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6日星期二

中国军网大幅报道昂山素季:“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中国军事图片中心 孙礼 发布时间:2010-11-14 22:33:32
昂山素季的囚牢,不是被敌人设定,而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对于这位缅甸国父之女,传奇般的囚徒命运,在她1988年第一次向她的民众发表政治演讲时就已经不可逆转。 每个有良知的爱国者都不应忘记,她面对刺杀传言时的宣言。

11月13日昂山素季走出被软禁的住所,与在门口等待的媒体和支持者挥手并进行了简短的讲话。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 孙礼

    她走出这面铁门时,已经是一位65岁的老人了。

    从1989年那个动荡的夏天以来,这个女人的这21年时光,四分之三都被限制在监牢或者守卫森严禁止靠近的居所,但此刻出现在支持者和全球媒体镜头前的她,双眼熠熠有神,面容柔和坚定,甚至带着只有胜利者才有的笑容。

    她从未被打倒。即使监禁她的缅甸军政府已经在这个国家统治了半个世纪,拥有号称地区最强大的40万军队,但他们无法战胜这个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的柔弱女子。

    当政者甚至已经不奢望自己的胜利,在20年前,人民一边倒地投票给昂山素季时,当政者所要求的就是她的离开。他们说,如果她同意被自己的祖国驱逐,就能重获自由。

    昂山素季选择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她不得不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即使远在英国的爱人逝世时,她也未曾离开自己的祖国半步。因为她知道即使是深爱她的丈夫阿里斯,也会原谅葬礼上的缺席——因为他说过,“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

    昂山素季的囚牢,不是被敌人设定,而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对于这位缅甸国父之女,传奇般的囚徒命运,在她1988年第一次向她的民众发表政治演讲时就已经不可逆转。 每个有良知的爱国者都不应忘记,她面对刺杀传言时的宣言——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她从来反对流血抗争,不愿意用追随者的牺牲来成就历史声名——当她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这是对暴力者最有力的嘲笑和蔑视。

    她没有登上缅甸大选的候选人名单,政治斗争不过是历史浮云。但她已经在另一份拥有伟大传统的名单上留下名字,那份名单上有反抗纳粹暴政的卡尔・冯・奥西埃茨,、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圣雄”甘地、为黑人而战的曼德拉,还有萨哈罗夫、瓦文萨……

    作为这些先行者的一员,昂山素季有始终昂头微笑的理由。岁月可以改变容颜,但不能阻止我们微笑;暴政可以一时压制异议,但不能永远对抗历史的前进。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监牢中为正当的权利遭受苦难,全人类的尊严都不能完全。

    昂山素季已经离开了她居所的监牢,但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本专栏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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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日星期一

哈哈!《求是》不是犯傻就是犯浑,已经赤裸的语无伦次了,《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赵 强 
2010年11月01日10:13  来源:中直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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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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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李昕艾:可怖的相互毒杀时代


李昕艾:可怖的相互毒杀时代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0/5/2010

2010年8月,南京曝出多起公民因食用小龙虾而出现肌肉酸痛难忍等症状的事件,患者被医生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情况严重者还因肾功能受损,出现了“酱油尿”。之后有媒体曝光这些问题小龙虾是经一种名为“洗虾粉”的化学品清洗过的,“洗虾粉”的主要成分草酸是工业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除锈剂,其酸性为醋酸的10000倍,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无独有偶,有公民在购买的大米里发现了化学香料残渣,不少米店老板也坦言,如今市面上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抛光、添加香料香精的大米确实不少。香精、香料使用过多,会对人体构成潜在的健康威胁。看来人们每天食用的大米竟也逃不脱“化学洗”。

毒奶粉、毒酒、毒龙虾、毒大米、毒疫苗……这就是中国,愤青眼里的“亲爱的祖国”、口中的“加油!中国”。我喝你的毒牛奶,你吃我的化学大米,中国俨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相互残害的投毒集中营。被中共这个利益集团败坏到如此地步的国度,集团内部出来一人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便博得一些人士的喝彩甚至追捧,我则实在不敢恭维。

最近,温家宝在深圳做了个讲话,紧接着社会上一些人士开始大赞温家宝,我一笑了之。怎么还会有人相信中共这个利益集团?怎么还会有人对其抱任何希望或幻想?很多漂亮话从嘴里说出来非常容易,可是又有多少漂亮话被真正行出来过?一个人遇见一个凄苦的乞丐,他说:“我真想给你一百万,让你从此衣食无忧。”可是他自己连温饱都成问题,又怎么救济乞丐,这空头承诺不过表达了一种同情、一种安慰,无法付诸行动。一个人真正行出、做出一件美好的事情比他喊一百遍美丽的话要珍贵得多。

