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转发公开信：《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实现社会公平 ——请求对退休养老双轨制进行违宪审查/刘卫敏》

献给2012年全国“两会”：

一个自詡大国掘起，昂然躋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有大把金钱打造超豪华“奥运”、“世博”、“亚运”和“大运”等等等等的“面子工程”，但对社会保障却錙銖必较，坐视同胞生灵涂炭，面对当前极度尖锐的官民对峙、地区差别、贫富悬殊等却麻木不仁，从而导致国民信仰缺失，人心逐渐分化，所谓坚持科学发展观，民族复兴等等真不知从何说起？

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实现社会公平

——请求对退休养老双轨制进行违宪审查

                              刘卫敏
    中国社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而只是为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负担的人做的政策性安排。开始是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可悲之处在于：决定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命运的则是自身利益与社保体系并无直接关系的政府官员。
    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他们工资很低，但比较有保障。从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来看，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统一负责的。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企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如以厂长、经理责任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国家实际上以“改革”、“自负盈亏”的名义把对原国企职工的福利责任推给了企业。

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之后、各地方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24、83条的原则，以“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将原来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划拨给各地方政府的大型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实质上将政府的公共权力交给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导致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加速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无疑将羊群送入虎口，造成一系列政策性失误：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利益集团，鉴于这些利益集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他们既不了解被整合企业的历史，与职工们又没有感情纽带，最终以“改革”为名、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的思路将被重组企业的职工剔除出局，随意掠夺企业资产，导致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原来的企业职工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年华！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利益集团将这些企业的资产作为上市募股项目，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关、停、并、转”等等，尤其以“减员”为手段的所谓“增效”，形成强烈的社会不公，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的平台，为企业多年奉献和积累付诸东流，也就是说，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各出自己的高招”，于是乎，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等等五花八门，把国企职工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政府实际上推卸责任！2004年甚至出台国企职工离退休之后全部移交地方，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推给社会），割断了企业职工与为之奉献无数心血的企业感情纽带，让职工敬业爱岗就等于一句空话！而党政机关的离退休干部却由机关的离退休服务中心、老干活动中心、老干处工作人员伺候，每年享有体检、疗养、旅游、公费医疗、住房津贴等等特权，享受着企业职工无可比似的优越性。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更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在国企职工举步维艰时候，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2008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而企业职工近几年在经历了政企分开、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摆布之后，过去创造的积累付诸东流，被随意宰割。公务员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将由政府拨款支付退休金。而企业职工则参加社会统筹，由其缴纳养老保险、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
