心，掉到河里淹死了。
,金称市公社医院医生唐柏林,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复员军人,1968年8月被诬为“黑杀队”,实行关押批斗,限定他在8月18日午时三刻交出反动纲领和反革命组织名单,时间一到未交出,即将他五花大绑,投入芙夷江中,唐会游泳,边踩水边说：我不是“黑杀队”,我能劳动,能工作,还会看病,请不要淹死我。凶手划了一只船,说：你过来,不淹你。他信以为真,迅速向小船靠近,被人一篙杆把脑袋敲碎,再一篙杆,尸体和鲜血顺流而下,不知飘往何方？
16、乱棍打死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老贫农唐晋如,男,七十岁,军属,土改时当过乡长和乡农会主席。1968年农历七月初五,七十寿辰,为避免大操大办,走到邻近的中和公社妹夫家躲生,回家时顺便采点草药替人治病。时该地正大闹“黑杀队”,路过一村,恰好该村又发生火灾,发现他是生人,即诬他为“黑杀队”故意放火烧屋,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乱棍将其打死。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答复说：“好人打好人,误会”。
,红石公社荷叶大队中农社员蒋建中。像他母亲一样，嘴子特别历害,平时最爱提意见,又爱讲干部的好丑,母子两一唱一和,被一些大队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几欲除之而后快。1968年9月“抓黑杀队”,机会到了,诬他们为“黑杀队员”,将他母子二人用乱棍活活打死。他爱人已有六个月的身孕,强迫坠胎改嫁,一个十二岁的嫡亲侄子也要捆绑处死,斩草除根。幸有47军两个战士路过发现后抢救,才保住了这根秧。
郑昌谷, 男 ,汝城县人,1960年毕业于零陵地区农校,分配到邵阳县黄亭市区农技站当技术员,为人性格善良,工作稳重扎实,是该站的一名技术骨干,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又与领导的观点不一致,1968年“抓黑杀队”时诬说他藏有黑材料,请县农业局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派人来帮助搜查,想借以整倒郑昌谷,可是搜来搜去,并没有抄出什么黑材料,有人想收场,有人不服气,反复再搜,找到了郑昌谷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据说在该语录本扉页的毛主席像上发现有黑x痕迹,于是大喜过望,说郑昌谷企图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立即将他五花大绑,送往塘渡口县城。但不知为什么，抓人者既不需要逮捕证、拘留证之类的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要查证核实所谓反革命的真凭实据,又不需要分析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更不需要公安等执法部门的鉴定确认。居然见风就是雨,拿起鸡毛当令箭,企图屈打成招。可是尽管皮鞭抽断,酷刑用尽,郑昌谷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仍然没有得到半句口供,批斗迅速升级,只打得他痛不欲生,神志昏迷。反说他故意装疯卖傻,更是罪加一等。有次召开批斗大会,台上有县革委领导和公检法头头主持,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郑昌谷揪上台来,既未宣布什么罪状,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反革命罪证,上台后就是一顿乱棍毒打,只打得他口鼻流血,站立不稳,瘫倒在地,气息奄奄。散会后又把他拖到县农业局继续斗打,郑昌谷终于被打得魂归西天,再也爬不起来了。此后,他老婆被迫改嫁,两个小儿不知所终,1979年落实政策,宣布郑昌谷无罪,作非正常死亡处理。至于打人凶手,不知谁人过问？
蒋柳桥, 男,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贫农,因参加名叫“资江烽火”的群众组织,于“1968年9月12日被诬为“黑杀队”，关押到公社机关,脚镣手铐一个多月,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走投无路,被迫悬梁自缢,死后反说他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强迫其家属扎个草菩萨,穿上他的衣裤,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还有王茂田, 男, 该大队民兵副营长,共产党员,在抗美援朝前线负伤立功,系三等残废军人。因担任过群众组织“资江烽火”的武装部长,于1968年9月12日当成“黑杀队”抓捕入狱,坐牢一年零四个月,受尽“坐飞机”、“抬杠子”等种种酷刑,1970年释放后又在大队批斗毒打,口吐白沫,七孔来血,不治身死。妻子改嫁,幼子带走,家破人亡。
17、绳索勒死
,中和公社田群小学教师伍化龙,文革中活动积极。1967年12月6日,该校曾发生斗殴杀人,伍写了一张大字报：“有理讲得清,何必要杀人,动刀就不对,杀人要犯罪。不能私设法堂,不能目无党纪国法”。这本来是入情入理的好意劝解,而肇事者却视为仇敌1968年9月乘“抓黑杀队”之机,煽动群众,诬他写反动标语（就是上面那一条）,是“黑杀队”，将他活活勒死。死后又用绳索将他挂在学校的小便处,说他是畏罪自杀。几百元存款被霸占, 而凶手因谋财害命“有功”，,被吸收入党,后又被提拔为某中学负责人。
18、“五马”分尸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学生成份,邵阳县水田公社人,1968年8月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被人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人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尖尖弯腰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尖同时放开,蒋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
19、强迫吃粪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资江烽火”群众组织被诬为“黑杀队”，被捕入监，反铐“背包狱”九天九夜，屎屙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硬让他把粪吃掉。
20、冻刑
国营五丰卜林场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台风”时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1970年“一打三反”中又说是“贪污盗窃”分子，新帐老帐一起算，时值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强迫他脱光衣裤，挨冻受斗，老婆分娩，婴儿被活活冻死。
21、自戕
下花桥区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打倒毛某某”。硬说是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邹出身地主。邹说：“我家虽是地主,但在当地是单门细户,毫无政治地位,解放后入了党,当了完小校长、学区主任,都是沾毛主席的光,搭共产党的福,感谢还唯恐不及,怎么还能打倒呢？“狡辩不招”,酷刑侍候。邹说：“口说不信,我自剖心肝,让你们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立即手拿菜刀,当众剖腹,肠胃流了出来,抡救无效身亡。后经省公安厅鉴定，反标非邹所为,落实政策作非正常死亡处理,妻女适当抚恤。1975年有人再次发难,抚恤被迫中断。
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手段之残酷，情节之惨烈，不胜枚举，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吓得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恶性澎涨,暴行泛滥,越杀越凶。有人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这就是当时群众的反映和干部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
到八月下旬,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牵连不息，两岸观者云集,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半月不敢饮用河水,市众哗然,民怨沸腾,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捡埋尸体,每具五至十元,加草席一床，市里（注：时地、市同城）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拉板车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人们私下议论：“真是黑了天了”。⒂
塘田会议大喊“杀人偿命”
“黑杀风”开始收敛
八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该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一天,他听人反映有人被当成“黑杀队”打死了，又看到一队队人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捆绑着一串人往河里推。经询问,方知是在处死“黑杀队员”,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地方当局居然无人过问。他被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所驱使,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重重阻力,挺身而出,跑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三人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由解放军出面,把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大队主要领导全部召集拢来,以四十七军师政委的名义召开全区三级干部紧急大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座无虚席,会议中一反以往嘈嘈杂杂的混乱现象,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陶政委做报告。因会议内容切中要害,会场格外宁静肃穆。陶政委重点宣讲毛泽东思想,讲解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并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罪的,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的要交由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都要以命偿命。大家散会后对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政委正气凛然,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尤其是“以命还命”一句,把人们从疯狂迷乱中拉回到正义理智的轨道上来,有人说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面前的道路。陶政委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C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玷污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⒃