有些人士号称挺温派,鼓吹“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我很不以为然。至于一些人士一向乐于口中的“党内民主派”,我认为不过是这些“党外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哪有什么“党内民主派”、“党内开明派”、“党内专制派”、“党内强硬派”之类的分流?都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既得者,他们分得清分得开吗?真有不合群不合作的早就被组织剔除了,即便留了个名头,你实质上还算是党内么?对此,我比较赞同陈永苗的说法:“中共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中共倒台后才能出现,中共不倒台,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党内民主派’问题。”千万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希望或幻想,只有民间积极行动起来才能自救。

有人指出,必须将中共看作一个怪物,否则永远搞不懂中共这个玩意。中共甚至不是绞肉机(机器遵守物理定律),也没有人性(人在其中完全被淹没)。中共是非理性魔鬼,要理解它必须了解人心是黑暗的深渊这一真理。是的,人心的改变非常重要,即使某天独裁政府解体,但人心还是如从前一样的恶,那我们将依然生活在一个相互毒杀的时代,无安全感可言。

有人笑称,在中国谈食品安全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因为中国就没有安全食品提供给普通公民食用,统治集团才有这口福。据称,中国只有少数人才能吃到放心肉、放心菜。有的企业老板,他是专门做放心肉、放心菜生意的。但他们的东西不投放市场,只给某些部门、官员或者个别关系户。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面对满桌饭菜,人们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它们从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除了入口的,我们每天呼吸的也尽是毒。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表示,近10年来,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众癌之首,北京居民肺癌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五,已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杀手”,这不能说与灰霾污染无关。

食物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更有怵目惊心的血污染。河南艾滋病血祸多年来一直是当局遮掩的重点。2010年9月21日,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案开庭,这位血污染受害者却成了被告。田喜9岁时骨折输血被感染艾滋病,后才发现,受病害已达15年之久的他在6年的维权路上反映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当一次意外的发生,使个人变得一无所有,我不能选择认命,我会愿意去捍卫它,用尚存的个人自由、残存的健康作为社会个体实现正义的交换。每当一个个体正义的实现便是点亮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希望的一缕烛光。我愿意为之做出努力,付出代价,尽管有些沉重。我希望个人的事情能够尽快得到解决,也希望中国因临床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损害的尊严得到维护。”

在这个人心被中共这个利益集团败坏得一塌糊涂的地域,在这个人们相互毒杀的时代,我们每天都承受着那么多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们都是其中被戕害的个体,想相互拥抱着取暖却时常是那么的无奈甚至无力。谁都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安全地度过每一天,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可是在这个国度却成为奢望。

有则笑话调侃受毒之害的中国人:昨晚踩了一条美女蛇,它反身咬了我一口,没过一会,蛇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转眼就挂了。我朝他吐口吐沫,鄙夷地对它说:“老子从小喝三聚氰胺牛奶、吃吊白块面粉、用地沟油炸的油条、苏丹红腌的红心鸭蛋、避孕药喂大的黄鳝、打激素的鸡和注水的肉,从小还打过假冒的疫苗,我早就百毒不侵,你敢咬我,真是找死!”笑过之后的痛苦却久久挥之不去,我渴望我的后代不再经历这样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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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严家祺:「胡温裂变」正在开始──谈「政改」表现温家宝的「无权、无法、无奈」


严家祺:「胡温裂变」正在开始──谈「政改」表现温家宝的「无权、无法、无奈」

图为温家宝胡锦涛9月30日出席61周年国庆招待会 



   胡锦涛知道温家宝是“温吞水”,没有什么可怕。 温知道胡也是“温吞水”,所以,敢一再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温再谈十次政治体制改革,胡也只当没有听见。 反正“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