    公务员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国家体制内的特权（即：工资关系、行政级别、医疗关系等等跟随转移）。
    目前在各大城市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巧立名目设置编制安排干部的、又或者享受相应待遇，什么处级科长、局级处长、局级调研员、顾问等等等等，没有担任实职却“高套”享受相应待遇的非常普遍；甚至还有晋升几级内退、照样拿在职的工资福利待遇，又或者被免职、撤职之后还保留待遇的等等。
    即使，2010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深圳公务员改革，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将官本位制度化！说穿了就是利用职权设计制度“权力自肥”的体制性腐败！对于高官来说，这是一种隐匿的敛财方式！
    按照深圳的设计：一个公务员如果老实工作，没犯错误，平平庸庸、不问贡献，每过4-5年就自然晋升一级，工作二十年自然晋升为处级待遇，一直到退休养老都可以享受相应待遇，反正是国家财政拨款，不差钱！按照这样设计，将来若干年之后，所有20年以上工龄的公务员都可以凭国家财政拨款而享受处级待遇，高于企业职工退休金4—5倍！那么，企业职工没有国家财政拨款、还得面临经济秩序不公、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如何提高待遇？！
    另外：2010年全国各地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稳定而制定最低工资保障，本意是为了改善民生，但政府如果对此一毛不拔、没有配套措施，必然加重企业成本、更加将遵纪守法的中小企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推向深渊！所以，仅寄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线提高劳动者收入其实是一厢情愿，经济学教科书入门告诉我们：如果社会已经约定俗成、或者普遍接受、已经实施的均衡工资低于最低工资保障线，政府强制推行最低工资保障线，可能导致企业无法维持经营而引发大量失业；如果社会均衡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保障线，那么，政府制定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将变得毫无疑义！说穿了，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仅仅是政府给我们的国民画一个美好的大馅饼而已！
    另外，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约束、尤其对私营、外资、劳动密集型、尤其服务性行业等等没有采取强制性约束，对遵章守法的企业同样是不公正的！政府必须要做的是：既然是法规，所有国有、民营、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等都必须一视同仁！
    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在政策引导、减免税收等方面放水养鱼、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公平博弈，健康发展，还利于民，我们的企业才能吸纳就业，社会才可以稳定！如果企业被利益集团掠夺，没有增长点、没有生存的平台，谈什么吸纳就业、维护稳定！？
    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政府竟然不明白？！难道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众所周知：每家企业不仅要承担国家巨额的税务责任，以及地方基层政府的各项苛捐杂税、各项分摊，更要应付管理层苛刻严厉的考核、一层压一层。一些企业领导一语道破：“在中国搞企业，你把企业经营好后，上级主管部门会以国家名义抽调你的资产，反正企业是国家的！或者，以改革为名将你调走，安排亲信来吃你。做得好上级管理部门要拿掉，而且你也得不到，做不好更要拿掉”。与公务员相比较，企业职工面临的是没有尊严、没有上升通道的灰暗人生！
    与企业职工自谋生路相比较，公务员还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费医疗，个别大单位还设有价廉物美的机关食堂、幼儿园、甚至医院门诊、疗养院、美发中心、特供蔬菜、机关农场、机关服务中心、每年到各地对口单位“业务考察”、“培训”等等等等。此外，1999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个别地方的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采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由政府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
    实际上，我国各项保障历来突出官本位，上世纪80年代流行“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观点纯粹以偏盖全误导公众！搞导弹、拿手术刀的都是体制内的人，有固定工资收入、公费医疗、单位宿舍，而卖茶叶蛋、拿剃头刀的都是迫于生计流落街边的个体小摊贩而已，社会地位十分悬殊。
    据2009年9月了解，在经济发达地方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其直属部、委、办、局、或区政府一级的政府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收入比较如下：