塘田会议的精神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迅速传遍了全县各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九月三日,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并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决定四条：
一、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
二、严禁随意抓人杀人；
三、区、社不准介绍到外地抓人；
四、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
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使“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十月，狂吹一时的“黑杀风”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制止“黑杀风”陶政委功不可没,谁知县支左办的C政委反而说：只怪姓陶的不该开了那次会,致使以后又追杀了许多人。真是欲盖弥彰，恬不知耻。
陶政委转业到邵阳市，有死里逃生者登门求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说：“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我们同级,他会听你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⒄
“黑杀风”余波未尽
“一打三反”新账老账一起算
塘田会议后，大部分地区的“黑杀风”开始平息。但由于极左路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报复”，趁机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据塘田市区了解，该区在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杀现象。有的地方还在等待时机，准备新账老账一起算。所以在1969年的“斗、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为全县的斗、批、改运动计划分三批搞完）运动，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相继发生了捆绑吊打和刑讯逼供等死人事件。
1970年春,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抓黑杀队”的继续。。
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邵阳县召开三千人的干部大会,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w某在会上声色俱历,杀气腾腾。他说：“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杀、杀、杀”。他一连喊了七个杀字。说“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全县城乡立即陷入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据原和平公社党委书记陆古成同志回忆,该公社在当天晚上，即有七人被吓得自杀身亡。他还回忆说：当时，县里正筹建氮肥厂，向和平公社布置红砖生产任务，陆不该电话询问红砖的价格是按市场价还是按调拨价？即被县革委主任在全县电话会上大骂特骂，说他“算资本主义帐”，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要“查他出身九代”，要“撤职查办”。可见调门之高，来势之凶猛异常。后来，他们果然派出专案组对陆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工作经历，左查右调，明查暗访，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陆古成就此辞职，远走高飞。⒅
整个运动分为农村、县城两大块。
县直属机关,则集中财贸、工交、卫生、农、林、水系统干部,举办所谓“三清三反”学习班,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选择靠近县人武部,紧邻芙夷河畔的、原县一中校舍为基地。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再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参加,由造反起家的、红得发紫的县革委常委黄明宣全盘负责操作。
办学习班前培训骨干。C政委强调：“怀疑就是对象,交代就是证据”,“箩索就是逮捕证,吊断箩索数现钱”。他还告诫大家,说：“林副统帅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战役小战役,文战役武战役,配合进行,现在是二百米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行动口号是：“领导者威风凛凛,指挥者杀气腾腾,执行者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整个学习班共搞了三期,先后有两千多人参加,由黄某一手操作,仍然沿用“抓黑杀队”、“刮台风”那一套极左的高压手段,动用了古今少有的四十多种刑罚（详附录5）,半数人以上受过多种酷刑,三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残。群众描述这里是：“四门紧闭站双岗,中间流动背起枪,大房子设刑场,小房子搞审判,大礼堂设法场,进了一中无有好下场”。在这种严刑逼供下,82%的人被打成贪污、盗窃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
九公桥粮站保管员王克俊,60岁了,他一个人受了21种刑罚,九次昏死,坐黑牢一年多,被毒打致残。后查证落实,只有34元钱账目不清。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红旗公社红旗大队人,原怀疑他是只“大老虎”,用“车轮战术”轮番轰炸,狠狠整了他两天两夜,各种刑罚用尽,他吃亏不过,躲在厕所里用剃须刀片割颈自杀,死后,立即召开大会,说是“示威”,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举办“罪行展览会”,从国库拉钱取粮,派专车从他家里把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他妹妹的嫁妆被在内,全部拉到塘渡口做“罪证展览”。这里还有一桩怪事,人死一年以后,1971年3月4日,县人保组、军管会还发出“联合通知”,要“罗庆云遵纪守法,老实改造,争取成为新人”。草菅人命,由此概见。
还有个李根银,下花桥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共产党员。1970年3月,作为积极分子和接班人来参加学习班的,经济上、政治上均无任何问题,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逻放哨时说：“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就是这句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成了运动中的绊脚石,批斗三次后交附近的沙坪大队农民监督,李思想不通,割颈自刎。死后宣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埋棺材,不准亲友看坟堆。群众反映：“头天是红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学习班的经济帐算得更加离奇古怪：厨房的大师父尝菜的咸淡,炊事员呷锅巴,酿酒工尝酒,药剂员检药、煎药,养路工坐车,值班员睡公铺,屠业员扣秤,还有出身不好的教师家属按当时的政策呷“四属户”照顾粮、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等等,都要按工龄长短,累进计算,高价退赔。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呷锅巴、尝菜,退赔1630元,一个屠业员卖肉扣秤加罚款共9999元,因为上万元就是死罪,杀了人钱就收不到手了。甚至连教师星期天休假,也要罚1.3元钱一天,理由是：农民没有星期天。
县中医院有个姓肖的煎药工,62岁了,在学习班上有人质问他说：“你天天帮病人煎药,药中有红枣、桂园、党参、当归等补药,你就没有呷过一点”？肖答：“中药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个敢乱动”。主持人大喊：“不老实,吊起来”。肖老头怕吊打,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承认尝过一些甘草、党参。主持人追问：“究竟呷了多少”？答：“两三片吧”！片、钱音近。主持人又问：“一天三钱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吊、打,三钱就三钱,回答：“是”。主持者又进一步追问：你负责煎药有好长的时间了？肖答：十年了。主持者算帐：一年365天,一天三钱,一年就是十多斤,十年百多斤,甘草、党参各半,按市场高价计算共140多元。结果硬让他如数退赔,交钱消灾。
更奇怪的还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费,被看管，要出看守费,被调查，要出脚步费,被审讯，要出烤火费,被吊打，要出手续费,连头戴高帽,身穿白挂,颈挂黑牌,都要按制作成本和加工补助，高价算钱。这笔钱,有的交钱赎人,有的扣工资,还有的在平反复职的补助费中一一扣除。还说是“照章办事”。有个人被关押35天,各项费用105.6元,要交钱赎人。有个人被打死,要家属交300元领尸,交钱不出,老婆被活活气死,别人帮忙将房屋发卖,交了钱才把尸体领回去。有个现役军人探家,说“如此搞法不符合党的政策”。即被戴上“破坏运动”的帽子,坐牢几个月,被毒打致残。他在牢中唱“心中想念毛主席”,说是违反监规,罚他在小便处跪12小时,还强迫他喝了几口尿。⒆
教师没有参加学习班,但也大浪淘沙,有470人被抓斗审批,有241人惨遭毒打,7人被迫自杀,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
学校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的，说是“没有资格”，要按高价退赔,家属在农村按“四属户”（即干部家属、职工家属、教师家属和军属）呷照顾粮的,要按自由市场的价格退赔差价,星期天未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要退赔一天的工资。长乐公社的周凤翔老师因此退赔了314元,王玉清老师退了787元,赵碧霞老师退了402元,双江公社的郭雄老师退公费医疗费290元,退粮食补差款90元。这些数字在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小学教师的月工资高的48元,低的32元,几年不吃不喝也难交退赔账。⒇