公开分歧、搅动政治
10月1日,温家宝在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又一次谈及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之前的9月下旬,温家宝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在纽约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温家宝也大讲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说,“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 温家宝在深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也讲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一次又一次讲政改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整个“中央”的“集体行为”? 现在看来,温家宝讲的次数愈多,胡锦涛和他的“党中央”就愈不理睬。 温家宝如果再讲十次,不讲“政改”具体内容,人们就会认为他“白讲”,知道温家宝“不中用”。 与邓小平不同,当年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付诸了行动,如1982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总理连任限制、1987年“十三大”通过“党政分开”的决定。 温家宝讲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很大注意。 如果温家宝讲“政改”而不见可以称得上“政改”的实际动作,这样下去,温家宝就真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影帝”。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公开言论上的重大分歧,通常会引起种种猜测并搅动中国政治。 在胡锦涛一心想着“十八大”后三连任“军委主席”、完全不思改革的今天,温家宝大讲政改,会产生什么后果,只有拭目以待。 温家宝的这种行为,是今天他和胡锦涛关系的产物,可以从今天中国“党政关系”中找到原因。
政治舞台“怕的铁律”
人们常常把政治称为“舞台”,把政治人物看作“演员”。 确实,民众象在台下观看,政治人物象在台上表演。 那些蹩脚的政客,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一下子被民众看出他的“虚情假意”和做作,这同一个没有与“角色”融合的演员的拙劣表演一样。
在“政治”这一“大舞台”上,政治家与政客、真实动作与表演动作并没有明显的界线。 江泽民也喜欢“作秀”,因为太笨,常常“露出马脚”。 当江泽民为了有一个更好“形象”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时,他不知道政治舞台没有“后台”、“前台”之分。 政治舞台与战场一样,任何公开行为都不是单纯的“表演”,作秀、刻意表演也是“真实动作”。 政治上的“假冒伪劣”,在公众面前是无法掩盖的。 政治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 林彪怕毛泽东、邓小平不怕江青,赵紫阳怕邓小平,温家宝似乎不怕胡锦涛。“权力颠峰尽狭路,狭路相逢勇者胜”。 当一个人“怕”另一个人时,前者就一定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是政治舞台的“怕的铁律”。 可以说,政治舞台是不流血的战场,当政治舞台上洒满鲜血时,政变、战争就发生了。 1989年5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绝食不是“演出”,5月19日早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带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向学生讲话,为了表演他的“无权、无法、无奈”,李鹏在当天晚上宣布“戒严”声嘶力竭的“表演”,是表现他对邓小平的“忠诚”,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动作。 当民众看着这一幕又一幕“演出”时,到6月4日,北京西长安街上就血流成河了。 “六四”一声抢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 “六四”是一场流血的政变,中国从此就走上了旧式的、早期的、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道路。 “六四”为中国拉开了新的一幕,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进入了无正义、无是非、无公正的“三无”的“江胡时代”。
温家宝的“无权、无法、无奈”
现在总书记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的关系,是经常“不同调”的关系,两人在表面上维持着“合作关系”,实际上各吹各的调。 毛泽东、邓小平是“强人政治”,他们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 胡锦涛的政治是“非人政治”,他喜怒不形于色,他不讲人情,又不敢公开地对与他不同调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他害怕政治局中的“多数”会把他赶下台,害怕他三连任军委主席的愿望会落空。 温家宝想到自己在“十八大”后反正不会连任,对胡锦涛又毫无惧怕之心,因此,把过去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的话拿过来大讲特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锦涛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时,我任常委,对胡锦涛有一些直接印象。 我在赵紫阳、鲍彤领导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期间,温家宝是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党政分开”专题负责人。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行为模式很不同。 胡锦涛对人彬彬有礼,不当面让人难看,为了明哲保身,该讲的话他就是不讲。 但他擅长讲“官话”“空话”,出口成章,但不办实事。 温家宝是一个有办事能力的人,让他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八九学运”期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对总书记赵紫阳已决定的事,他竟然还要请示邓小平,这就是温家宝后来还能当总理的原因。 当温家宝当了总理,他与胡锦涛共事时,温家宝发现,在总理职权范围内的事,经常受到胡锦涛的牵制,不能独自决策,而自己又要承担总理的责任。 温家宝在一些场合的“刻意表演”,是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是要向民众说明,作为总理的他,由于没有作够的权力,他只能流泪、只能表示同情。 “文革”中江青也喜欢作秀,有时有“刻意表演”成分,但“温家宝“作秀”比不上当过演员的江青,使人们看到他做得不自然,明显在“刻意表演”。胡锦涛会见外国政要,照相时有作秀成分,但很少人说他作秀。他只求表面风光,只是为了作好一次一次会见、一次一次演说,不善学习,不深入钻研问题,他担任国家主席十年下来,仍然对经济、对国际金融、对军事战略、对国际政治事务缺乏切身感受,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宗教、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对被迫离开祖国50年的达赖喇嘛一次一次要求回国的讲话,他竟然可以不顾世界舆论,置若芒闻。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动态稳定”和危险的“刚性稳定”之分,为了“稳定”,竟然不懂得要让社会有“出气洞”,连“上访”的民众都要用警察手段对付。胡锦涛的僵硬个性使中国“党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更形僵硬。毛泽东在政治问题上,对人毫不留情,但对周恩来职权范围的事,干预不多,即使干预,不开什么政治局会议,只是用“批示”讲理的方式进行,周恩来对毛泽东又敬又畏,使周恩来总按毛泽东指示办事。胡锦涛一没有毛泽东的胸怀和气魄,二没有毛泽东的智慧和手段,温家宝对胡锦涛既不“敬”,又不“畏”。温家宝年近七十,作为总理,必须亲临重大灾难的灾区,往往吃力不落好。对胡锦涛假“常委集体决策”牵制干预温家宝职权范围内事务,两人共事八、九年下来,可以说,愤怒到了极点,温家宝采取了一种“敢言不敢怒”的做法,在多种公开场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表现他的 “无权、无法、无奈”。
温家宝在深圳、在纽约大讲政治体制改革。 他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不会取得彻底成功。 在我看来,这话首先是针对胡锦涛肆意干预总理职权范围内事务说的。
体操运动员桑兰为什么会瘫痪?
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今天的专制政治,和平地转变为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离不开新闻自由和组党自由,但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是指“权为民所赋”——“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家有了“权为民所赋”的权,就无需作秀,他对赋予他权力的民众的责任心,使他无需去“刻意表现”。 除了个别小国在多党制下采取特殊制度外,民主政治仍需要“最高行政决策权”的集中。 在总统制下,“最高行政决策权”由总统掌握,在议会制下,属于总理或首相。 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但作为行政首脑也是美国武装力量统帅,不容另外一个“军委主席”与总统分权。 里根出身于演员,他当总统,大权在握,无需作秀。 奥巴马一当上总统,他虽然一开始不了解军事,但他知道自己有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自己有责任作好各种军事决策,奥巴马同样无需去作秀。 美国各部部长,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如果不同意总统政策,就得辞职。
行政权不同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一种“立即行动”的权力。 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由于他们 不是“权为民所赋”,缺乏责任心, 许多人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对资本流动、浮动汇率,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窍不通、没有感觉,他们连有关“汇率”问题的“不可能三角”(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中文应译为“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也没有听说过,但他们对温家宝的决定掌握着“不同意权”或“否决权”。 这就是共产党标榜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驾驶车辆轮船、进行精密外科手术、高速体育运动,都不容许“民主投票”、“集体领导”、不容许“两个头脑”同时起作用,不容外界干预。 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纽约体操表现时严重受伤而导致瘫痪,就是一位外国教练在桑兰起跳时,动了一下地毯、进行了“胡锦涛式干预”的结果。胡锦涛假政治局常委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干预总理行使权力,不仅违反中国现行宪法,而且是使中国经济改革遭遇重重困难的原因。
“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

