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房奴雕塑”现身厦门街头 网民大赞“很形象”


“房奴雕塑”现身厦门街头 网民大赞“很形象”
http://www.newssc.org】 【 2010-09-29 14:19 】 【来源: 东南网 】
  内容提要:“思北路口惊现房奴雕塑!”昨日,一座有点像房奴的雕塑在厦门网上引起热议。记者在厦门一家知名网站看到这个雕塑的照片,是一个人倒立着、身体部分是层层相叠的砖块,网友称其为“房奴雕塑”,此帖引发众多网友跟帖,其中有人感叹、有人抱怨,不少人借机大吐苦水,表示对高房价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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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

FT: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毕业”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毕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白鹤鸣 
由于东海撞船事件,9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场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我全程参加了这次游行,但现场看到的却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在数百名警察严密注视、众多记者冷眼旁观的游行队伍中,举着标语的游行人士只有区区十几个人,其他一百多人什么都没有拿,似乎看热闹的居多。在警察组成的人墙的引导下,这只游行队伍和平地走过了日本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相比五年前这里连卫星都能看见的庞大人流,这次的游行实在是太平静了。

不过,中国政府这次的表现并不平静。中国政府把撞船事件视为影响自己在国内威望的重要事件,拿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9月19日,当日方延期拘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的消息传来后,中国外交部立即采取了严厉的回应措施。中方中断了中日双方省部级高官的一切互动,取消了经济方面的几场重要谈判,推迟了日本青年访问世博会等民间交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没有与近在咫尺的日本首相菅直人见面,却采用隔空喊话的方式要求日方放人。另外,在23日,有4名日本公民因涉嫌偷拍石家庄市的军事管理区,被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审查”。最终,不知道经过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日方于24日决定放人。

五年前自发上街游行的人们肯定想不到,今天中国的对日外交,是处于中国政府的绝对主导之下的,政府为之承担一切责任,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在9月17日都没人知道,第二天的焦点话题竟然不是反日游行和历史问题,而是江西的一起拆迁引发的执法不当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可以被忽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联系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为紧密。如果日方不放人,中国政府四面出击的“回应措施”便一定会持续下去,而它不仅会影响日本,还会影响到无数学日语的、给日企打工的、以买卖日本商品为生的中国人的生活,但在中国舆论界,几乎没有声音质疑这些回应措施的合理性,这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作用,中国政府这次能够比日本打出更多的牌,也是因为中国政府顺应了这种“民意”。

在中国,政府顺应民意很难得,因为中国的民意永远处于迅速变化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极难形成稳定的、明确的呼声。8月15日,当中国全国为舟曲的遇难者停止娱乐活动一天的时候,大家因为被剥夺了娱乐而怨声载道,交友网站和微博上出现的是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抱怨,但我的一位朋友对此评论说:“两年前呼吁设立全国哀悼日的,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面对这样的网友,政府怎么做,都会收获一样的批评,于是便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这些批评熟视无睹。

不过,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是有点脉络可供研究的,因为它毕竟是主张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的,必然反映出国家地位的变化。在我看来,百余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持续演进、不断成熟的。回顾一下历史,有助于理解今天的民意。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以民族情绪特别强烈著称,分别是亚洲的韩国和欧洲的波兰,他们一个逢日必反,一个逢俄必反,经常令中国人难以理解。其实,过去的中国比波兰还要激进,几乎所有识字的人全是“愤青”,那是因为中国太落后,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的时候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了。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疆的落后国家,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其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火烧赵家楼”式的激进色彩。作为一种解决民族悲剧的方案,民族主义鼓励人们抛弃历史遗留下来的家族和地域结构,无视工业化带来的贫富矛盾和荒唐社会现象,忘掉水火不容的各种左右理论,共同团结在“民族国家”这个新颖的旗号下对抗敌人。

而日本就是这个敌人。那个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真正危险的对手,它不断地试图“独吞”中国,试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中国人发现,日本强大的力量恰恰来自它的民族主义本身,于是,威胁和榜样的效用合二为一,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抗战中实现了彻底的民族觉醒。而中日关系从此就成了最容易激起民间情绪的领域。2005年因日本申请入常而引发的大游行,就是那段惨痛的历史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引发的最强烈和宏大的回声,并最终推动中国政府投票反对日本入常,成为了民意影响政府决策的经典案例。

但中国毕竟没有停留在五四时代。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展开的救国运动,即“新民主主义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胜利,此后六十多年再无外敌入侵。不过,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悲哀地发现,中国的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等领域,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不自信的来源已经消除、而自信的来源尚未建立起来的90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勃兴。1999年的反美游行,2005年的反日游行,都是时代思潮的反映。在这两次游行中,示威者们感到自己的国家因实力不足而受到了强烈的侮辱、挑战和威胁,但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匮乏到了不能接受挑战的程度。“给外交部寄钙片”——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疆的中国人的心情,正好接近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法国人。于是法国成了中国在90年代的最好朋友,与中国惺惺相惜,一道致力于创造出、或者空想出某种“多极世界”,然后各自成其一极。

没几年,这种情况又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从总量上说,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早就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疆了,而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则传来了涉及“发达国家”的各种坏消息:日本被混乱的政局折腾得手忙脚乱,GDP也被中国超过;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纷纷邀请中国救市;法国率领欧盟趁2008年西藏骚乱之机羞辱中国政府,但不久就被中国外交“搞定”;美国从反恐战争两线全胜的光环中掉了下来,落到了阿富汗的泥潭里。在这些确实是事实的消息的影响下,对自己国家不自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在这一刻,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其全部历史使命,宣告“毕业”。将来能够威胁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外国的入侵或封锁,而是国内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自洽的、对一切社会问题都能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体系,它可能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但不再是泛泛其谈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虽然本身就是为调和各阶层利益而产生的,但中国已不再有把它召唤出来的手段。能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唤醒民族主义的,只有全面战争——弗兰德斯战壕里的英国人、硫磺岛海滩上的美国人,其爱国精神和勇敢作风并不逊色于对面穷凶极恶的对手——但现代的全面战争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有许多人开始炒作金融阴谋、转基因阴谋、当然还有美日阴谋对中国的威胁,试图“唤醒国人”,但多数人却总是抱以冷眼,无动于衷。民族主义的“毕业”,已经不可逆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是中国一位“85后”独立时事观察者,他的电子邮箱是forourhomecount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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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与政治演练 陈子明