农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团”为主。据县公安局统计,在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识98起,成员744人,最后落实,只有一起涉嫌立案,其余全是假的。蔡桥公社13个大队，有10个大队挖出了反革命组织：黄亭市公社茶铺大队打出了5个反革命集团。
原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团案”就是典型的惊天大案之一，详情如后：
在1968年8月大抓“黑杀队”时，五洞大队也有两派，在两派的互相攻击中，说地主子弟陈良柱在邻近的东安县打工，抄回了刘伯温的《烧饼歌》和《五公经》，并且秘密传播。这在当时，实属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队干部即主观臆造，说是“以地主子弟陈良柱为首，地主分子陈夷如为后台的反革命集团”案，陈良柱被惨杀。两个小小的生产队，立即被搞得昏天黑地，鬼哭狼嚎，县里马上派人帮助破案。
在办案过程中，该专案组负责人、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侦破组长陈有名！（化名），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做思想工作、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积极检举揭发为由，对该队“反革命分子”陈时元的妻子、年轻貌美的廖美娥（化名），威胁利诱，逼迫成奸，而对其夫陈时元则严刑吊打，酷刑问罪，百般折磨致死。廖美娥则被陈有名霸占长达七个多月。期间谁反映、议论他们的男女关系之事，就乘机给谁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绑吊打，酷刑逼供，坐牢判刑。俗话说：坛子口封得倒，人口封不倒。尤其是这类桃色绯闻，更是不胫而走，流传飞快，压力再大也无济于事，结果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反革命集团也越滚越大，最后在100户中，竟有96户半成了反革命，占96.5%。这半户就是：陈时元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被长期关押打死了，而其妻子廖美娥却被陈有名霸占，当然不能算在反革命之例。其中：有30人被严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狱，最长的坐牢28个月，最短的也坐了8个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长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残，。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杀夫奸妻案”。
由于受害面特大，本队的社员群众要分散交外队管制、监督，还要请外队人到本队来当队长。
这一耸人听闻的奇特现象，从1968年抓“黑杀队”起，于1969年斗、批、改定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社体制改为乡，大队改为村，时间长达十年，到1986年才彻底平反昭雪，干部、群众受苦之深，冤屈之重，血泪之多，是罄竹难书的。此案虽经受害人廖美娥多次反映上诉，又经正县级离休干部张必烈等三人查证核实，但因派性干扰等种种原因，直至八十年代末全案平反，因当事人已死而不了了之。（21）
此外，黄塘公社有八个知识青年参加修水轮泵站非常卖力，被群众誉为“八大金刚”。运动中有人看到他们特别团结坚强，被阶级斗争绷得紧而又紧的神经，便怀疑他们可能有不轨行为,立即被公社“一打三反”办定为“反革命组织”,名称就是“八大金刚”,抄家抄出一张八人合影像片,就是“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一首自勉诗被说成是“反动纲领”,一张寿筵入席名单就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真所谓“铁证如山”,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结果查来查去，查了半年，什么反革命活动都没有查出来。
谷州公社有三个下乡知青,晚上喜欢一起在田野散步谈心,也被怀疑是搞“反革命活动”,运动中酷刑逼供,画地为牢,一站就是半天,一个个双腿站肿。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青年社员胡玉华被说成是“反革命组织”的联络员,“一打三反”时把他抓到公社严刑审讯拷打,关了42天,瞎子老娘被逼，活活病、饿而死。
经济上搞得更惨：
和平公社新河大队有个张十延,是个祖传牙医,技术好，态度好,很受人欢迎,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镶牙,按规定投资。运动中说他在外“搞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赚钱盖新房,而被关押批斗,私有财产,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内,一律没收充公。
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运动中说他有经济问题,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典型，关在大队部办学习班,学了一个星期,恰好他爱人生了一个女儿,他向治保主任请假，就近去塘渡口县城买点东西给老婆坐月子,被大队党支书知道了,硬说他是以买东西为名去县城告状,派人抓捕追打,结果一只手被打断,第二天不知何故竟惨死在被关押的小屋里。此事民愤极大,停尸游行，扛尸闹事,大打命案,后被用行政手段强压下去,该大队支书反被提拔到区属企业重用。
九公桥医院职工李建湘,在“一打三反”中被批斗时想吸烟,被人用打火机将胡子、眉毛、嘴巴、下颌全部烧焦。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有五个月的身孕, “一打三反”中遭诬陷,被人强迫她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脚盆里,名曰“坐水牢”,活活折磨而死。
双清公社双龙大队院子生产队贫农社员张自卫,运动中说他与反革命有牵连,种种酷刑均不招供,有人便想出了一个毒招：让他屁股半蹲,双腿微屈,象打拳的坐桩一样,脚板下各放青砖一块,双膝上各放土砖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标一柄,标尖向上,对准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箩索上,再用两根稻草把两个大姆指吊起来,使人一动也不能动,两分钟人就昏死,名曰练功桩,实是受活罪,看你交代不交代？
陈勋尧,男,河伯公社上阳大队十九生产队人,贫农,因搞副业曾贩卖过几疋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作“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上吊自尽。死后不准家属哭,不准送葬,不准进坟山,还要在棺材上贴上“反革命分子陈勋尧死鬼灭魂”的字条,勒令他儿子陈上喜照着念,念完后还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勋尧”的口号。
谢习之,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人,贫农,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三年,年年按规定投资,未欠集体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县革委工作组进驻该队,将他做为资本主义典型,算了三笔“剥削”帐：一、三年中先后带徒弟六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剥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赔，计1944元；二、在外给人打晒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计468元；三、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回家修屋,剩余部份木料,做了四副棺材,出卖二副,得230元,重罚500元；三项合计2916元,立即退赔。谢思量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个数,被逼悬梁自尽。
刘再兴,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回乡知青,贫农。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被打得遍身是伤,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说自己不是反革命,释放后的一天,他正在理发,忽被人叫去大队部,一个多小时后,不知何故被吊死在梁上,不但无人追查,反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画起象在大队和生产队批斗。
谢 龙,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回乡知青,贫农。因参加过“横空出世”的群众组织,运动中把他关押到大队,逼他承认该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严刑逼供未果,又转押到公社受刑,谢不堪忍受,碰壁而死。老父见儿子被整死,悲愤交加,一命呜呼,剩下老母孤独无靠,终日以泪洗面。
何文亮,县肉食品公司职工,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农民,以诊猪诊牛为业。因系县工代会委员,“刮台风”时被吊打一天一夜,身受重伤。“一打三反”又被抓到邵阳饭店毒打致死,临死时还高喊：我相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有一天会胜利！
邓星飞,红石公社石湾大队贫农社员,因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中被诬为反革命,先后在公社、大队关了十一天,受尽种种酷刑,被人用铁棍活活打死,反说是畏罪自杀,父母做反革命家属对待。
经过地、县联合调查团1974年4月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付，被打死、杀死322人、被逼自杀669人，共计991人，还有113人致残。
全县农村的“一打三反”整整搞了一年：共打击了19721人,其中贫下中农等劳动人民17016人,近90%,有6417人被关押,15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123万多元,抄家1.6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有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不少人被逼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是继“抓黑杀队”、“刮台风”后的又一次浩劫。（22）
以上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情况，这种极左，以后逾演逾烈，邓星杞和田南堂二人的悲惨遭遇就很说明问题：
邓星杞支持学员参观韶山，
是现行反革命悬梁自缢
邓星杞,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人,中农成份,学生出身,195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先后在本县二中、四中、五中任语文教师,工作积极,教学水平很高,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1970年秋调县一中，任县师训班教语文教师,至71年已办了三期教师轮训班。在教学活动中,学员们积极要求去参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学校领导也大力支持并具文上报,县有关领导批示：每期学员可去韶山参观学习一次,但必须选择好时机,服从安排。学员们喜笑颜开,欢欣雀跃。