“胡温裂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现在还很难说。 胡温与毛邓不同,毛邓为了“打天下”,性格中有刚烈的一面,胡温是在毛邓的专制权力下成长的。 在毛邓的专制权力下,参与政治又性格刚烈的人,不是彭德怀、林彪的下场,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结果。 专制政治是培育人“假、恶、忍”的温床。 出身平民、能够在毛邓专制权力下爬上今天权力的顶峰,如果没有“忍”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胡温两人都是“刚烈不足、温顺有余”,两人都是“温吞水”,很难想象他们的“裂变”会发展到“毛林裂变”或“邓赵裂变”的程度。 胡锦涛知道温家宝是“温吞水”,不是洪水猛兽,没有什么可怕。 温家宝知道胡锦涛是“温吞水”,所以,敢一再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温家宝再谈十次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反正只当没有听见。 反正“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 只要胡锦涛大权在握,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政治改革。 温家宝从总理职位上下来后,如果胡锦涛继续掌权,温家宝就不会有多少好果子吃了。
当然,温家宝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也可能起作用。 温家宝的话会在中国慢慢发酵,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变革的潜在因素。

废除中国式“三权分立”
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普遍贫穷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 中国高速增长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未来若干年后,中国即将发生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 如果胡锦涛坚持自己要第三次连任军委主席,继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未来的总理还是一个“温吞水”总理。 那么,当这位“温吞水”总理为解决危机“起跳”时,很可能就会因“起跳”时的“干预”而导致中国经济的瘫痪。
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为什么中国的总理没有“最高行政权”? 是因为总理权力不是“权为民所赋”、而是来源于“换届党代会”前二、三个人的安排,是因为中国“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这种体制。
温家宝已经认识到这种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性。 从中国前途着想,“十八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谁当国家主席、谁当军委主席、谁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是 不能重韬1989年前后“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三权分立”的复辙(我在1982年中国修改宪法的讨论时,就不主张“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权力分开的“第四种模式”,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不仅是引发中国政治风暴的制度因素,而且是妨碍经济改革和有效经济决策的根源。