一、在职期间比较：

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如下：

     厅局级：约13000元，处级：约10000元，科级：约7000元，科员：约5000元；办事员：约4000元；
    国有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如下：
     控股集团董事长：约20000—30000元，部门总经理：约12000元，经理：约8000元，主管：约6000元；主办：约4000元；基层普通职工约3000元；
   二、退休之后比较（不包括离休）：
   公务员：
    厅局级：约10000元，处级：约8000元，科级：约6000元，科员：5000元；办事员：约4000元（注：政府机关几乎没有以科员、办事员身份退休的，绝大部分是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高套几级退休的，如：处级协理员、主办科员、科级办事员等等。除非极少数犯错误的）；
   国有企业：
   控股集团董事长：约5000元（所以很多国企领导回归公务员队伍享受局级待遇退休），部门总经理：约4000元，经理：约3000元，其余普通职工1000—2000元（注：在企业退休的大部分是普通职工）；
   特别说明：上述统计仅仅局限于政府公务员与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比较，因为国有企业受国资委约束，理论上与公务员一样同样是政府领导的。
   分析结论：
   在职期间，公务员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管理员收入差距不大。差距在于：极个别企业集团的高层管理者享受近30万的年薪，而基层普通职工年收入仅3万多。也就是说：
   1、极个别企业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在职期间的收入远远高于政府公务员的厅局级干部；
   2、政府公务员中，普通办事员的工资收入却高于企业基层职工，而且，企业基层职工占据社会就业人口绝大多数！
   退休之后：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远远高于企业的干部、职工！公务员的待遇与企业相比较可谓天壤之别！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仅为政府公务员的三分之一！非常荒诞！而且，退休职工医疗保障与公务员的公费医疗比较十分悬殊！
   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公务员由于掌握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经费属国家行政拨款，因而绝大部分人可以工作若干年自然晋升什么级别（如：六年升一级等等），所以，公务员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高套”几级享受待遇的情况非常普遍！又或者千方百计、巧立名目设置机构、制定编制、提高级别、安排职务，享受待遇。
   而企业职工由于受市场竞争、自负盈亏、成本核算、绩效挂钩等等因素影响，不允许如此“自然晋升”、“高套”现象，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由于经济环境无序、缺少保障，职场上没有上升通道，所以，与公务员优厚待遇相比，大部分企业职工面临灰暗的人生）。
   此外，公务员在体制内流动，工资关系、行政级别、医疗关系等等跟随转移，福利保障基本不受影响；而且，公务员极少可能工作期间降低职位待遇。
   企业职工的工作岗位受所谓转制、资产重组不公，“能上能下”，市场化改革，以及企业领导人滥用人事任免权等因素影响很大。而且，由于资源限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的福利保障十分悬殊，所以，企业职工的工作变动对其福利保障影响极大。
   注：本文根据年度总收入、按照月平均统计，而不局限于工资收入。
   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国有服务行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业、自由职业者等等，其它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等等就更加不能够比较，这些行业很多是国家政策，尤其劳动法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照耀不到的角落，它们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自我谋生、惨淡经营、没有保障、地位低微，已经沦为没人关心的群体，失去人格尊严！
   更加不能够容忍的是：个别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公务员工资，采取虚报提高所在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其统计的覆盖率不到本地区收入水平的40%，也就是说：如此的统计竟然不包括本地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综合结论：由于企业的逐利性，强调成本核算、绩效挂钩、自负盈亏等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地位、人格尊严等方面与国家行政拨款的公务员相比较存在巨大差距！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资委、包括社会舆论提出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实属迫在眉睫。但是，如果单方面强调成本核算、绩效挂钩、自负盈亏，规范管理，将企业窘迫的问题归责于普通职工、由普通职工承担经营不善的责任而遏制职工的收入的话，必然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广大职工更加祈盼依照《宪法》第十六条精神，参与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支持成本核算、绩效挂钩、规范管理，因为，绝大部分职工都以企业为家、勤奋工作、为企业奉献最美好的年华。

如果说：企业职工收入实行自负盈亏、绩效挂钩，自然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企业情况非常错综复杂，企业经营既有政府公共政策失误导致经济环境无序、利益集团欺行霸市、企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消耗资源，领导人的意志、内部管理、以及经济大环境、企业所承担税收、慈善、安排就业等等社会责任，因而导致企业社会地位的萎缩，步履维艰。

更不可否认：导致企业陷入窘迫困境的根源，有些是国家政策不公所引起！如：经济环境无序；政企分开之后企业转制；或者政府拉郎配式的违规兼并、资产重组不公；导致员工被剥夺工作岗位、无法享受自己积累的劳动成果等等，政府成为社会不公的制造者，导致职工维权陷入体制性缺失，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

所以，作为负责任的政府，绝不允许以企业“自负盈亏，绩效挂钩”、“改革”为理由，漠视职工利益诉求。因此，政府在遏制国企高管、规范公务员收入的同时，不仅要大力提高普通职工的保障水平，更要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使我们的企业通过理性的博弈健康的发展，提高国民的福祉！努力改善国民收入！