前两期都如愿以偿,可是这一期等了几个月,多次请示未果。
五月,邓星杞上语文课,讲解“颗颗红心飞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一课时,把外国友人无限热爱毛主席家乡一草一木的动人情景,绘影绘形,有声有色,更加激起了学员们去韶山参观的强烈愿望。有人提问：外国朋友都可以去韶山参观,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儿女,想去参观受教育为什么这么难？
邓老师答复：你们想去韶山参观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不过上几次去是经过县委批准的,这次要去,还得靠你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向县委请示。
时过不久,学员们生怕错过机会,还是主动为好,选出九个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革委教育组请示,教育组负责人又带他们找到主管财经的县革委曾副主任批钱,曾说财政有困难。学员们要求积极强烈。
恰好这时,新任县委书记的柴政委驾到,他不问来和理,即严词批评学员们搞无政府主义,并上纲上线，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们这是第一次围攻冲击新县委,性质极其严重”。一顿脾气把九个代表轰走了。
他还批评教育组领导不该支持学员闹事。当即指示政工组、教育组立即联合组织工作组去师训班“查后台”和“幕后操纵指挥者”,宣布师训班停课办学习班。
首先对九个学员代表轮番审讯,大会揭,小会批。一霎时，围攻的大字报、小字报、横幅、标语铺天盖地。声势气氛搞得特别紧张吓人。
后来查到邓星杞头上,柴书记在全县区、社干部“批陈整风”会上声色具历地说：“师训班有个邓星杞,什么知识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社会主义讲台,贩卖封、资、修的黑货,煽动学员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邓星杞立即被停职反省,批斗围攻。到处贴满了“邓星杞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罪该万死”的大字报,“邓星杞不老实,就叫他灭亡”的横幅标语铺天盖地。
整风学习,批斗围攻,整整搞了七天,工作组感到没有什么新内容，请示：是否继续？柴书记答复：继续，硬要把邓星杞批垮批臭。于是又斗了七天七夜。
14天来，邓星杞一边挨批挨斗,一边写检讨。这样的检讨如何写,这样的日子如何过,越想越思想不通,明明是政治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6月7日，又逼他承认“蓄意反对毛主席”，他实在忍无可忍，只有以死抗争，当天下午3时,便悬梁自缢了。
柴书记说他“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埋几块楼板还便宜了他”。
此后,他妻子气得自杀身亡,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祖父祖母被活活气死。全家出了三代冤魂。
田南堂实话犯上
冤死黑牢
田南堂,长乐公社碑头大队民办教师,为人心直口快,敢讲真话。
他曾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大队书记弄虚作假,害得群众冒饭呷”。揭露大队书记虚报粮食产量,多卖统购粮,只图个人得表扬,不顾群众饿肚子的恶劣行为。
因为该大队是县人武部政委，后任县委书记柴德林农业学大寨的重点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标兵，一年下来，农业跨纲要，粮食要丰收，要多卖超产粮、过头粮。等到第二年五、六月份，青黄不接的时侯，许多社员断粮、挨饿，学生缺课的也一天一天增多，群众对卖过头粮的意见很大。而大队书记反说这些缺粮户是故意闹粮荒，是反对学大寨，是给柴书记脸上抹黑。更横蛮地不准社员外出借粮，说是“出丑”。
田南堂忍不住，就写了那张大字报揭老底，说他虚报产量，弄虚作假，只顾个人利益，不管群众死活。
大队书记慌了手脚，马上向公社书记汇报。
公社书记认为大字报已经公布，群众都知道了，影响无法收回，只有做田南堂的工作，要他承认大字报的内容是故意捏造的。干是把田叫到公社，说想和他谈谈心。
田说：谈心可以，但有三条：一、要平等待人：二、好话坏话都要听：三、不能吹胡子、瞪眼睛、发脾气。
书记满口答应，你先说。
田南堂说：我们大队一亩多水田一个人，还有旱土，如果亩产超纲要，人平一千多斤粮食，除了种子和上交，人均可呷800斤，而去年我们才吃450斤稻谷，水份重，还有二壮谷，以前500斤红茹抵100斤谷，去年是300斤红茹抵100斤谷，挂起牌子牌头大队卖了多少超产粮，实际上是卖社员的口粮，卖过头粮，才出现饥荒，要是如实反映，请求政府反销还好办，可惜大队打肿脸冲胖子，连社员自借自还都不准，还要扣“砍学大寨红旗”的帽子遭批斗，他们为什么如此不顾群众的死活呢？说穿了，就是好大喜功假积极，溜须拍马送东西，茶油、鸡婆巴接柴书记。你这个公社书记也要当心，逢年过节送酒，送油泡豆腐，过节杀猪，送猪心、猪肝、猪肚，你又拿什么去回报人家呢？……
书记忘记了尊严，气得脸红、筋涨、手发颤，“啪”桌子一掌，火冒万丈：田南堂，你血口喷人，污篾三级领导……。
田南堂说：我俩有三条在先，话未讲完你就拍桌子、发脾气、骂人，不跟你讲了，再见。说罢扬长而去，书记气得起口来血，七窍生烟，不整倒田南堂誓不为人，于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决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以下犯上、污篾三级书记的反党分子田南堂。
谁知会议声势造的再大，标语、横幅贴的再多，但因田南堂说出了广大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同情者居多，上台批斗者极少，会议松松垮垮，最后只好喊几句口号收场。
公社书记实在不甘心，你批评他以下犯上。他说你的屁股没有坐正,还说你们为了向上爬，给县委柴政委大送东西。你说他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目无党纪国法。他说你们这些害人虫沆瀣一气，无法无天，万人大会批不倒，便分头搜集整理材料，送县公安局,宣布逮捕法办。
田南堂在审讯中大揭行贿受贿、虚报粮食产量、卖过头粮、害得老百姓忍饥挨饿的盖子，死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在监狱里绝食七天。哥哥劝他进食，他说：领导不承认抓错了誓不进食。后说放他回去才动了口，后又说不放了，过三天，忽然通知说田南堂暴病身亡了,快去领尸。但暴死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层层上访 热情接待无结果
清查“四人帮”反而成为“残渣余孽”
1974年5月1日，中共邵阳地委正、副书记，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齐集邵阳县委，听取调查汇报。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使得领导们喉哽鼻塞，热泪盈眶，一致表示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极左遗患，地委将从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阳地委还以14号绝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汇报。
同年5月，我们把“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中使用过的刑罚，筛选、汇集成72种，再用一尺见方的硬壳纸，用漫画型式，绘制成72种刑罚图，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展出，结果大受欢迎，一致要求由县总工会牵头，组织汇报团，带着72种刑罚图层层上访，既向各级领导机关详细汇报、展出，又能收到较好的直观效果。
7月初，5人汇报团组成，由张介山、尹邦宋负责，从地、市到省，层层组织中大型汇报会，场场爆满，反响极为强烈，纷纷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孙国治副省长表示：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14日到达北京，找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他们听说是汇报一个县的情况，特别热情，约定由站领导亲自听取汇报，整整听了一天，边听、边问、边记，非常认真、负责，最后表态：“一个县死了那么多人，那个主要领导是要负责任的，我先给你们省里打个招呼，要他们调查处理上报，再将你们的汇报材料整理成书面文件，上报党中央，请你们先回县里等候消息”。谁知回县后左等右等，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而那72种刑罚图反被别人从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据说至今还收藏在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是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磅炮弹”，准备“秋后算账”用。
1974年冬，“批极左”的“大气候”转了向，“左祸”又很快死灰复燃起来，说：调查“黑杀队”，“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为牛鬼蛇神翻案”，还说：杨荫甫是“反党乱军的派头头、派书记”。以“贫下中农”为名的告状信不断的向地委、省委飞去，1975年5月，杨荫甫被迫调离了邵阳县。
1976年冬，“四人帮”被粉碎。这本来是给“极左路线”的当头一棒，谁知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中，省委向邵阳县这个“文革重灾区”派出了强大的工作组，他们依靠邵阳县委坚持极左的原班人马，把本来是反极左的领导人杨荫甫，硬性戴上了“四人帮黑干将”的大帽子，说“1974年杨荫甫在邵阳县的所作所为，是向“四人帮”提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黑炮弹，就是篡党夺权，就是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从此，他成了邵阳地区的头号清查对相，后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调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守大门，从此留下了“县委书记守大门”的笑柄。地委同时还宣布：将当年对抓“黑杀队”等的调查报告，领导讲话，工作简报，统计数字，及其他一切有关抓“黑杀队”的资料，通统作废并彻底销毁处理。结果，凡是参与或支持地、县联合调查团调查过“黑杀队”的人，都成了“杨荫甫之流”或“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批斗、拘捕、坐牢，重新进行审查，时至1982年初，全国各地正在大力拨乱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而中共邵阳县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机会”，加上“积极参与并支持大乱邵阳县篡党夺权活动”的罪名，大发红头文件，继续处理干部14人，其中撤职10人，党纪或政纪处分4人，又是一批冤、假、错案。（23）
落实政策 阻力重重
前后经历16年