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改变的。 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和平地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在“十八大”前,第一要做的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都不能“三连任”。 奥巴马没有担任过军事职务,他当选总统后就是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统帅。 “十八大”后,国家主席有必要兼任军委主席,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 第二要做的就是“党政分开”,在“十八大”后,让国务院总理按照宪法规定掌握军权以外的最高国家行政权。 这样做后,温家宝“政改”谈话才能慢慢发酵,中国才能实实在在地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写于2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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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邓小平“政治遗嘱”:中共改名,学习美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马立诚--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马立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
马立诚 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 “叛徒”。上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 “九评”,批判苏共的 “现代修正主义”,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 “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成为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

改革开放之后到80年代末,情况发生积极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并发表了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为国人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资讯。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全面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 “左”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的国际组织 “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民主社会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渐渐走上正轨。

1997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的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 (分配不公等);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但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时间,中国出现了 “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重新出版,公开销售,大受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引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在台面下,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

如此跌宕起伏,波谲云诡,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何方神圣?(我党按欧洲传统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曾注)

先看历史。

作为欧洲各国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登上舞台。后来欧美各国成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费边社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 (本文用社会党这一名称代表这些政党)。

起初,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采用渐进改革手段。他们的吁求包括反对官僚政客,限制政府权力,取消高利贷,减少对弱势群体的税收,解决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人生活等等。马克思曾称之为 “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与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消灭私营经济,消灭阶级的纲领,有很大区别。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在第一国际时期 (1864-1876)和第二国际前期(1889-1896),多数民主社会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的主张,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铲除私有制。
但是,自第二国际前期起,由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形势出现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一部分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放弃暴力革命,通过议会选举等手段改变工人命运。

1895年,恩格斯去世。围绕着恩格斯临终前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提出的 “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

伯恩施坦在1998年出版了著名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他说: “恩格斯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 (注:应为导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与通过革命突袭夺取政权的思想分手。”伯恩施坦这本书的主线,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稍后,另一重要人物考茨基也主张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和平长入”的主张,逐渐获得欧美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广泛支持,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主导思想。至此,民主社会主义又回到了和平演进的渐进轨道上。(但是保留遭受暴力攻击时武装自卫的权利——曾注)

很自然地,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不赞成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暴力革命,也不赞成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营企业主和富农、全盘公有化等一系列主张。1918年,列宁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改名为共产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先后脱离各国社会党,组成共产党,聚到列宁旗下,加入共产国际即所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曾注)。

1923年,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951年改称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立多年。到197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关系解冻,开始对话。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推动改革之后,社会党与共产党进一步和解。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一个半世纪风雨,愈发壮大。到目前为止,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咨询成员党和观察员党共129个(也有168个之说——曾注),遍及世界各国。社会党也先后在30多个国家执政。目前在俄罗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美国民主党虽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但持社会党观点——曾注)

再看主张。

思想多元。民主社会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来源之一。1972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伦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也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讳言,自由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比如提倡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权等等。社会党理论家克赖斯基说: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

五大原则。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各国社会党先后提出了 “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这五个原则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查阅一下社会党国际网站,该组织1989年召开的十八大宣言中,明确将 “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列为社会党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

经济目标。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繁荣与平等。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经济,努力 “把蛋糕做大”。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发挥市场作用,保护私人产权,实现经济民主 (雇员参与管理,并有谈判协商权),克服分配不公。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或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公益、调节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民主的手段。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没收生产资料归公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极不成功的反面例证。

政治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宪政民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人民权利共同体,主张阶级合作,推动国家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等社会团体的活动,支持社团运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赞同三权分立,实行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是福利国家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党人认为,没有社会保障,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包括儿童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成年人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工伤、失业、医疗保障权利,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等等,几乎从摇篮覆盖到墓地。目前,英国、丹麦等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100%,瑞典、挪威、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则超过了100%。福利制度是西欧各国取得的最重要的社会成就。当然,完善的社会保障也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并形成一种依赖文化,导致社会缺乏活力。近年来,对原有的福利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已经成为普遍呼声。

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区别何在?社会党人说,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运动,使一部分人受惠于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没有财产的多数人却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境地,社会党的任务就是使所有的人享受共同权利。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苏东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 “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 “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吗?