社会运动与政治演练
陈子明
多年以来,在海内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是从世界上各种反对运动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些流派的主要分界线是什么?有人说是左派与右派的分野,有人说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取消派与行动派的分野。下面分述取消派的两个种类与行动派的三个分支,进而讨论“政治演练”——这是我在今年8月30日与朋友聚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两种取消派
两种取消派都反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在现阶段实施积极的行动路线,但是反对的理由完全不同。
第一种取消派是所谓政治“投降派”。他们过去曾经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是现在脱离了民主运动,认同了中共的政治路线。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唯一可行的主义,是“中国崛起”的保证,因此,“民主应当缓行”。更有甚者,鼓吹以“集权”、“专政”为基调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复兴乃至世界重组的“法宝”。
第二种取消派是极端的权力崇拜者。他们信奉“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丧失一切”,认为在强大的中共极权专制下,没有民间行动或者说公民运动的任何空间。如果不是暗杀、爆破、冲击政府这一类的直接暴力行动,任何“不彻底”的行动都只有负面的价值,甚至是中共在幕后编导的“御用行动”。该派人士认为,宁肯当“口头革命派”或者“冷眼旁观派”,也不能当“不彻底”的行动派。
这里首先要指出,夸大中共的统治能力,虚构中共情治系统无所不在,与第一种取消派的“投降”鼓噪,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目睹了公安派出所从一辆警车都没有到拥有十几辆车的硬件扩张过程,也目睹了警察特工从“党的忠诚战士”到“养家糊口混饭吃”的软件溃败过程。当年中共特工的骄人业绩,既不是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独门秘技”,归根结底,还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心向背有关。虽然“维稳”经费增长了许多倍,但是现在“警察专政”的效果,远远比不上邓小平时代的“严打运动”,更比不上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神话情治系统的无边“法力”,把大多数民运活动家视为“特务”、“线人”,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民主事业缺乏信心的表现。
冷眼旁观、无所作为也可以成为“革命派”(其代表人物曾表示,并不鼓励国内人士现在就实施直接暴力行动,是自投罗网),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线索呢?原来,这里面隐藏着源于中国传统“天命观”的“革命观”。统治者作恶到了极点,老百姓牺牲到了极点,天命就会转移,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因此,任何阻碍或延缓极点到来的行动,任何减轻统治者作恶程度和减少老百姓牺牲程度的行为,都是“不革命”和“反革命”行动。与之相反,任何不妨碍乃至加速极点到来的行动,都是有利于“革命”的行动。所以,取消派、旁观派都可以是广义的“革命派”,吃喝玩乐、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客观上也可以成为“革命”的推手。“清官”、“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则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年第三国际的笔杆子以及毛泽东的御用史学家,已经充分演绎过这一套最最“革命”的理论。
在指出上述两种取消派可以起到类似效果的同时,也要指出两者的区别:一个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另一个则与现行体制不共戴天。后者只要不把行动派视为仇敌,行动派就可以把他们视为兄弟。
异见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我把异见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三个主要分支。
异见运动主要是知识阶层中的一种反抗运动。异见知识分子,以言论和出版(包括地下出版、海外出版)的方式,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历史罪恶与现行政策。异见运动在“苏联模式”国家(包括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中是一种主流的民主运动。
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由于文革导致知识界的断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异见运动——民主墙运动诞生时,其主要参加者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而是初出茅庐的“准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青年工人、返城知识青年、刚刚进入校门的大学生、研究生。80年代,经过“清污”、“反自由化”运动,一批中共党内理论工作者和知识精英被当局驱赶到“持不同政见者”的阵营。进入21世纪,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主动参加到异见运动中来。譬如《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中,就有不少在职的教授、研究员等。
异见运动的支撑是道德良知而不是政治实力。许多异见知识分子拒绝进行政治形势的分析评估,拒绝参与具体的政制设计,更是拒绝当局把自己称为“敌对势力”、“政治反对派”。其中有些人明确表示,自己是永远的异见人士,专制派在台上是异见人士,民主派上台后仍然是异见人士。
我们现在所说的“维权运动”,基本上都属于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为特定的社会阶层、集团、群体争取权利或权益的运动。历史上有些社会运动是为中等阶层谋利益的,现在的社会运动多数是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这两种社会运动都被认为是进步的社会运动。
我在《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一文中把“主动右派”分为:“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1957年维权者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毛泽东历次“运动群众”中的受害者争取公道与正义,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临时工与合同工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待遇的运动;1978年底至1979年初,云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争取返城的群体性抗争;都是典型的社会运动。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爆发了难以计数的自发的抗争活动。进入21世纪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成百上千的律师与法律志愿者参加了“维权运动”,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自觉力量。我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曾写道:“反特权、反腐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财的性质和‘搭便车’的理性选择,一般人难以为此投入精力。然而,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
投身异见运动,可以不问收获;从事社会运动,必须讲究效果。维权的目的不是要“求败”,为统治者记上一笔“账”;而是要“求胜”,以便鼓舞民众,壮大社会运动的力量,开拓公民社会的阵地。我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指出:“民主理论的讨论,永远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事情,民众通常不是从书本上学习民主而是从直接经验中学习民主。因此,知识分子在实践民主方面的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民众不需要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民主教条,而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组织聚合与感情联系。”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诞生,就是异见运动与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民众对于民主运动表面上的“冷漠”,不是他们不知道民主的好处,而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看不到实现民主的可能性。通过社会运动一个个小的胜利的积累,可以增强民众抗争的自信心,也可以锻炼出一批民主运动的“草根领袖”。
直接涉及政制与政权改变的群众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清末要求速开国会的运动,抗战时期大后方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宪政的运动,属于政治运动。1980年和1986年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开展的竞选运动,也属于政治运动。要求“四人帮”下台的四五运动,要求李鹏下台的八九民运,当然也是政治运动。在《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一文的“一九八九政治运动:历史定位及其后果”一节中,我曾与汪晖就八九民运是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进行过专题讨论。
搞政治运动,就必须进行形势分析与力量评估,制定战略与策略,划分“敌我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要有博大的胸襟。异见人士我行我素,独树一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前者对他们应当具有同情的理解与包容。马克思可以要求恩格斯与自己保持一致,但不会要求海涅与自己亦步亦趋。“批温”与“评温”虽然不同调,但可以并行不悖。
举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例子。1975年夏天,我因为与插队时的一个同学通信,被公安局逮捕。我当时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理论文章,还议论了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四人帮和毛泽东是左派,周恩来是中派,邓小平是右派,这三派都不是民主派,我们哪一派都不赞成。因为我的上述言论,1978年公安局给我平反的时候还留了政治尾巴。但是,当我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从工人民兵手中夺过扩音器时,我并没有谴责周恩来、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丘之貉,而是呼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我相信当时广场上“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里的许多人与我有着类似的想法,但是大家配合默契,都打着周恩来的旗帜,明反四人帮,暗反毛泽东。我也注意到,90年代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调门有时比异见人士还要低。譬如说秦永敏起草的《和平宪章》(草案),其中写道:“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力争与当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和解进程。”这些都是属于政治策略性的考量,是政治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八九民运之后,一直没有爆发类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自由民主党以来的几波组党活动,是政治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从1998年对于中国民主党的镇压,到2008年对于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新民党的镇压,表明当局不能容忍组党活动。政治运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如果硬要拿鸡蛋去碰石头,就类似于共产党当年在上海搞的那些“飞行集会”。在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主要表现为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当事人的主观选择,而是客观环境使然。
何谓“政治演练”
在没有条件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可以先进行“政治演练”。十六年前,我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文中写道:“反对派在现阶段首先是一种政治属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组织概念。建立反对派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要像共产党那样迷信组织并把它神秘化。组织要在社会共识和社会潮流的基础上形成,需要有信仰、纲领、领袖、人际关系网若干要素集合而成。只有当理性、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感到非有组织不可并且外部条件也适合时,建立民主政治党派才是必要的,届时水到渠成,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与其揠苗助长,不如辛勤耕耘。民主制度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本要素,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和完善起来。”说得更明确一点儿,只有当选战(竞争性选举)成为可能时,才有建立统一的反对派组织的必要性。
有些社会运动的活动家认为,现在只须一门心思从事维权活动,稳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等到政治运动的条件成熟时,再去“讲政治”,讲谋略。历史事实证明,事到临头再去“讲政治”,可能就来不及了,从而使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我们擦身而过。1989年5月上中旬,是最需要中国民主派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的时候,可是当事者却干了不少傻事。等到调整运动策略,把斗争矛头指向“打倒李鹏”的时候,建立“统一战线”已经时过境迁,“六四”屠杀已经难以避免。历史经验需要不断总结,前人的血泪才不会白流;政治智慧需要经常磨砺,事到临头才能出神入化。
所谓“政治演练”,就是对政治运动的一种模拟,就是“思想实验”或者说“思想操练”。政治运动是要讲政治效果与政治责任的;政治演练则不希冀当下的政治收获,也允许有“试错”与调整,以期接近战略策略的“最优解”。
政治演练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反对派自身的锻炼成长。通过公开的政治亮相,不断提高反对派的政治能力与群众威望。反对派的政治能量,不仅仅取决于参与的人数、活动的频度,也取决于思想的高度、政治的成熟度。
政治演练的次要目标,是对统治集团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的共产党,就像在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内部千疮百孔、矛盾重重,从上到下都“潜伏”着要求变革的人士。政治反对派的目标,是要瓦解专政党,推动其效仿国民党,向宪政党转型;而不是将它塑造成“铁板一块”、“雷打不动”的“七千万党员的利益共同体”。
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运动是难以逾越的一步,现在从事政治演练,就是为将来的政治运动作准备。历史是没有固定脚本的,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政治运动的具体样式——是革命运动还是改革运动,是暴力行动还是非暴力行动。因此,中国民主运动需要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性的预案。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年,革命派与宪政派曾经炒得不可开交,甚至拳脚相加、刀枪相见。而我们现在承认,双方都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眼下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可以有自己的预期和预案,但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否定他人的预期和预案。中国民主化需要各种民主力量的互补与合力,而不是某一种理论或势力取得“路线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武装斗争,这是毛泽东的“三位一体”,而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圣经”。“苏东波”,拉美转型模式,台湾经验,韩国经验,印尼经验……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实践都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参照系。
2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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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讲话是骗人的吗?