    可惜，在我们这个自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各级政府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公务员身上（而且延伸到退休之后），而企业职工在政企分开之后由于受转制、资产重组不公等影响，逐渐失去工作岗位、更失去退休、医疗保障（即使有保障也十分低微），结果造成新的贫富悬殊！也反映了政府调控能力的荒唐、无奈。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社保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尤其国有企业被纳入社保体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退休金近年一路飙升，而企业受经济环境无序而导致的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折腾，职工的退休养老、医疗保障越发萎缩，甚至很多原来企业的公费医疗都予以取消，造成极大反差！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第十五条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实的分配格局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实行计划经济（是否涉嫌违宪？），企业职工实行市场经济，导致这个社保体系的漏洞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社保（包括医保）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本身的命运却与该社保系统无关，因为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社会保障永远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职工的命运却掌握在这些既得利益者手中！这种地位和立场的不同就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政府官员认为经常给老百姓做好事，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恩赐”，无法理解老百姓为什么不感恩戴德。老百姓，尤其是国企职工则认为，原来大家都为国家工作，现在你们以所谓“改革”的名义把我们甩了！几乎每次“改革”都变成一次掠夺！如果“改革”是好的，为何你们自己不率先进行改革？既然所谓的“改革”有益于社会进步，为何你们公务员群体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实际上，我们可以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年所谓的“改革”，受到伤害的几乎都是企业职工，谁提出质疑谁就被扣上“走计划经济回头路，想搞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帽子，有限的社会资源总落在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新贵手里，他们公器私用，依靠强大的政策资源继续巩固既得利益，可见，所有以政府公务员主导的所谓“改革”，最终被背叛，被出卖的都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以解决国民的就业岗位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国情报告都以增加国民就业岗位作为政绩显耀，而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称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府竟然不顾我国的最根本国情，提出“减员增效”的方针，于是乎，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张口解放思想、闭口改变思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另外，医疗体系的改革难以见效也是同样的病根！企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即使自行缴纳医疗保险，但他们的医疗保障与公务员公费医疗比较也是大幅萎缩！同样捉襟见肘! 导致有病不敢就医。
社保体系存在许多问题，从技术层面几乎无法解决。决策者应该痛下决心，制定一个把公务员纳入社保体系的时间表。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保系统都是针对所有人。公务员另有一个财政负担的福利系统是“中国特色”，但很难说是“社会主义”。代表人民不是靠宣传就能被人民认可的，要代表人民必须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如果继续保持养老、医疗方面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会形成政府收入首先保障的是公务员利益的印象。
   政府应该明白，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听任下级政府与自己规定不符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化，中央政府就会越来越没有权威。
我们经常说，党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却千方百计争当仆人呢？显然这里有很大的误区！不由得让人们深思：一个自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却是：谁都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成了没有社会地位、受剥削的弱势群体，可想而知，如果不加以改善，我们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还能代表先进文化吗?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公平与正义。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切实为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各级政府不能对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熟视无睹，“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拿出切实措施尽快改革！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
    （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轨道，公务员收入水平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平均收入、公民满意度等等挂钩，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问题：人大常委会也是参照公务员待遇，人大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医疗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强化各项社会保障，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保障方案。
    （3）不能让既得利益者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终身制的特权！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交纳养老、医疗保险费。不能利用制订公共政策的机会，尽享各种资源。
    （4） 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医疗保险金过低的问题，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相对于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没有消耗政府资源，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含辛茹苦维持生计，履行纳税人的职责，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自费参加社会养老、医疗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同样作为纳税人，不但全额缴纳社保基金和医疗保险（事业单位干部、企业职工缴纳社保时都是单位支付一半，个人从收入中支付一部分的），为何最后退休却只能返还少得可怜的社保退休金？！而公务员不用缴纳社保、依靠国家财政拨款、退休后可以享受数倍于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的待遇？！国家的社保政策为什么就不能也拨出财政资源来补贴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者？国家的财政款项不能仅惠及于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公务员队伍，自由职业者绝不能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5）在严格遏制企业高管、规范公务员收入的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业，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