改革开放以来,主张在中国推进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早已萌芽。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前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也有历史的局限,但他重点强调了两条:

一是发展生产力。他说: “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 “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 (《四种主义在中国》)。

二是发展民主。 “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理论界。王若水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王若水说: “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他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实践的唯人主义”。同时,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异化问题,以便 “重新肯定人民群众的价值”, “掌握自己的命运”。

王若水在 《1921年》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马克思去世之后100多年,“资本主义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且,“工人生活水平也大为改善”。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 “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引用罗莎・卢森堡等人的论述,批评了前苏联的专政实验。王若水在 《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 “我不是列宁主义者”, “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 “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制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王若水的这些理论主张,是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精髓。

近年来,前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等人指出,由结构型社会主义 (以所有制结构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的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社会主义(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历史的一个进步。邓小平的 “猫论”和 “三个有利于”,就是功能型的社会主义。

王占阳在2006年出版的 《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功能与价值是同一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论概念。 “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按照这个原则来解释,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不同的价值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因而也才能够合乎逻辑地阐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和功能,构成了新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强调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他说:“没有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专制、奴役和压迫,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 “社会主义如果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难道要以专制、独裁、仇恨为口号?”官本位、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干部特权、政治腐败等等,都是反社会主义的现象。

王占阳认为,苏东剧变,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社会主义的僵化专制体制。他说,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公众普遍占有生产资料。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具备了普遍幸福的功能,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应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王占阳的新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

有了上述这些探索和铺垫,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月号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文章首次明确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炸性反响。

该文要旨如下:

一、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 “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 《资本论》第三卷还说,股份公司是一个过渡点, “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的共同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他在1895年3月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1848年的斗争方法 (指暴力夺取政权,谢注,下同)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 (暴力),到处都退居到次要地位。”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 “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他还特别强调,中国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始,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有学者提出,谢韬的论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恩格斯临终前写的《导言》,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军事技术条件,指出未来的武装起义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强调了要依靠选举等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并未彻底放弃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谢韬的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责谢韬 “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篡改马克思主义”、 “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态度,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 “答读者问”,题为 《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多元化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在2007年诸多媒介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这一年,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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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92年6月对×××、×××、××等人有一个“遗嘱”。在这个“遗嘱”中,有以下两个内容:  


(1)“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  


(2)“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刘亚洲将军的《西部论》就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发挥——注)。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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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贵阳市人民广场宣传诺贝尔和平奖


民主人士贵阳市人民广场宣传诺贝尔和平奖
    来源:维权网
    
    10月10日,即民国国庆节,又是星期天, 72岁的糜崇骠老先生照例来到贵阳市人民广场(贵阳市最大广场,贵阳市民所称谓的“民权广场”),与人权捍卫者田祖湘、雍志明一起,为10月8日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向广大贵阳市民通报,自由诗人王藏到广场为其声援助威。
    
    糜崇骠印发了数百份从网上下载的异议文章,这次数量最多的文章是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广场上的市民蜂拥而至,上百人把糜崇骠和王藏围住,向其索要文章。有的在广场静坐阅读,有的积极讨论。一群多群,热情高涨,纷纷热议。
    
    糜崇骠向大家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支持,也表明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个阶段性胜利。高智晟、胡佳、魏京生、热比亚、达赖喇嘛等等牺牲巨大的同胞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的所作所为遵纪守法,我很高兴,我们的底层百姓越来越有人权意识。我都得癌症的人了,哪天死了都不知道。死之前,我要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不然和我父亲一样,死不瞑目!”
    
    一直关注糜崇骠底层启蒙抗争的诗人王藏向大家说:“老糜说得好。苦难的国人从没停止过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一代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重的代价……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若望林牧等等,流亡海外的袁红冰、任畹町、郭国汀、徐文立等等,还有高耀洁老人、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维权律师滕彪、范亚峰、许志永,诗人杨春光,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自由艺术家艾未未等等,目前尚在牢狱中的郭飞雄、王炳章、杨天水、师涛、郑贻春、谭作人、刘贤斌等等,贵州本土的马绵征、启蒙火炬黄翔及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中华好儿女。”
    
    广场上,李先生说:“我来自金阳(贵阳开发新区)乡下,是个农民,同时是名基督徒,因传道被判3年刑刚放出来。今天看到老糜还有诗人王藏的活动,感到很高兴。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就是要为基本人权进行努力,携起手来。”
    
    刘先生说:“我都快入土的人了,父母都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无声的反抗多年了……以后,我要有声的抗争,为死去的亲人挽回尊严。”
    
    王先生说:“我是名佛教徒,我从文革中走过来,吃尽了苦头。很多寺庙被砸烂了,佛经被烧毁了,我心很悲痛。更悲痛今天的人们,被强制信马列主义,文化传统被毁了,人们的道德沦丧……很多信仰者被迫害,我们一定要争取信仰的自由,各种自由。”
    