温家宝讲话是骗人的吗?
胡平

温家宝讲话引起热烈争论。有不少人说,温家宝讲话是欺骗,大家别上当。这种批评,意思很不清楚。按照这些人,我们怎么做才叫不上当呢?

所谓不上当,那意思大约就是:你温家宝说支持媒体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媒体人就是不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就是只刊登正面新闻;你温家宝呼吁民众监督政府,我们民众就是不监督政府。这种不上当,不是比上当还糟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意见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谨防温家宝学毛泽东57年反右那一套,搞“阳谋”,搞“引蛇出洞”。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和五十三年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共还会搞“引蛇出洞”吗?众所周知,六四之后这二十一年,当局的方针是“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尽量不要蛇们从洞里爬出来,只要看到有蛇想出洞,就赶快把它赶回去。而“引蛇出洞”的意思则是尽量让蛇们出洞来,不肯出来的都要千方百计地把它们哄出来,最好全都引出来。这两者不是截然相反的么?今日中国,出洞的蛇已经不少了,共产党本来正发愁没法把它们全赶回洞里呢,它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把没出洞的蛇都引出来?以今日中国之民情,中共要是再搞一次引蛇出洞,岂不是引火烧身吗?

退一步讲,就算温家宝讲话不是出于真心,我们也可以借力使力,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维权人士,尤其是维权律师,哪一个不是拿法律说事?抛弃了法律,他们还怎么说事?你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共产党的法律是假的,是骗人的吗?我要说的是,所谓假,所谓骗人,意思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却不想真正遵守。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不是说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是对的。我们正是要用我们的力量迫使共产党遵守。

我曾经指出:共产党的谎言有两种,有的谎言,共产党是希望我们信以为真。譬如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谎言,共产党就希望我们信以为真。但共产党还有一种谎言,这种谎言共产党是唯恐我们把它当真。譬如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条款,譬如禁止刑讯逼供一类的法律,共产党就唯恐我们把它当真。如果我们把它当真,共产党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如果你根据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不是出自真心这一条,你就不把它当真,你还自以为你识破了共军的奸计,其实正相反,你那才叫中了共军奸计呢。共产党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句谎言;然而我们知道,在89年东欧剧变中,那里的人民喊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口号就是——“我们就是人民!” 

我们说,有了温家宝讲政治改革讲普世价值,别的人跟着讲风险就小了,敢讲的人就多了。毕竟,在任何国家中,勇士总是极少数;很多人确实只有等到风险较小时才敢发言。这是常人常情。既然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就能促使一些原先不敢说“政治改革好”的人也跟着说“政治改革好”,从而增加了“政治改革好”这种呼声的音量,那正说明温家宝的讲话有积极意义,那正说明我们应该欢迎温家宝的讲话。

有人说:不错,和中共高层其他人相比,温家宝确实显得比较温和开明;但唯其如此,所以他更有欺骗性。温家宝的讲话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是烟幕弹,其作用在于麻痹人民斗志,引诱人民沉溺于幻想,消极等待,放弃抗争。

没有比这种批评更似是而非的了。按照这种批评,似乎是,很多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一看到中共上层也有人在说政治改革了,于是就麻痹下来,放弃抗争,等着坐享其成了。实际情况正好是相反的嘛。对于那些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看到上层也有人站出来呼吁政治改革,他们只会更振奋,只会干得更起劲。原先一些出于恐惧,出于沮丧而放弃抗争的人,此时也会投入抗争。毕竟,很多人在选择抗争或不抗争时,免不了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如果投入抗争,风险很大,成功的希望又很小,他们就会选择不抗争。反过来,如果他们看到统治集团上层都有人公开站出来呼吁改革,这就减少了参加抗争的风险,增加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必然会更踊跃地参加抗争。回顾过去几次民运高潮,哪一次不是发生在上层比较温和开明的时候呢?

在今日中国,并不是上层显得温和开明,致使民间沉溺于幻想,故而放弃抗争。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在今日中国,上层只有温家宝比较温和开明,胡锦涛则一如既往的僵硬,其余人更不足论。多数民众因为不大看得到希望,依然陷于恐惧与沮丧,所以才无所作为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更应该对温家宝讲话持正面评价。我们应该借着对温家宝讲话的讨论,进一步阐扬普世价值,拓展公共空间。我们不奢望出现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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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钓鱼岛,中国政府的复杂心态


钓鱼岛,中国政府的复杂心态



9月7日,在中日争议的钓鱼岛附近海域,一艘中国渔船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方拘捕中方船长詹其雄,并经由日本司法机关,将其拘留10天;就在北京方面连续不断的抗议之下,10日后,日方竟又延长拘留詹其雄10天。中共颜面尽失。



抗议不果,中国政府抬出“反制措施”。检视这些反制措施:中止双方部级官员以上来往----无损于对方;推迟中日东海谈判----两败俱伤;准备在东海争议海域单方面开采石油----日方申明,如果中方这样做,日方也将跟进;中止双方有关航班、航权事宜的接触----毫无意义;限制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规模----可能在短期内不利日本经济,但,急于前往日本观光的中国民众,未必乐意。



撞船与拘捕事件,刺激中国民间反日情绪。9月18日那天,是“国耻日”,部分中国民众在各大城市展开反日示威,却因中共当局的阻扰和控制,草草收场。



当日,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中共出动超过示威民众人数几倍的军警,严密监控现场。在北京,日本大使馆附近,中共军警将示威民众团团围困。硬是将示威民众分拆成最多10人一组,分批走过日本大使馆门前,然后在路口解散,前后不过数十米,不准停留,不准折回,更不准聚集。



可怜这些中国民众,被折腾得如同机器人一般,只能拉当局批准的横幅,只能呼当局同意的口号,只能步行当局规定的几十米,就算是“示威”、“游行”?民主与法制?“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还是有些民众“不听使唤”, 有人高喊“阻拦者都是汉奸”,中共军警顿时面红耳赤;有人趁机喊出“打倒腐败”的口号,立即被中共公安抓走。



中共当局深知,任何爱国游行,都可能演变成反政府示威。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就是最实在的例证。从“外争国权”到“内惩国贼”,北洋政府经此走向倒台的下坡路。中国共产党之发迹,正来自“五四运动”,混迹其间的早期共产主义分子,于两年后,自组共产党。借助群众运动起家的中共,深知群众运动的能量,当政后,最要防范的,就是民众示威。以至于,1989年,不惜对示威民众大开杀戒。



论及钓鱼岛,邓小平时期,说法是“搁置争端,留给后人。”中国无所作为,日本有所作为,于是,多年下来,形格势易,日本实现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和“有效控制”。中、港、台三地,有民间保钓人士,中共不仅拒绝给予任何支持,反而百般打压。



就在这次钓鱼岛冲突发生后,中国大陆10名保钓人士,集结厦门,有意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却遭到当局层层打钉子,处处下绊子。连海边渔家都恐惧,推说,没有得到当局许可,不敢为他们提供船只。结果,这批保钓人士,连海都出不了。

(疑问,与日本巡逻船“相撞”的那条中国“渔船”,如何又能得到许可出海?)