邵阳县落实“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政策,因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可说是一波三折，困难多多，阻力重重，从1971年冬开始,到1987年底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整过“文化大革命”只有十年,而邵阳县落实“文革”时期的各项政策却长达十六年,比“文革”还多了六年。时间之长,速度之慢,阻力之大,是罕见的。整过落实过程，经历了八届县委领导,实施了三大回合，的确耐人寻味。
第一大回合是从1971年冬开始的。
1971年11月8日，省革委教育组杨明显副组长奉省革委之命，率6人来邵阳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因为他们知道邵阳县在文革中开除出队的教师最多，而当时在职合格的教师又奇缺，需求矛盾甚大，加之文革中七斗八斗，人心浮动，队伍很不稳定，只有通过落实政策，收回不该开除的人员，摸索经验，开现场会，指导全面。他们到县里来了3天，县委书记柴德林才接见。他抵触情绪极大。说：“省里是来挖问题、找岔子的，开除了几个伪保长没有什么了不起，开除一个接班人我负责”！他又说：“你一个部门来落实，影响我全县怎么办”？“在这方面我不想得表扬，现场会不作考虑，宁愿挨批。”就这样软磨硬抗，阳奉阴违，一直拖到1972年4月，军分区邹政委来电话督促：“落实政策不要有顾虑，错了上面担担子”，才免强收回教师11人，省原定现场会告吹。（24）
第二大回合是1973年到74年，杨荫甫任县委书记，柴退居第二。杨一上任，感到全县上下，政治气氛极其压抑，两派联而不合，对立情绪严重；农村抓“黑杀队”死人上千，敢怒而不敢言：机关单位“清队”，开处干部、职工80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心浮动，冤气特大，不采取紧急措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他在省、地领导的强力支持下，决定采取两条硬措施：一、对农村，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分期分批调查摸清抓“黑杀队”的死人情况，再依法处置；二、对机关单位“清队”中被错开的干部适当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两条措施刚刚行动，调查队才下乡，开除职工才收回300多人，还不到被处人数的三分之一，便有人迫不及待地大喊大叫：说此举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为牛鬼蛇神翻案”。向省委、地委告状。到1975年，杨荫甫被调走，落实政策办被撤销。第二大回合就此收场。所幸的是：杀害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支部书记唐方春的凶手唐其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抓回判死缓，凶手唐开云正法。民心大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又挂出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牌子，从而进入了第三个回合。除了右派纠正，地、富摘帽外，对文革中“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进行第二次调查摸底，这次的处理：政治上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助，计币22080元，处理极不彻底，依然上访不断，鸣冤不止。
到1985年6月,罗安荣任县委书记,他遵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决定对文革中抓“黑杀队”等“乱杀人事件”进行第三次调查处理。
当时，对处理文革中乱杀人事件，思想认识仍然南辕北辙：有的认为是“翻老案”、“算老账”，“冷水中泛热气，多此一举”；有的重弹老调，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搞，会影响大局，不利于安定团结”；而有些出身较好的受害人亲属则扬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债要用血来还”，摩拳擦掌，大有报仇血恨之势。如果任其发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针对种种思想情况，县领导以省委文件为依托，大力宣传，上下联动，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杀人，是严重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依法处理文革中乱杀人事件，是伸张人伦，伸张正义、伸张法纪，伸张大是大非，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受害人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重大举措。同时，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文革中乱杀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再用“左”的一套，以牙还牙的方法来处理，只能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平合理地解决。
思想统一后，学习、借鉴道县经验。组织精悍强硬的专案班子230人,专门从事落实政策工作。对在“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死人问题,重新进行第三次调查摸底。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除前几年处理公平、合理的外，全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人,其中开除党籍128人,留党察看63人。在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人,开除出党11人,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人,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人,定杀人罪的117人,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政治上澈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遗老遗少,分别按不同情况,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的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回乡后安居乐业。这次共发放各项补助费41.84万元,使851户遗属得到了适当补偿。对172个因亲人被杀而被沦为孤寡老人的,每人每月固定补助12元。对87个统战对象死亡者补助3.2万元。对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户10人,招工商户2人。
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清查三种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经查证落实,属“造反起家的人”,劣迹多端,决定撤销其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造反起家,撤销一切职务。
据县落实政策办1988年元月15日总结报告称：（1978年冬划归邵阳市郊的四个乡在外）全县在落实政策中共立案复查6171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817人，受政纪处分2143人，受刑事处分2327人，其中拘捕884人，共平反4487人，其中纠正党纪处分的496人，纠正政纪处分的1959人，纠正刑事处分的1364人，纠正拘捕的668人。这是全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大举措，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据当时摸底95%以上的遗属和责任人没有不良反映。七里山园艺场新田村原党支部书记XXX在组织处理会上诚恳地检讨说：“这次给向启文平反昭雪,我完全拥护。向启文之死,是“文革”带来的灾难,我有重大责任,愿意接受组织处分,今后对死者遗属要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25）
至此，抓“黑杀队”的事才算告一段落。
美中不足的是对1982年，在“大清查运动”中把反抓“黑杀队”的一大批人错当成“篡党夺权”的人进行撤职或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任何甄别落实。当时错处的红头文件，至今还保存在受错处者的干部档案袋里以为证见。
备注：（资料来沅）
1、 1974年4月地、县联合调查团《调查材料记实》
2、 《邵阳县志》554页
3、 粟红叶：《1951年春老邵阳县第七区抓“黑杀队”事件》
4、 《邵阳县志》129页
5、 《调查材料记实》
6、 《调查材料记实》
7、 《调查材料记实》
8、 张介山：《8.。4血案》
9、 《调查材料记实》
10、 李进华：《邵阳县“文革黑杀风”始末》
11、 《调查材料记实》
12、 罗金林：《回忆》
13、 《调查材料记实》
14、 粟红叶：《姚家齐老师惨死40周年》
15、 《调查材料记实》
16、 陶柏荣：《一件欣慰终身的事》
17、 《调查材料记实》
18、 陆古成《回忆》
19、 《调查材料记实》
20、 张介山《回忆》
21、 张必烈等调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团案》
22、 《调查材料记实》
23、 张介山回忆《上访》
24、 罗春和回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25、 《邵阳县志》670—674页
附录一：陶柏荣：
杀 人 者 偿 命
1968年8月,我时任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施工部队当时驻扎在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区委附近。一天上午,区委的一些干部和驻地的一些农工向我反映：“一群农民手持梭标,将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中年农民活活打死”,他们还说：“在这个区的其他一些公社也有类似这种打死人的情况”。我听后十分吃惊，感到事态极其严重,当即向来反映情况的人问清原因。他们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农民传说：地、富、反、坏分子组织‘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那个被打死的人听说就是‘黑杀队’的人”。我进一步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当时,我深深考虑着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没有甚何证据胡乱抓人杀人,岂不是无法无天,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乱杀风,任其蔓延下去,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将被杀害,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干部,不能见此而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敲打着我的心灵,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坚决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靠边站,整个区里的工作由武装部长主持。于是我找来区武装部长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等人,研究如何制止这种乱杀人现象,他们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军队干部出面开会,才能奏效,于是一致决定第二天（8月25日）上午,召集区、社、大队干部、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及区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开紧急会议,在区委礼堂里由我作报告。