    广场上的人们积极发言,相互交流,表明要为人权民主事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糜崇骠的父亲糜藕池将军,进过黄埔军校学习,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军一起,浴血奋战,英勇抗敌,曾获得过军功章。糜藕池将军的英勇事迹被当地广为传扬,可他一生清贫,在贵州老家没有一间房产。1951年, 糜藕池将军被共产党以“反革命罪”杀害。为什么被杀?大量国人皆知,共产党为抢抗日功劳,为篡改史实,所以杀害真正抗日的国民将领。
    
    糜崇骠多年来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到“民权广场”,在其抗争出来的“民主橱窗”发放大量从自由世界获知的新闻和民主自由人士的异议文章,并为广大贵阳市民宣讲人权常识,共同讨论人权和中国出路问题。糜崇骠已成广场的一个象征,底层人民觉醒的象征。
    
    今年6月,糜崇骠受到当地派出所打压,当地派出所副所长甚至还腰带54式手枪,对糜崇骠进行威胁。当时,此公安与糜崇骠发生肢体冲突,糜崇骠跌倒在地,随之广场的民众为之声援,此公安也被民众拉倒在地。甚至民众还向其纷纷扔塑料瓶,且不让公安们将糜崇骠带走。糜崇骠在此之前已受多次打压。
    
    糜崇骠印发的文章五毛钱、一块钱一份或几份,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算。广大市民们知道糜老者的付出意义重大,希望他一直搞下去,他没什么收入,所以民众都愿意掏钱买他下载的文章。有的读者从很远的地方来,有的读者一买就几十份,有的读者是省政府、省委、市政府、市委及各级机关的大官和小官,以及退休的官。
    
    曾还有一 个靠捡垃圾为生的拿抓(贵阳土话,意为叫花子,乞丐,以吃垃圾桶的食物为生),掏出不知多少时间才积累的100元钱,捐赠给糜崇骠。在公安要带走糜崇骠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保护糜崇骠。
    
    (糜崇骠联系方式:18985057007;)
    
    贵州人权研讨会
    
    抗日将领遗子糜崇骠为国人获诺奖宣传 自由诗人王藏为其声援助威
    
    
    
    
    图一:糜崇骠在发放稿件
    
    抗日将领遗子糜崇骠为国人获诺奖宣传 自由诗人王藏为其声援助威


    
    
    
    
    图二:贵阳市民反映热烈
    
    抗日将领遗子糜崇骠为国人获诺奖宣传 自由诗人王藏为其声援助威


    
    
    
    
    图三:糜崇骠与王藏
    
    抗日将领遗子糜崇骠为国人获诺奖宣传 自由诗人王藏为其声援助威


    
    
    
    
    图四:糜崇骠、王藏与广场民众
    
    抗日将领遗子糜崇骠为国人获诺奖宣传 自由诗人王藏为其声援助威


    
    
    
    图五:糜崇骠创办的广场“民主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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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

回旧《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北京日报1989年6月24日)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北京日报1989年6月24日)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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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房奴雕塑”现身厦门街头 网民大赞“很形象”


“房奴雕塑”现身厦门街头 网民大赞“很形象”
http://www.newssc.org】 【 2010-09-29 14:19 】 【来源: 东南网 】
  内容提要:“思北路口惊现房奴雕塑!”昨日,一座有点像房奴的雕塑在厦门网上引起热议。记者在厦门一家知名网站看到这个雕塑的照片,是一个人倒立着、身体部分是层层相叠的砖块,网友称其为“房奴雕塑”,此帖引发众多网友跟帖,其中有人感叹、有人抱怨,不少人借机大吐苦水,表示对高房价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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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

FT: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毕业”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毕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白鹤鸣 
由于东海撞船事件,9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场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我全程参加了这次游行,但现场看到的却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在数百名警察严密注视、众多记者冷眼旁观的游行队伍中,举着标语的游行人士只有区区十几个人,其他一百多人什么都没有拿,似乎看热闹的居多。在警察组成的人墙的引导下,这只游行队伍和平地走过了日本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相比五年前这里连卫星都能看见的庞大人流,这次的游行实在是太平静了。

不过,中国政府这次的表现并不平静。中国政府把撞船事件视为影响自己在国内威望的重要事件,拿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9月19日,当日方延期拘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的消息传来后,中国外交部立即采取了严厉的回应措施。中方中断了中日双方省部级高官的一切互动,取消了经济方面的几场重要谈判,推迟了日本青年访问世博会等民间交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没有与近在咫尺的日本首相菅直人见面,却采用隔空喊话的方式要求日方放人。另外,在23日,有4名日本公民因涉嫌偷拍石家庄市的军事管理区,被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审查”。最终,不知道经过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日方于24日决定放人。