同一时期,两名台湾保钓人士,不仅能乘船前往钓鱼岛海域,而且得到台湾海巡署出动12艘大小舰艇护航,到达钓鱼岛附近后,与日本七艘巡逻船对峙,长达5小时。这两名台湾保钓人士,虽最后折返,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宣示主权”的目的。



号称“崛起”与“强大”的中国,竟不如小小台湾?实际上,中南海心中有鬼。说到这次钓鱼岛冲突,责任未必在日本一方。动辄利用渔船、利用民间“捕捞”为名,试探对方,乃是中共惯技。此技,非但用于日本,也用于菲律宾,也曾用于台湾。



以民间“渔船”为掩护,中共可进可退。如果挑衅得手,中共可进一步,随后派出军舰,扩大战果,自我邀功(比如今年8月,对付菲律宾);如果挑衅不果,甚至失败,对内,中共可以推卸责任,制造非政府所为、而是民间擅自作为的假象;对外则假装无辜,压低冲突级别。首鼠两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8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济州岛附近海面,遭韩国警方扣押,中方船长被拘捕,并被处罚款8.7万元(人民币)。看来,周边国家,纷纷识破中共“渔船”诡计,开始采取行动,还以颜色。一个月间,中共失手于日本,又失手于韩国。中南海的挫折,可想而知,还以为,对付外国,就像镇压国内民众那般容易。



所谓“捕捞”,不过是幌子;所谓“渔船”,不过是间谍船;所谓“船长”,不过是特务头子……这些,都是典型的北京把戏。



退一万步说,如果,偶尔,这类渔船不是中共间谍船,船长不是中共情报员,那么,中国民众,可不可以大吼一声:中国政府,你有种就自己上,不要让老百姓当垫脚石、替死鬼!说什么“捍卫钓鱼岛主权”,难道不是你武装到牙齿的政府的责任?反而只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义务?



实际上,盘踞北京的那个“执政党”,心眼里,从来就只有政权,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更没有人民。65年前的抗战时期如此,故有“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阳谋;今天依然如故,为了既得利益,不论爱国还是卖国,都可为我所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9/21/10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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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太有才了 :8964的记忆 1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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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才了 :8964的记忆 1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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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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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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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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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要"反"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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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8日星期六

推荐:北京召开“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


北京召开“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

                                                              

对华援助协会北京讯 2010年8月20--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深圳时做了重要讲话,8月27日温家宝又在国务院召开的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做了同样重要的讲话,温的这两次讲话在海内外的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9月15号下午3点半到6点15分,一批身在北京的学者和民主维权人士在北京再次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会议纪要整理如下。
"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纪要

会议开始,赵常青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温家宝两次讲话的主要内容,并将2006年9月以来,温家宝在不同时空下有关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人民尊严、公平正义、反腐败、权利制衡、政体改革等方面的主要言论向大家做了介绍,也就温家宝所受到的各种力量的批评向大家做了简单介绍,然后与会者开始围绕温家宝的相关言论并联系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分别发言。
 
陈永苗:根据观察,在座的大部分好像都是挺温的,我有些不同意见,我就第一个发言了。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中共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中共倒台后才能出现,中共不倒台,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党内民主派"问题;第二,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温家宝的讲话,是以做主人的态度呢还是相反的态度,他说得好,我们可以表扬他、可以利用他,但我们不能无原则的唯"温首是瞻";第三,我们应该立定一个判断的标准,我认为对待温家宝应该以他做了什么为标准,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陈青林:

我既不是"挺温派",也不是"批温派",硬要说我是什么"派"的话,我就是"救火派",救谁的火?救温家宝的火。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经理,很显然,温家宝近几年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自然灾害就不说了,诸如经济危机问题、依法行政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制度转型问题等等都让他很头疼,而且他现在因为倡导普世价值问题还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批评,真是一团乱麻。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大家为温家宝走出困境来支招。我个人的"救火"方案实际上是向大家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在2010年帮助温家宝摆脱国际国内资本家财团的绑架;

第二,在2011年,如何帮助温家宝在加重税负和乱发货币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第三,在2012年,如何能够推动温家宝在官僚板块、资本集团板块和人民板块之间设计出一套准宪政模式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这些问题交给大家,我就说到这里。
 
 
张辉:

温的讲话在中国民间社会引起的争议还是很大的,对于温家宝的讲话究竟是信还是不信,是帮他呢还是不帮他,是淡然局外还是加以抨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就我个人而言,任何人倡导普世价值、倡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都应该是欢迎的、鼓励的,温家宝来说这些话,我也欢迎的。
 
我认为未来社会的转型还是要首先从意识形态的纷争开始,没有一场争论,民间的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容易切入到社会转型当中去。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看一看温家宝到底能做哪些事,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如废除劳教、解决访民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温家宝而言,应该不是特别难。他说一点好听的,我们欢迎,他做一点有利于改革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报以掌声,加以推动。
 
最后我认为,当下这个社会已经不存在特别强大的强人政治,"一言兴邦"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是个多元社会,温家宝是其中的一"元",我们在座的也其中的一"元",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温家宝这一"元"里或别的什么"元"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我们也需要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变革。
 
 
焦国标:
 
 
我想温家宝说了这么多话,他如果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一定会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但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站出来这样指责他,执政集团内部现在也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超级政治强人来进行幕后操纵,胡锦涛本人也不会站出来做这样的恶人的,因此温家宝的系列讲话实际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的,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从民间的角度讲,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鼓励温家宝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另外一个方面, 我想谈谈我对薄熙来的看法。从政见上看,薄熙来完全是反向的做法,唱红歌,怀念毛,政见完全与我们向左,但我觉得让他继续向着"左"的方向走下去,也未尝不可。我认为薄熙来想完全脱离法律框架的任意胡来可能性很小,但他在一个强调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里想另辟一个"左派"政治特区也未必不是好事。想当年,毛泽东他们要搞共产主义,胡适当时就向蒋介石提议让毛共党到东北区做共产主义试验,当然老蒋没批。现在薄熙来想在重庆搞一个"红色"特区,以显示自己与中央的某些区别,我认为是好事,我认为只要不是超越法律框架,就应该给各种政见以平等的机会和起码的尊重。我个人不会特别的倾向于哪一种政见或哪一种观点,但我认为,社会生态、政见生态越多元,对于我们的变革越有利,对于温家宝本人来说也会形成一种保护。
 
 
胡石根:
 