（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绝大部分不是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进去的，而是早几年从所谓国家干部转变身份成为公务员的，如此转变身份的资格考试与目前的国家公务员统一招考完全是两回事！）

2012年1月3日星期二

杨建利：非暴力抗争是有效的——乌坎村民维权阶段性成果启示之二

每一次有效的群体性维权事件，都会为我们研究公民运动提供很好的案例，使我们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将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乌坎事件无疑是观察和研究目前
阶段公民抗争的极好的切入点。

这次维权事件中，参与者、公民记者和有关媒体的努力，使我们几乎在事件进行的同时，就可以了解到此次乌坎事件的大量的直观信息，这是网络时代的优势，而
这种优势本身也是乌坎民众抗争的手段之一。迄今为止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经典著作中较少有关于网络作用的论述，但无可置疑的是网络已经并将更显著地在未来中
国公民的非暴力抗争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中国政府举世罕见的言论控制，网络必将是民间力量形成相互理解、沟通、共同行动以及寻求外界支援的
关键手段，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身处信息时代，信息本身就是力量，抗争者的信息被传递出之后，一夜之间就可能形成全球性的关注和声援，使
当局的镇压成本急剧上升。

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观察研究，我想把本文的重点放在对于非暴力抗争的讨论上。

多年来，我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除了宗教信仰、价值观的原因，策略层次上的考量也同样重要，因为我相信非暴力是有效而又代价最小的抗争手段。有人
说，面对没有底线地打压维权、民主活动的中国政府，非暴力抗争的效果是可疑的。姑且不论在其它条件大致相似的国家所发生过的成功的非暴力抗争事件，至少
我们可以从乌坎这个非暴力抗争的中国版本中得出正面的结论，那就是：非暴力抗争在中国是同样是可以有效的。

在这次乌坎村民的维权事件中，有一个情节对我触动很大：当林祖銮先生作为抗争的灵魂人物对几千名村民发表讲话时，他特别强调了这样几条原则：1，团结，
守纪律；2，文明，不伤害人，不伤害物件；3，讲真话，做真人。我想，这足以表明抗争的非暴力属性。非暴力抗争看上去并不激烈，也不主动追求与当政者的
激烈冲突，有时候会有意识地降低冲突程度甚至大幅度妥协，虽然很难对某一单一决定的短期效果如何做出一般性定论，但是，对于非暴力的坚持可以做到：1，
保持行动的正义性和正当性，避免正当的抗争行为被异化、被单纯的破坏和发泄所掩盖，而正义性和正当性是内部凝聚的根本力量之所在；2，形成持续性抗争，
无论当政者多么残暴，他们总是要为镇压尤其是暴力镇压寻找口实，抗争者的暴力行为往往是他们需要的最佳口实，而非暴力抗争一般会在当政者等待镇压口实的
时候形成抗争持续性，乌坎证明，持续性是形成有效组织和产生有效领导人的关键，而这两点又是取得抗争成果的关键；3，给对手留下妥协的空间，而不刺激对
手采取最为激烈的镇压手段，无论当政者如何残暴，他们对于不同抗争方式的镇压手段还是有所区别的，暴力行为往往将妥协的道路在一开始就彻底堵死，而对手
的妥协则可以使抗争者逐步稳固抗争成果，积小胜为大胜，最后达到抗争的目标。

非暴力抗争需要有很强的纪律意识，抗争者对于抗争行为的克制可以为抗争运动赢得宝贵的时间。在专制统治下，民众处在权力的控制和分割之下，即使权益严重
的侵害，也不太容易形成群体性尤其是较大规模群体性的抗争行动，而一旦较大规模的群体性行动得以展开，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将大大降低统治者谎言欺骗和暴
力威胁的效果，形成一种迥异于昨天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的存在非常有利于公民意识、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为公民更为团结一致地
采取行动创造条件，因此，尽量延长有效抗争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它可能促使很多因素发生戏剧化变化。