报告中我讲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严肃地指出这种无法无天,随意乱抓人杀人的犯罪严重性,号召真正的革命职工,广大的贫下中农，勇敢地站出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制止这种乱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反复强调指出：“今后谁要是再乱杀人,就要追究谁的法律责任,就要谁以命偿命！”
报告作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听报告的约有四、五百人,会场座无虚席,因座位不够，不少人还站在会场的过道上听,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散会后，很多人边走边说：“陶政委这个报告,讲出了我们想讲但又不敢讲的心里话,回去后一定要立即制止这种杀人犯罪行为”。
后来,我听说我作报告的当天下午,有一批人本来要被处死,被听报告的人回去后立即制止了这场杀戮而幸免于难。
事隔36年的今天,邵阳县的父老乡亲们还念念不忘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许多人称我是当年邵阳县人民的“活菩萨”，而对我一再表示感谢,让我婉言谢绝。
2000年9月,中共邵阳市委党史办,邵阳市档案局编写出版的《中共邵阳市历史大事记》一书第195页至196页中记载了这件事。
人老了,有些怀旧,尤其是过去亲身经历难忘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每当夜深人静时回忆起这件往事,心里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愉快。
（原载《邵阳晚报》2005.4.19。10版，原题《一件欣慰终身的事》）
附录二：宁 斌：
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
作者简介：
宁 斌,邵东县人,1932年生,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由邵阳县公安局政工室调县人事监察科任副科长、劳动局长,64年任塘田市区区委书记,73年调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组长、厂党委委员,后又调邵阳合成洗涤剂厂,退休。现随小儿在深圳居住，年老体衰,双眼患视网膜炎症严重,左眼基本失明,右眼视力0.2。提及当年在塘田市区委书记任内“抓黑杀队”的种种往事,心情格外激动,实在无法平静,几乎是摸着笔在纸上写出了《往事的回忆》。下面的文章是其中的一节,编者略有改动。
一 、 血 染 资 江
1968年,我正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区委书记任内,七月,湖南道县发生“抓黑杀队”事件而杀害了大批群众,事情传播到了邵阳县,不少地方立即受到严重影响。记得在一次县里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听五峰铺区委书记汇报,当地民兵私设路卡,乱抓人、关人,混乱得很,一个从部队探亲回家的军属老大爷被当成“黑杀队”关押了起来,严刑拷打,群众反映强烈,形势极为严峻。会上大家发言激烈,纷纷要求县领导明确表态,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蔓延。而当时主持会议的县支左办、县革筹负责人刘某人却大谈“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是群众运动,不要泼冷水”之类,对大家的正义要求与强烈呼声不予回答,弄得大家思想十分混乱,心情非常沉重,行动无所适从。这次会议是“黑杀风”之所以迅速扩展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月“,黑杀风”发展到塘田市区,他们和外地一样,将“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也有少数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还有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以及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和对干部意见较多的人,集中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强迫他们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事,方法简单粗暴,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凡是进了学习班的,都要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问题。由于刑讯逼供,你咬我,我咬你,互相乱咬,咬得一塌糊涂。他们也搞调查,但在调查中依然刑讯逼供,指名问供,结果假材料满天飞,迅速波及全区各地,甚至邻近各县边界地区都受到牵连。
农民群众听说“黑杀队”要先杀贫下中农,都吓坏了,于是自动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外出,连田间作业,上街,走亲访友都害怕,有的农民还设立了家庭岗哨,天不黑就全家上楼,还在楼门口准备有石灰、尿桶、沙罐之类做防卫武器。本地人不敢外出,外地人不敢进来,完全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我有一位堂兄,是家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我全家处境危险,很不放心,特意从邵东老家跑来看我们,不料在路途中听说塘田市岗哨林立,到处都在抓“黑杀队”,抓到人就往河里丢。吓得无法前进,半途而返。
不久,又听说黄塘公社邓宝民,从县粮食局遣返回家,因出身地主而被关押审讯,强迫他交代所谓“黑杀队”的问题,他趁看守不备脱逃,将贫协主席的小儿杀死,结果,邓被全家诛灭。这个恶性案例迅速波及全县每一个角落,形势更加紧张,乱砍乱杀如火上浇油,迅速扩大。塘田市区也在这时大开杀戒。一个一个的所谓“黑杀队员”,由大队贫下中农组成的所谓“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五花大绑丢到河里淹死,有的活埋,有的铳决,有的刀砍,死刑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听说塘田大队就杀了四个人。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肖展林,地主子弟,老牌大学生,在大队集训时怕处死,想保命,便故意把问题讲得很大很大,说自己在湘黔边境组织了一个“黑杀队”,有当地的地县干部参加,因此被送到县公安局,经审查完全是假的,又退了回来,结果被农民活埋了。该大队笫六生产队的莫国文,因历史上当过土匪,参军后被清洗回家,运动中也被当成“黑杀队”丢到河里淹死了。其妻是武汉人,原在部队当护士,后随夫回乡,夫死后生活无着,被迫改嫁了一个石匠。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塘田市街上还有个姓唐的,家里开了一爿药铺,只因出身地主,也被丢到河里,他挣扎着浮出水面,被人用篙杆把他的脑袋敲碎后随波逐流。
当时的资江河上,每天都有很多尸体飘浮在水面上,一直流到了邵阳市,听说邵阳市临时组织检尸队,将死尸拖到麻子洼掩埋。据当时区委秘书统计,二十天内被杀310多人,其中大会前280多人,大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主要是怕报复所至。
二 、 力 挽 狂 澜
正当“抓黑杀队”抓人越抓越多,杀人越杀越凶的时候,八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某部政委陶柏荣率人来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检查工作。当天,他看到下街河边跪着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淹死,立即跑到区里找到我和区武装部长。我们的对话如下：
陶问：你是不是这个区的领导？
我答：也是,也不是。因为原区委党政机关己被冲垮砸烂,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我虽是组长,但县里不信任我,不仅长时间没有参加县里开会,连电话联糸也中断了,听说他们正酝酿成立区革命领导小组。
陶问：听说你们这里杀了很多人！刚才我从河边路过,就看到有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杀害了,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制止？
我答：完全知道,也正在做工作,昨天晚上,我带区公安员到附近的三青大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当面答应得很好,保证不杀人,可是一转背就变卦了,有人还骂我是地主阶级的保护伞,阶级立场有问题。
陶问：能不能召开一个大会,把基层干部都召来,来一个大发动,下决心制止？
我答：我们开会,根本无人来,讲话无人听。
陶问：以我们军队的名义召开大会行不行？
我答：完全可以,他们如果听说是军队同志召开的大会,保证百分之百的到齐。
经商定：笫二天召开全区公社全体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到区里开会,由区委秘书用军队的名义发通知。笫二天上午十点钟之前,应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不少,全部提前到会,会场纪律严明,鸦雀无声,会议秩序出奇的好,开创了有史以来会场秩序优秀之先河。
大会由我主持,陶政委做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大好形势,他说北京街头出现批斗彭 真同志坐“喷气式飞机”的照片,苏联拿到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区发生的大抓人、大关人、大杀人的恶性事件,特别强调说：这完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往毛主席脸上抹黑,是犯罪行为,这笔帐在运动后期一定要清算的,即使你是贫下中农,也万万不能动手杀人,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谁杀人,谁负责,杀人是要偿命的……。