 
温家宝的讲话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讨论,这是若干年来很少有的事情,民间的讨论超过中共党内对温家宝讲话的学习和讨论,这本身也表明民间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的成熟,我们看到近期光北京就召开了四、五次这样的研讨活动,外地如贵州、浙江、广州等地也展开类似研讨活动,在美国,胡平他们在纽约也搞了类似的研讨活动,这些活动都带有挺温的性质。当然国内的一些网站如乌有之乡等批温的调子很高,在推推上,也有好多批温的,总的来说,从民间的角度观察,从过去的批温一边倒发展到现在批温和挺温的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很为可喜的事。这既表明民间政治生态已经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了,也表明民间政治智慧经过三十多年的曲折探索和积累而渐趋成熟。尤其是我们现在讨论温家宝这个讲话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温家宝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刻发表这样的讲话,民间之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样热烈的讨论,这本身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上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把讨论温家宝讲话与中国社会转型联系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我本人虽然也不是明显的挺温派,但我对于温家宝的亲民表现、对他的讲话我是持赞同态度的,这种赞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做他的附庸,相反我们主动搞的这种研讨表现了我们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没有哪个街道办通知我们这样做。我们之所以要搞这样的研讨会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壮大我们民间的力量,实现民间各种力量的交流与汇合,通过这种交流汇合来寻求我们的共识,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同时也通过这种研讨交流来改变过去的那种官强民弱、极不对称的朝野政治生态,通过这种讨论交流促进朝野间的良性互动,并最终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从现在的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必然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在如何对待挺温和批温的问题上,我认为两派都有其价值,批温是为了防止温家宝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挺温呢,则是对温家宝已经做得比较好的事情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希望他继续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如果他走错了路,我们还得起来批评他。

最近秋风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总体思路是要求民间结成健康的力量联盟,来共同打败毛左派和权贵集团,文章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我这里,我觉得还应该再做一下仔细分析。毛左派也好,权贵集团也好,第一,他们都不是铁板一块;第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完全一致;第三,对于毛左派的主张和要求,我们也要去借鉴他们的某些智慧,如毛左派对现实的严重不满和批判、对社会变革的诉求,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是有其中的合理性的,这与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主张与诉求是一样的,是不矛盾的,我们不应该一杆子打倒一大片,要反对"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做法。就是对太子党、对权贵集团也不要一下子全部砍死,秦晓不就是太子党吗,不就是从权贵集团中出来的吗?既就是对于共产党我们也要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们不对这个党抱希望,但我坚信在这个有着7000万党员的队伍里一定有要求变革、要求进步、要求民主转型的力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民间力量与他们的结盟,这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转型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张博树:
 
我先对刚才永苗的观点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你这三条我有两条半都是不同意的,第一,你认为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共产党垮台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是我不赞同的,如果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才会出现党内民主派的话,也就不存在什么党内民主派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我们说党内民主派是有意义的,恰恰是从党内民主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这个角度出发的,否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认为像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等人都可以说成是党内民主派或党内开明派,而且这样的党内民主派远不止一两个人。第二,永苗谈到温家宝光说不练是不行的,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而且要看他主要做了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有些简单化了。中共党内的说和做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赵紫阳的回忆录和李鹏日记的话,就会发现在八十年代的党内斗争是很激烈的,从话语修辞等细节方面都会推敲出这样的结论。在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里登载了我的一篇有关朱厚泽的文章,朱厚泽就回忆说,在八十年代他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想以纲领性的文章或开会的形式来全面推动政治改革那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采取化整为零、撒花椒面的方法今天在这里说两句、明天在那里说两句,以求社会舆论的逐渐转变,这算不算是"做"呢,我看应该是算的,不能说那是'光说不练',同样,具体到今天温家宝的头上来,他在这样一个后极权社会要做一点事也是很困难的,他也要灵活多变,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努力促成气候的转变,因此不能简单的说温家宝光说不练。第三,永苗刚才谈到我们究竟应该是用一种奴隶的态度来对待温还是以一种主人的态度来对待温,我想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民社会,我们对于总理也好或者一个普通公务员也好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提出我们的一些肯定和批评是正常的,我想,不能认为我们批评了他就是以主人的态度看待他,我们表扬了他就是以奴隶的心态去仰望他,这样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我认为我们既不要用主人的心态也不要用奴隶的心态,而是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他,这就行了。

然后我要从正面谈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温家宝在最近几年的讲话和行动到底应该怎样看的问题,我基本上赞成刚才胡(胡石根)老师的观点,如果我们要从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这个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最基本的逻辑链条是很清晰的,什么链条呢?第一,中国未来的转型以和平转型最好,和平转型意味着因社会动荡而付出的代价相对要小,转型成本低,我想没有多少人希望社会转型的时候出现大动荡;第二,既然大部分人渴求社会和平转型,就必然要求朝野之间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至少民间是这样想的。问题在于第三,这种朝野见的良性互动是怎样可能的?我认为要解决这种可能性,首先,民间必须发展壮大,如果咱们自己很弱势,那就什么也不要提;而要壮大我们自己就必须促使对方阵营的分化,因为对方阵营的分化是有利于民间的成长和壮大的,只有对方分化了,民间才能壮大起来,民间壮大了,朝野见的良性互动才会逐渐转化为现实,如果对方阵营没有这种分化,则互动、良性互动都是提不上日程的。

那么,对方的分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阵营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定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有利于政治变革的健康力量,他们会在一些不同的时空里说一些好话,做一些好事,甚至带有被动、作秀的成分,我们就要把他纳入积极的一方,哪怕他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还有些犹抱琵琶、扭扭捏捏,我们也要拉住他,并创造条件扶他一把、推他一把,这才是政治上更高明、更成熟的表现。
 
 
刘京生:
 
我的观点大概不是挺温的,相反,我觉得挺温派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厢情愿的问题,我们是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而且善良了几千年,总认为执政者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就感动的不行,总拿我们自己的善良当成执政者的善良,那是要犯错误的。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温家宝说话是真诚的,但真诚在哪里呢,他跟我们互动了吗?他如果能跟我们互动的话,他能把刘晓波抓了吗?他能把刘贤斌抓了吗?如果明天他把刘晓波放了,如果明天他把刘贤斌也放了,或者哪怕他明天将劳教制度废除了、将访民问题解决了,我才能说他的话是真诚的,他也确实跟我们民间互动了,否则,就别用那些动听的话来忽悠我们,我不买账。
 
王光泽:
 
对于温家宝的讲话我们要注意到这样几点,其一,他的讲话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们喜欢从普世价值的角度去理解,但是他讲这些话时,"社会主义"的姓氏是带的,"党的领导"的帽子他也是戴着,正如江棋生所讲到的那样,温家宝只是一个"一党民主派",而不是"多党民主派";第二,他的普世价值走得还没有多远,比如说像司法独立呀、新闻自由呀、财产公布呀、宪政民主呀等等他都处在一种无为状态。而且温从来都没有提过"宪政民主"的概念,他的民主还是共产党专制下的民主。最主要的从"行"的角度讲,他除了在孙志刚事件中努力将收容审查制度废除了外,其他就乏善可陈了。当然从讲话的角度讲,他比胡(锦涛)要表现得好,他毕竟还敢说一些话,这一点我们要支持、要肯定,并鼓励他尽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不过从民间的角度去解读温家宝的话,还是要从多元化的立场出发,这要比一边倒的情况要好些。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今天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愿景很高,温家宝的讲话远远满足不了民间的改革欲望,尤其在党内高层,改革共识已经没有,想改革的力量又没有一个具有强大的实力,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希望还是寄托在民间、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对于民间而言,怎样考察我们的力量是否壮大了,主要看我们制造公共政治危机的能力怎样,通过制造公共政治危机给当局压力,通过这种危机来解决朝野间的良性互动问题,而不是靠我们的良好愿望和诉求来达到良性互动,那是一厢情愿的事。
 
许志永:
 