相对于激进的暴力行为，非暴力抗争还大大降低参与者的个人风险，这就有可能使更多的观望者加入到抗争队伍中，而所有的专制统治都长期致力于阻挠、破坏公
民的群体行动（单个人的抗争是可贵的，但对统治者来讲，除非个体抗争者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否则，打压的难度和代价较小），从非暴力抗争通过降低风险和较
长时间的坚持来形成更多的人群参与这一点来看，非暴力抗争相对暴力抗争来说，更能对统治者形成持续有规模的压力，才更是致命的。而较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
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那么，就有可促使内部的有效组织得以形成，从而使抗争行动的一致性增强，从而提高抗争的意志和有效性。

非暴力抗争可分为个人抗争和群体性抗争，二者都可以提高专制者的统治成本，为社会注入更多公民意识、民主思想等因素。个人抗争的传统手段有很多，而且民
众在维权过程中正在创造出更多的办法，但本文讨论的重点在群体性抗争，因为，群体性抗争是抗争的更高阶段，是维权运动、民主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个环
结。无论专制者多么强大，在对具体民间抗争行为进行打压的时候，它必须创造局部优势，比如说，用五个警察对付三个上访者，而一旦人数的对比发生逆转，那
么，这样的局部优势将不存在，比如说，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也未必敢对上万名和平抗议者动手，相反，人数对比的悬殊如果十分巨大，还可能导致现场镇压者
的“反水”。我们知道，民众面对专制者永远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总体人数上远大于对方，民众之所以总是处在被剥夺、被侵害的境地，是因为政府的有效组织
性使专制者可以对无组织的民众形成局部力量优势，从而将一次次的民间抗争镇压下去。基于这一点，民间抗议者要取得成效，不应专注于一时一地与镇压者对抗
的强度，而应该以各种手段赢得时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参加者、关注者、支持者，并尽可能快地形成内部有效组织。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之前的群体抗争事件中是
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民众一哄而起，没有方向、没有策略，被镇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失去了抗争的意志。

到目前为止，尽管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官方认可只是一个特例，但群体性维权的内部组织往往以不同方式存在，如果维权行动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避
免被当局彻底打压并赢得一段时间，其内部的组织性会以各种方式加强，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认可，只是维权运动中的组织性到了不得不为当局接受程度的
一个表征。而抗争活动的组织性形成之后，团结作为一个基本抗争策略是应该被高度重视的。大量的维权事件表明政府对抗争者的打压存在“两手抓”的策略：一
方面暴力恐吓，另一方面用收买和利诱的手段分化瓦解，运动的关键时候，不可忽视后面这一手段的破坏力。尽管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也没
有合法的惩治手段，但基于正义性的“小环境”一旦形成，其道义约束力还是很强的，这是民众自治的重要基础。一旦带有组织性的“小环境”形成，组织者和参
与者均应采取必要的宣传手段，强调抗争行为的正当性，揭露镇压者的恶行，使“坐顺风车”、脱逃者和被收买者感受到舆论和良心的压力，从而对内部成员形成
更强的道义约束。

到目前为止，乌坎村民主要的诉求还在利益而非权利领域，目前还不是还清最终胜利的时候，乌坎事件可能还会有反复，另外，从利益到权利诉求的转化需要更多
人一起采取行动，但是，每一次成功的维权行动都会减弱民众的恐惧心理，并鼓舞更多的人起来采取行动（比如2012年元旦刚过，福建晋江农民就高喊“向乌
坎村学习”的口号，上街游行要求讨还失地），无论如何，乌坎村民的抗争及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已经表明即使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也是有效的抗争
手段。不仅如此，我坚信中国公民运动过程中，普通的中国人将会创造出经典的非暴力抗争案例，从而丰富非暴力抗争理论的内容。

（2012年1月2日）
(转自美国之音杨建利博客）
YANG Jianli - 杨建利
(I am Liu Xianbin - 我是刘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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