报告的震慑力很大,尤其是“杀人偿命”一句,使不少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讨论中都表示听话,回去后立即解散学习班放人。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执迷不悟,骂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讲话。会后,全区范围的乱杀人风立即得到制止,但有少数人怕被其后人报复,偷偷摸摸的搞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故大会之后,又追杀了三十多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乱杀人现象了。
因在大会后我又被人用铁丝捆绑批斗,连老婆也经常被批判陪斗,游街示众,斗争逐步升级,对死人数字也无法核实。
三 、 教 训 沉 重
滥杀无辜的“黑杀风”，虽是从外地吹来的,但为害时间长,无人制止,无人过问,致使事态迅速发展,范围越搞越宽,恶果极其严重,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搞乱了社会,搞乱了人的思想,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县里,当时的县革委领导和支左领导小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抓黑杀队”这个严峻的局势面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基层干部反映强烈,他们反而给下面的基层干部泼冷水,施加重重压力。他们自己放弃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抓,却忙于干支一派,压一派的勾当,经常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群众戴大帽子,而把广大群众中的正确呼声压下去,致使“黑杀风”越吹越远,越刮越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具体到塘田市区,在文革初期,尽管外面天下大乱,但塘田市这块巴掌大的天,由于地处边远,消息闭塞,还是比较稳定的。67年初,广西来了一支小小的“红卫兵”让学校停课闹革命还闹不起来,后来,县里发生了“打李保路”之争,有人传说县里公布了干部档案,说我是未来的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黑线人物”李荣中的红人,我也没有详加分析研究,偏听偏信,为避免和“黑线人物”挂勾,免得日后挨批斗,便表态支持“打李保路”,区里的派性斗争从此开始,一派要打我,一派要保我,闹得乌烟瘴气,难解难分。本来这个派性之争我完全可以做好工作,谁知要打倒我的一派却和县里的派性斗争挂上了勾,背后还有支左办的强硬支持,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只好远走高飞,到更边远的芙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与农民搞“三同”去了。
尽管我暂时远走高飞,离开了派性斗争的是非之地,但还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总要上挂下联,不管批谁,总要抓住我不放,我到底属于那种人，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后来我又被造反派开除了党籍,我更加无所适从了。
在杀人高峰期,我虽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临时小组组长,但不受县领导的欢迎,他们支持我原来的副手夺权上台执政。但是,上级尚未明文撤我的职,我仍然责无旁贷。因此,在杀人开始时,我立即跑到县里汇报,见到了一位县革委副主住,谁知他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根本不屑一顾,我汇我的报,他做他的事,要听不听,要理不理,态度冷淡到了极点,连叫我坐的话都未说,让我站着讲,讲完后他淡淡地说：“这种事县里也没有办法,你自己看着办吧”。使我满怀希望而来,满腹狐疑而归,眼看无辜群众惨遭荼毒,而我却束手无策,叫天（上级）天不应,叫地（下级）地不灵,搭帮陶政委挺身而出,主动出面制止,否则,“黑杀风”将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死的人将会更多更多,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七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塘田市区,先在地区水利工程队任革委委员,负责抓文革中的经济清理工作,七三年调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科长,负责落实政策,七四年该厂召开党代会,我被提名为厂党委委员候选人,可是,邵阳县委硬要插一杠子,说我在县里工作有问题而横加阻栏,幸亏机械厂领导英明果断,不为派性所阻,坚持重在表现,而不轻听轻信,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后,仍然补选我为厂党委委员。
由此可见,当时的邵阳县革委领导派性思想是何等地严重,“抓黑杀队”的重大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
附录三：
1968年的“ 八 。四 ”血 案
张 介 山
“八、四”血案，是邵阳县抓“黑杀队”的重大导火线，几乎家喻户晓，影响极为深远，对此我早有耳闻，但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心里很不踏实，80年代初，乘全面落实政策之机，亲赴案发地进行了一翻实地详细调查访问，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弄清，今特实录于后，以正视听。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负责搞储运。
他喜欢读书，特别爱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在闲谈时，很喜欢向同事们介绍书中的一些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被他讲得滚瓜烂熟，文词并茂，有色有声，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者，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含，宣传部长廖沫沙，因为他们三人曾合作写了一些书，被批判得最历害的，一本叫《燕山夜话》，一本叫《三家村札记》，据说在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故文革初期，即作为深揭狠批的重点对向之一。那时搞政治运动，总喜欢上挂下联，叫联系实际。各级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坚定，高举旗帜鲜明，在狠批“三家村”期间，便大抓阶级斗争，“抓小邓拓”、抓“黑鬼”、“抓右派”，抓一切“牛鬼蛇神”，闹得轰轰烈烈，人人自危，凡家庭出身不好者，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便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曾宣杨过《燕山夜话》，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小邓拓”，就成了枪打的出头鸟。大字报围攻、深揭狠批，斗垮批臭，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根据他家乡部份农民提出的“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主张，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离开了县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批批斗斗、推推搡嗓、颠颠倒倒、没完没了的是非之地，回到家里。他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成份，又是开除干部的双重政治压力。当时的文革运动，在农村还没有大的触及，周围环境还是清清静静、愉愉快快，他在农村小心一一，安分守己，服从分配，处处积极，干了一年多，轻松自如。因为他当时年龄还只有44岁，身强力壮，加上在机关有时下乡，也喜欢帮农民做这做那，所以对各项农活适应很快，时间不久便样样在行，与本队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较也不相上下，几个月的功夫就评上了10分底分。他自己算账：在工作岗位上，月工资只有45元，老婆和4个儿女在生产队当“四属户”（即干部家属、军人家属、教师家属、工人家属的简称），只能呷队里的平均口粮，月投资30元，年成好，口粮还是紧巴巴的，投资后剩余15元，手头又非常拮据，自己对家里也难以照顾。现在回家了，没有工资了，但每月有300多分工，再搞点家庭副业，四个崽女中两个有底分，最小的孩子也有7岁可以放牛了，全年算总账，经济收入并不少，相反日子还好过些，全家人在一起都感到美满愉快。爱人唐桂姣生怕累坏了丈夫，总劝他少干些家务事，处处安慰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与在机关里那些横眉怒目、唾沫四溅的“人吃人”场面，有如天壤之别。邓保民快乐地说：“你放心，我吃得消，过去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多年，你在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现在我回来了，要好好补偿补偿”。一席话说得老婆心里热呼呼的。接着他又站起来，双手抱拳，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比工作时强远了”。他就是这样，夫妻恩恩爱爱，和儿子们有说有笑，真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1968年秋，从东安县刮来了“黑杀风”，邻近的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杀人了，“黑杀队”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搞越宽，消息流传飞快，煞时间乌云压顶，妖雾迷漫，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慌慌，出身不好的被吓得诚徨诚恐。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邓保民刚刚呷过早饭，忽听得这突如其来的历声高叫，一家人都被吓懵了，他走出房屋，看来势不对，问：“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民兵们拿出箩索，一边对邓保民实行五花大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
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把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你们的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
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得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
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不交代是不行的。
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的安排指挥，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
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