我先谈一点技术层面的事情,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温家宝能够做什么事、又不能做什么事。太大太难的事情他肯定做不了,在现有体制下,他既就是想做也做不成;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的事情他也做不了,他虽然是国务院总理,他可以对公安部长说些话,但现有体制下,政法这一块是自成系统的,有中央政法委管辖,他是做不了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也解决不了;劳教制度的废除他也解决不了,这牵扯到一个立法的问题。如果说在现行体制下他能够做什么的话,只可能在《征收房屋条例》上重新搞一个法规,因为这是他主管的国务院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但既就是这一件事他要做成也有很大的难度,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一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大阻碍。
 
范亚峰:
 
看到我们这次研讨会墙上横幅写的是《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我觉得主题安排得好。应该说温家宝是一个很有些历史感的人,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温家宝在深圳讲话里谈到"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剩下两年我要全力促成政治改革的事情",也就是说温家宝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不长了,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温家宝的讲话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先澄清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对党国政改抱有幻想?在推特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争论,一些人把挺温的人当做"幼稚的自由派",我认为不太切合实际,我认为我们任何一个挺温的人都不会对党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幻想;第二,我们民间是不是缺一个领袖需要温家宝来为我们做老大?当然不是。那么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把温当做中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一枚战略棋子来使用。无论是温的讲话或者民间的热议,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温家宝看做是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一个契机。

当然我今天主要不是谈论这个问题,我主要谈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政治转型的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回答。结果导致一些人一看到我们对温家宝表示了好感就嘲笑我们是一群傻帽,被人利用了,其实,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思维呢?为什么不能看做是我们在利用对方呢?为什么要低估我们呢?民间挺温是在民间维权抗争运动的八个板块积累了多年以后,到2010年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标志。原来主要是民间自己的抗争,现在则开始了与党国内部开明力量进行有目的的相互渗透、相互碰撞的时期,在此情况下,通过利用、撬动党国高层已经存在的裂缝,进而扩大这种分裂,使之由局部分裂扩展为全面分裂,从而为中国民主化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才是挺温的真正用意。中国民主化转型当然以维权抗争为主流模式,这一点毫无疑义,但如果我们立足这一点再向前进一步,再与体制内实现某种互动,对民间而言就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它意味着民间能量级的提升,意味着民间能够恰到好处的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裂缝来发展自己、扩展自己的空间。

民间力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势,一部分是虚势。实势就是脚踏实地的进行我们的力量积累。温家宝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就是虚势,维稳体制从2006年以来基本上把政改话语和法治话语抛弃了,但温家宝的系列讲话则把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右空间又还给了民间,极大地扩展了民间社会的灰色中间地带,为民间中右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各地访民、律师、维权人士掀起的学习讨论温家宝讲话的热潮便是民间力量得到很好扩展的表现。
 
我们现在讨论温家宝和中国社会转型,要学会使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温家宝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是有其深刻的利益驱动的,是在为他的家族乃至于他个人未来的历史定位做打算的。那么我们民间也应该顺水推舟帮温家宝出点主意,冯崇义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人,这个提法很好,我们最近反复提醒温家宝要顺应中华民主天命,提醒他要知道这个国家以及他本人都应该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我们为温家宝出的第一个主意,即要知天命所归;第二,步子要大,四平八稳不行,既然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就要背水一战,我认为温家宝最好的命运就是下台,就是不干了,至少要形成一个危机。现在其余的力量是在以无声的沉默消耗其努力,使这种变数无疾而终。叶利钦如果不下台,叶利钦就成不了大事,温家宝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有关政治改革的表现将来就是一个笑话。

现在民间对他的质疑很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敢说他是在作秀、是影帝,是因为他实在的做法确实不多,因此温家宝应该抓住时机拿出点"干货",步子要大,最好是下台,不下台成不了大事。

而且温家宝一旦下台意味着在三个方面他都抢到了先手,第一,全部的民心,第二,全部的国际支持,第三,最好的历史地位。他一旦下台,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都是一个极大的喜剧。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推动温家宝继续往前走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全力以赴推动他往前走,温家宝是否有下台的危机将是最近两年中国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他搞不了政改,又没有下台的危机,我们就说他毫无疑问是在作秀、是在演戏!既然他说过"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么就要知道"天命所在",就要有所担当,就要舍生取义。邓小平说不要错过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对于温家宝来说,现在是他千古流芳的最好时机。总之,我们要对温家宝说:往前走、大步走,莫回头,用我们民间的政治智慧来塑造出一个民主政治家,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这便是我的期望。
 
郭旭举:我很认同胡老师、张老师还有亚峰的一些观点,现在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机会,挺温是必要的,我们长期没有这种话语空间,现在温家宝以总理的身份出来说话了,我们不借助这个机会把我们的观点表述一下,那是很不明智的。我们追求民主进步,我们就要想办法扩展我们的话语空间,就要想办法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来拓展我们的空间,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利用某种联动来扩大他们之间的分歧,从而民间才有更好的成长空间。

我们知道主流媒体长期被权贵保守左派们所霸占,体制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很难得到释放。现在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很多很大的危机,普世价值是一种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温家宝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也很精明,因此他站出来发声了,但是如果他再这样不温不火、慢慢吞吞的话,他已经注意到的改革机会就可能丧失掉,在此情况下,这个"影帝"的冠冕就非他莫属了。我们
现在支持他,并不是全部的支持他,因为他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只是阶段性的支持他。
 
张博树:我插一句话,温家宝在体制内的一些讲话,包括在深圳所说的一些话使用了"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是很正常的,关键我们要考察温家宝讲话的落脚点和重心在哪里,不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他的"局限性"就会放大。
 
郭旭举:是的,所以,不管温家宝有什么局限性,他能够比其他人说得好,我们就应该肯定和欢迎,挺温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把他们压缩成一团,牢不可分,那么我们会有什么空间呢?我们现在好多人对他表示怀疑,认为他没有力量,许多事是做不成的,如废除劳教制度、户籍制度等他都做不了,这些具体的微观层面的事情他确实很难办,但是我认为,温家宝现在要立足的不是微观层面,而是要立足于宏观层面,他要打的是一张宏观的牌,他只有打出这样一张宏观的牌,他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我们看到,温的系列讲话之后,毛左派等也纷纷活动、大力批温,尽管他们的活动有些官方背景,但这也是好事呀。毛左派们在一定范围内与我们是有交集的,他们要平等这是好事,他们能在极左的方面闹腾,对党国力量就是一个牵制,对我们在客观上就是一种帮助。所以我支持刚才胡老师的观点,对毛左派要打,但要"缓打"。至于如何挺温,我认为,我们首先还是做舆论的工作,多给他一点精神支持。而且在党国高层,温家宝敢于公开这样说,他也是不怕打压的,或者最高层没有什么人敢公开站在温家宝的对立面。胡锦涛中间偏左,但他也不会公开讨温,他可能在观望,所以我们要给温家宝加油,使得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最后促使胡锦涛也不得不站出来挺温,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赵常青:我也说两句,我首先想旗帜鲜明的表示我是坚决挺温的,我最早注意到温家宝在政治上的"异动"是2007年3月,当时我还在监狱里,我在自己订阅的《南方周末》上看到有关温家宝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的认可,我当时想,老头子不错,这是89年以来来自最高层的难得的表态,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我当然要支持他。

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的主题是"温家宝与中国社会转型",那么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时机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好像没有太大的争议。但问题在于怎样促成这种转型,我认为民间应该有政治大智慧,这个政治大智慧就是要对来自朝野的各种力量进行分析并加以整合。