五年前自发上街游行的人们肯定想不到,今天中国的对日外交,是处于中国政府的绝对主导之下的,政府为之承担一切责任,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在9月17日都没人知道,第二天的焦点话题竟然不是反日游行和历史问题,而是江西的一起拆迁引发的执法不当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可以被忽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联系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为紧密。如果日方不放人,中国政府四面出击的“回应措施”便一定会持续下去,而它不仅会影响日本,还会影响到无数学日语的、给日企打工的、以买卖日本商品为生的中国人的生活,但在中国舆论界,几乎没有声音质疑这些回应措施的合理性,这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作用,中国政府这次能够比日本打出更多的牌,也是因为中国政府顺应了这种“民意”。

在中国,政府顺应民意很难得,因为中国的民意永远处于迅速变化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极难形成稳定的、明确的呼声。8月15日,当中国全国为舟曲的遇难者停止娱乐活动一天的时候,大家因为被剥夺了娱乐而怨声载道,交友网站和微博上出现的是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抱怨,但我的一位朋友对此评论说:“两年前呼吁设立全国哀悼日的,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面对这样的网友,政府怎么做,都会收获一样的批评,于是便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这些批评熟视无睹。

不过,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是有点脉络可供研究的,因为它毕竟是主张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的,必然反映出国家地位的变化。在我看来,百余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持续演进、不断成熟的。回顾一下历史,有助于理解今天的民意。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以民族情绪特别强烈著称,分别是亚洲的韩国和欧洲的波兰,他们一个逢日必反,一个逢俄必反,经常令中国人难以理解。其实,过去的中国比波兰还要激进,几乎所有识字的人全是“愤青”,那是因为中国太落后,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的时候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了。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疆的落后国家,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其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火烧赵家楼”式的激进色彩。作为一种解决民族悲剧的方案,民族主义鼓励人们抛弃历史遗留下来的家族和地域结构,无视工业化带来的贫富矛盾和荒唐社会现象,忘掉水火不容的各种左右理论,共同团结在“民族国家”这个新颖的旗号下对抗敌人。

而日本就是这个敌人。那个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真正危险的对手,它不断地试图“独吞”中国,试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中国人发现,日本强大的力量恰恰来自它的民族主义本身,于是,威胁和榜样的效用合二为一,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抗战中实现了彻底的民族觉醒。而中日关系从此就成了最容易激起民间情绪的领域。2005年因日本申请入常而引发的大游行,就是那段惨痛的历史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引发的最强烈和宏大的回声,并最终推动中国政府投票反对日本入常,成为了民意影响政府决策的经典案例。

但中国毕竟没有停留在五四时代。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展开的救国运动,即“新民主主义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胜利,此后六十多年再无外敌入侵。不过,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悲哀地发现,中国的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等领域,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不自信的来源已经消除、而自信的来源尚未建立起来的90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勃兴。1999年的反美游行,2005年的反日游行,都是时代思潮的反映。在这两次游行中,示威者们感到自己的国家因实力不足而受到了强烈的侮辱、挑战和威胁,但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匮乏到了不能接受挑战的程度。“给外交部寄钙片”——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疆的中国人的心情,正好接近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法国人。于是法国成了中国在90年代的最好朋友,与中国惺惺相惜,一道致力于创造出、或者空想出某种“多极世界”,然后各自成其一极。

没几年,这种情况又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从总量上说,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早就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疆了,而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则传来了涉及“发达国家”的各种坏消息:日本被混乱的政局折腾得手忙脚乱,GDP也被中国超过;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纷纷邀请中国救市;法国率领欧盟趁2008年西藏骚乱之机羞辱中国政府,但不久就被中国外交“搞定”;美国从反恐战争两线全胜的光环中掉了下来,落到了阿富汗的泥潭里。在这些确实是事实的消息的影响下,对自己国家不自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在这一刻,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其全部历史使命,宣告“毕业”。将来能够威胁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外国的入侵或封锁,而是国内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自洽的、对一切社会问题都能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体系,它可能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但不再是泛泛其谈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虽然本身就是为调和各阶层利益而产生的,但中国已不再有把它召唤出来的手段。能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唤醒民族主义的,只有全面战争——弗兰德斯战壕里的英国人、硫磺岛海滩上的美国人,其爱国精神和勇敢作风并不逊色于对面穷凶极恶的对手——但现代的全面战争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有许多人开始炒作金融阴谋、转基因阴谋、当然还有美日阴谋对中国的威胁,试图“唤醒国人”,但多数人却总是抱以冷眼,无动于衷。民族主义的“毕业”,已经不可逆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是中国一位“85后”独立时事观察者,他的电子邮箱是forourhomecount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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