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
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我们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他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看来，不给点历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
两旁侍候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的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月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仍然不行，于是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他仍不招认，有人就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吊，重量加大了，手臂受不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他只好违心的大喊：“我…交，我…交…”。将他从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我…参…加…了…‘黑…杀…队’”…。
审向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
邓保民只是摇头，他想：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便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
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
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巴皮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一口，不置一言，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关到大队部去。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决定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监房提押人犯，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他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双手去帮邓保民开脚镣、手铐的锁。邓保民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紧张，他料定此次批斗，肯定会送他上西天，有去无回，因为当时到处大抓“黑杀队”，杀人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且此次挨批斗，很可能又跟上次一样要追查“黑杀队”，无中生有的事，又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决心一下，他就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刚把他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他立即跨前一步，抡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朵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血如泉涌，当即死亡。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大家乱成一团，民兵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追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谁知溪水太浅，淹人不死，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的喊，打的打，杀的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此时，人们的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难平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
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今天早晨，他的大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斗争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爱人唐桂姣心情紧张，一边叫大女儿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但又怕小儿出去多事、闯祸，只好忐忑不安地带着三个儿女在家里静候、等待。
不久，大女儿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不…不…好…了，爸…爸爸…杀…杀…人…了！妈妈大吃一惊，说：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
18岁的女儿说：是真的，他用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
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刚作好安排，那些追杀邓保民的大队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
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
面对如此凶残狠毒的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
老大邓爱华毕竟年长儿岁，她硬着头皮，麻起胆子，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看到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悲嘁嘁、动人心弦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有人却还在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说罢，看着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只听得咔嚓一声，可怜的与共和国同龄的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那股殷红的血柱刹时间喷出几尺远。
这时，站在前面的那一双双仇视、凶残、傍徨的眼光，看着剩下的两男一女仍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杀热了手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人群中有的啧啧，有的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少人身上都溅有他们的血点，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走向那与世无争的天国去了，禾场坪中只剩下了五具抽搐、蠕动的尸体和那流淌不尽的鲜血，整个禾场坪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此时，还有细心的人在清点尸首：
邓保民的“臭老婆 ” 唐桂姣 45岁 死了
大女儿 邓爱华 18岁 死了
小女儿 邓立华 9岁 死了
大儿子 邓超雄 17岁 死了
小儿子 邓少雄 7岁 死了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
“大家都回去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
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
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
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不得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昏，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
有人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人”想出的好办法，便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才被打扫一光。
该队在杀了邓保民一家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得信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后该队在公社干部的劝导和干预下，又追杀一人，自杀一人，共死九人，是称“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
县支左办负责人马上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强调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当时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他们手捧“尚方宝剑”，绿灯一开，“黑杀风”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席卷全县，只听一片杀人声，干部无所适从，群众舆论大哗，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象放排木一样，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的邵阳市城区半个多月都不敢饮用河水，县区边沿的邻近各县，亦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不是47军某部陶柏荣政委在塘田寺检查国防线路时发现问题严重，挺身而出，与该区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斌等搓商，立即召开区、社、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大喊“杀人偿命”，才慢慢把“黑杀风”遏止下来，不知邵阳县及其邻近各地，又会乱杀成什么样子？又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
邓保民杀人偿命，罪有应得。其妻和二子二女，尤其是还只有9岁和7岁的两个幼儿，他们在土地改革18年后，和贫下中农又有何区别？是否也应属阶级敌人而被斩尽杀绝？时至40年后，在大力弘扬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的今天，难道还要与阶级敌人等同作冤死鬼吗？相信人们会有个恰如其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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