从和温家宝的关系角度讲,体制内外批温的力量占据了很大的版块----保守派权贵集团是批温家宝的,保守派为什么批温呢,因为近十年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使得他们掠夺了大量的民间财富,温家宝要搞民主,民主一旦搞成,人民要是来个"秋后算账"的话,必然影响到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是不遗余力的批温;第二种批温的力量是民粹主义毛左派,他们将温家宝看做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忠实执行者,将因这种改革而造成的大量社会罪恶都推到温家宝的头上,要求老头子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讲,毛左派们是有些道理的,他们在自己所发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一口气喊出了十四个"造反有理",客观地说,我也认为其中的八九个"造反有理"确实是有理的。但问题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他们试图借助毛泽东独裁体制来引领中国的未来,这自然和温家宝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观是"牛头不对马嘴",自然,他们要批温家宝,这种批判当然是错误的;第三种批温力量来自于民间右翼的一些自由主义文人,其中以余杰为代表,他们认为温家宝光说话、没有行动,是在"表演",是在"作秀",并冠之以"影帝"的"荣誉"。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一个主要行为就是"说话",就是通过"说话"来表明自己的行为取向。前不久,胡(石根)老师明确提到对于政治家来说"说话就是行动",崔卫平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公开表达"在政治生活中,说话便是行动。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特色所在"(见《政治言说》),因此,对于政治家的言论我们不要仅仅理解成一般的普通言论,他们的言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动员。话又说回来,如果温家宝说民主、倡普世价值和改革不是行动,只是作秀、表演的话,那么能不能说余杰等人倡民主和普世价值也是作秀、也是表演呢,因为这在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余杰等人除了说话、发文章以外,也没有见到他有其他的行动,他没有去组党、他也没有参与街头化的"围观",也没有为访民打过官司,但我并不会因为余杰只是写文章说话就认为他是在表演和作秀,相反,我认为他追求民主是很真诚的,而且他的写文章说话就是他的政治行动。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许民间放火,不许州官点灯",我们应该执行同样的逻辑和标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掉进自己挖下的逻辑陷阱里。

在分析了这三种批温力量的错误后,我们再回到我刚才提到的"政治大智慧"问题上。大家想一下,在一个涉及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里,在一个涉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里谋求民主变革,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把这样一个伟大事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间的力量身上,到底行不行?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当年共产党搞革命的时候,还要搞"统一战线"、还要开辟"第二战线"呢,并把"统一战线"看做是自己"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俗话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共产党当年的成功经验虽然还不能说"古",但对我们最起码是应该有所启示的。我们应该把各种力量都集合起来,用我的话说就是"合纵连横",所谓合纵就是把民间寻求民主的各个板块集结到一块,无论是老民运、新维权、还是家庭教会、自由派等等都先"合"起来,"合"起来干什么呢?合纵抗"秦",抗击党国权贵集团对改革的阻挠。

但是光靠民间的"合纵"还是不行的,我们还要执行"连横"的政策,就是把执政党内部愿意进行改革的健康力量和进步力量也拉到中国民主转型的轨道上来。大家想一想,在一个拥有将近8000万党员的队伍里,如果没有一批愿意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愿意真正为这个国家谋求美好未来的人的存在,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从历史事实上看,共产党建政以来,确实是存在着这么一批健康力量的,否则无法解释像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的表现,他们在台上的表现是赢得后人的尊敬的,我们总不能说他们几个人在台上的时候也是作秀吧。

回到温家宝这里来,纵向考察49年以来的历史,我认为在近六十年的共产党高层官僚系统里,温家宝要比所有其他的人要走得远、包括比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要走得远、走得更符合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对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国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加以团结,要帮、要扶、要拉、要推!
 
赵常青:好,第一论各抒己见阶段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讨论阶段,由于时间关系,每人发言控制在3分钟之内。
 
胡石根:我在这里略作补充,我们必须明白"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要犯政治幼稚病的错误,就要犯巨大的战略性错误。我们和余杰一样也认为温家宝现在只是画了一个饼,但是我们现在就要一个真的饼,我们必须抓住温家宝讲话的机会来弄假成真,利用温家宝的讲话把我们发展起来。大家必须明白,搞政治跟做买卖一样,做买卖对市场必须敏感,否则是做不成功的。搞政治也必须具有政治敏感性,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民主转型事业就是一个很具现实性的事业,现实的政治需要我们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政治机会,"挺温"就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现实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机会,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就是挺中国的民主事业!
 
陈永苗:实际上我也不是要根本否定温家宝,而是说怎样才能恰到好处的利用温家宝。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共产党所赞同支持的,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对他所倡导的东西的复杂性没有弄清就盲目挺进,就会被他们所利用。温家宝的讲话不能理解成是他个人的讲话,他是代表中共在发言,要将他放在共产党六十年的大框架里考察,他们老早就在喊"改革",天天在喊,喊了十年、百年、一万年,他就不动,这种喊叫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部分是行动派,强调行动的力量,我们一定要用行动的标准来评判温家宝,而不是仅仅看他说了什么。同时,我们也要给老百姓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在中共改革派之外,民间也有一种新诞生的可以领导中国民主转型的力量的存在,让老百姓在我们当中看到希望。另外关于党内民主派的问题,我们衡量的标准还是看他的行动,而不是说话。
 
范亚峰:在政治上我们不要犯幼稚的毛病,前若干年,党国将民间的空间压缩的很小很死,民间就没有说话的空间,现在民间借助温家宝的讲话有了一些说话的空间,这是好事,但我的判断和常青不一样,常青认为温家宝是真诚寻求民主变革的,但我看来,在判断民主转型的前景问题上我们也要抛弃"悲观派"或者"乐观派"这种情绪化的语言,使用政治理性进行冷静的分析,温家宝的言论说到底就是一个利益上的考量,没有别的,我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张博树:刚才亚峰提的几个建议很好,胡(石根)老师提到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在座的大概不会对此有什么意见,常青谈到"合纵连横"与"民间政治大智慧"几个概念都很好。我们现在能不能促成温家宝做点什么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来做一个局,给温家宝开出一张试卷,让他答题,卷子一定要公开,最后的署名应该是"合纵连横"的局面,这样看他如何反应,如果能做,就证明他不是在作秀,如果能做的不做,那这顶"影帝"的帽子就戴定了。
 
胡石根:我说一句话,温家宝说自己时间不多了,剩下的时间将努力从事政改,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帮你设计政改方案,我们也帮你造舆论,但温家宝必须自己争气,必须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民间将政改方案提交给他,然后,他交给政治局讨论,讨论通过,就执行政改方案,"党中央"不批准,好,辞职,在这种情况下,你既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也可以万民仰望、流芳青史了。
 
范亚峰:我们可以在我们和温家宝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们可以将一些具体的政改建议如废除劳教制度、司法独立制度、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弄出一个新的政改纲领,然后集结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其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应该是非常好的。
 
许志永:我觉得永苗的思路是错误的,对于温家宝而言,你不管说他表演也好,作秀也好,但在常委九个人里面就他一个人站出来说了话,你现在把说了话的温家宝架在火上烧烤,这显然是不妥的,你应该把批判的目标瞄准其他几个人,这样才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永苗:瞄准不了,我们的子弹是射不出去的。
 
亚峰:这里面涉及一个制造局面的问题,在这九个人里面就只有温是变数,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变数推到极致。1989年学生绝食从政治逻辑上讲是正确的,学生把八十年代的学潮一步步的推向极端,最后以生命来抗争,迫使邓小平来做决断,你是要千古流芳还是要死保权力。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但对于温来说,我们仍然要将他不断的向民主化的道路上推,你不是要搞政改吗,好,那就来真的,如果来真的受到党国阻挠,好,辞职,如果不辞职,那就是表演,通过这种推向极致的方式鞭策温家宝上轨道,这应该是可取的选择。
 
赵常青: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帮推温家宝,就是对于胡锦涛,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将他往我们这个方向拉扯。我曾经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胡锦涛"只是一个做大官的命,而不是做大事的命",从他进入共产党官场以来,事实情况就是这样,基本上是四平八稳,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一个地地道道的"官迷"----喜欢当官我们不反对,只要你不反对政治变革,我们都能容忍,但问题在于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官",我们对此不可掉以轻心,从他和温家宝的关系上讲,只少截至目前,他还没有公开撕裂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他还需要温家宝来给他挡风遮雨。因此,我们应该在挺温的同时,拉一把胡,至少要防止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胡锦涛被权贵集团绑架为"镇压派",赵紫阳曾经对杜导正说过:"温家宝是个好人,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们希望胡锦涛在同样为期不多的时间里做个"明白人",我们必须提醒他民主变革是世界性潮流,千万不要留恋权贵集团的怀抱,那是一个大泥坑、一个大火坑,我们要拉胡走上正确的轨道,而不是放任他往泥坑里滚、往火坑里跳,那是不负责任的。总之,我希望我们能走出一条"合纵连横"的团结道路,在民主的旗帜下,八仙过海,戮力同心,共同促成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开辟出一个万紫千红、花果飘香的未来!
 
胡石根:我在这里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拿福建三网民围观事件来说,当时网友们公开将温家宝说过的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制成横幅拉上马尾街头,表面上看网友们是在挺温,但实际上网友们要达到的是另外一个目的,而且最后的效果很不错。那么现在我们的挺温就实际用意而言和当时的网友们毫无二致,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赵常青:现在时间已经到六点半了,研讨会结束,准备吃饭,大家在饭桌上可以继续讨论相关话题。
 
编外花絮:在吃饭的时候,许志永提到9.18游行抗议的事情,大家都同意姚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9.18游行的批准,而且建设性地提出了一些口号,如"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钓鱼岛上去钓鱼"、"钓鱼岛上去观光"等等。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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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胡温开始论战:中青报发表反“政治特区”时评

胡温开始论战:中青报发表反“政治特区”时评

[日期:2010-09-03] 来源:参与  作者:朱廓亮 [字体: ]

(参与20109月3日讯):南方都市报等许多媒体昨天(2010年9月2日)纷纷转载中青报前天发表的反“政治特区”的时评——胡温开始论战了。

中国青年报前天发表题为《迎接改革的“去符号化”时代》的署名时评。文章主要论述:“我们当然期待特区当今的领导者发扬‘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继 续为全国探路,但这已不再是特区所特有的责任。改革逐渐‘去符号化’了,特区也随之‘去符号化’,这其实正是改革开放30年、特区建设30年的一大成 功。”

研究者指出,这篇文章其实是以似是而非的“去符号化”,赞扬改革停滞倒退,不点名地批判温家宝前几天在深圳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老式的 “符号化”改革意识,进而反对思想文化界要求胡锦涛到深圳宣布建立“政治特区”,讽刺民间关于尽快建立“政治特区”的要求是一种没有跳出意识形态之争的落 后思维。文章的要害是批温压民(主)。

这就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政治分歧正在公开化。其文既在批温,更是在蒙骗百姓,希望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诉求异化为只对“利益集团”进行经济维 权,并且以“在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而非意识形态的时代,若继续执著于标签、符号,一定要当旗帜或者树靶子,实际上也是自寻烦恼甚至自找麻烦”,来 恐吓盼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众。

其实,文章作者很清楚,虽然改革三十年,当局从来没有一天停止意识形态斗争,今日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近来各大喉舌 纷纷阐述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四个重大界限”,及其“反三俗”运动,说明了中共始终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 重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刻也不放松。可以说,胡锦涛故意拖延“深圳庆典”,就是在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视为敌对意识 形态,并且在等待时机组织对于“建立政治特区”呼吁的大批判。中青报此次发表的反“政治特区”时评,可谓一颗大反“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弹。

2010年9月3日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麻雀行动”进入联合国大楼内上访抗议

“麻雀行动”进入联合国大楼内上访抗议

[日期:2010-09-01] 来源:参与  作者:陈宇 [字体: ]
 
 
 
 
联合国大厅上访抗议
纽约州议员发表演讲
丁华接受采访
杨建利接受美联社采访
杨建利与保安负责人交涉
警察局负责人与杨建利握手道别
声援者
声援麻雀行动
 


 
(参与2010年9月1日讯):8月31日,“麻雀行动”参与者和声援者进入纽约联合国大楼内上访抗议,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的大规模非法拆迁、公开呼吁中国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并希望联合国就无偿使用上海世博展馆一事做出解释。
 
由 于提前发出了活动通知,31日上午,很多警车来到联合国门前广场,纽约警方约见“麻雀行动”协调人杨建利博士,希望活动在联合国大楼外进行,不要进入联合 国内部,杨建利博士对警方表示,上访抗议活动将会是和平、合法的。上午11点左右,部分参与者受到警方的警告阻拦,另外一些参与者和声援者进入联合国大 楼,在联合国大楼一楼展厅展开横幅,美联社等媒体进行了现场采访。
 
 
活动进行中,联合国保安人员没收了抗议者的横幅,在杨建利博士及“麻雀行动”参与者丁华女士的交涉下,保安人员在联合国大楼外归还了条幅,保安负责人对丁华女士说:“干得好。”
 
 
走出联合国大楼后,“麻雀行动”参与者在联合国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当天上访抗议的诉求接受了媒体采访。杨建利、杨海涵、陈绪兴、丁华分别发表谈话,讲述有关被强制拆迁的故事,表达了希望联合国做好维护人权工作的愿望。刘东星、唐元隽、陈明等几百人到现场支持。

纽约十七区警察局高级官员始终在现场进行观察,活动结束后,主管警察对杨建利说:“干得很好,很专业。”并与杨建利等人握手道别。由于上访抗议活动遵循了合法原则,31日的上访抗议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纽约州议员Tony Avella先生也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并向媒体发表讲话,支持“麻雀行动”。(陈宇)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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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当为正确的权力观” 超越了胡锦涛的“三民主义”

习近平谈“正确的权力观” 超越了胡锦涛的“三民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编者按:中央党校开学之际,习近平在省部级班的讲话时突出强调:“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当为正确的权力观”。我们清楚的记得,八年前,当胡锦涛提 出新的“三民主义”时(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时,胡锦涛的老领导原中宣部长朱厚泽指出:“胡锦涛应加上---权为民所赋,”仅此一句话, 使胡锦涛大为不快,下令封杀朱厚泽至死,而不愿向世人承认“权为民所赋”这个简单的普世真理。

好在18大之前,我们不仅听到温家宝的深圳关于政改的讲话,还看到习近平的超越胡锦涛的新声。请看官方的报道: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今天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强调,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干部不断 提出新的要求,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牢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领导干 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有了这样的 理想信念,才能使自己变得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也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无私无畏、勇往直前,毫无保留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贡 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 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他指出,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联,有权必有责。看一个领导 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使命、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观,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前进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事业顺利时要满怀信心、毫 不动摇地为之奋斗,遇到曲折和挫折时同样要满怀信心、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不论做何种工作,都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事创 业,都是必须做好的光荣事业,都要真正把精力和才干集中和用在所干的每一件工作上。他强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事业观,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上出现 盲区,往往会在事业观上陷入误区。不坚持科学发展,即使一时搞得轰轰烈烈,最终也干不出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来。领导干部对待政绩,要坚持实践观点,把求真 务实作为实现政绩的基本途径;要坚持群众观点,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坚持历史观点,把科学发展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做到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是推动干部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有利契机。各级党组织要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权力观事业观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创先争优的内在动力,教育引导他们带头学习提高、带头干事创业、带头服务群众、带头廉洁自律、带头弘扬正气,在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出席了开学典礼。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主持开学典礼。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党校负责人以及2010年秋季学期全体在校学员、党校教职员工,共1900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记者 李亚杰、卫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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