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你妈装伪善，陈光诚在哪？ 高智晟在哪，P民们不要被伪善蒙蔽了！！！ Re:中国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展开人道救援

别你妈装伪善，陈光诚在哪？ 高智晟在哪，P民们不要被伪善蒙蔽了！！！

中国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展开人道救援

叙利亚一座遭政府军轰炸的民宅

路透社

作者 小山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新的立场松动，中国表示支持对叙利亚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以新的态度面对欧美与阿拉伯国家正在酝酿的新决议案值得关注。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叙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中国官方的报道今天透露，杨洁篪是在昨天晚上与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通电话，向阿拉伯联盟表示中国的支持立场。
对叙利亚展开人道援助是不久前由叙利亚之友组织召集国际大会，有60多个国家与会，敦促叙利亚当局停止镇压，以便让国际社会展开人道援助，并帮助叙利亚遭受镇压的地区妇女儿童。路透社今天报道，法国稍早表示，联合国正在起草有关叙利亚问题新的安理会决议草案，以帮助对叙利亚境内遭镇压地区进行援助。但中国官方对于法国宣称联合国正在起草有关叙利亚问题新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寻求结束叙境内的暴力冲突，以及能对冲突受害者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一事没有提及。
杨洁篪对阿拉伯联盟的表态明显是对阿盟的安抚，之前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处理方式，以及与俄罗斯联手否决阿盟支持的旨在让阿萨德下台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引发了阿盟的强烈不满。
杨洁篪对阿拉比表示：“当务之急是叙利亚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尽快开启包容性政治对话，共商改革方案。”
杨洁篪补充说：“国际社会应为此创造有利条件，并对叙利亚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杨洁篪还表示，中国高度重视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问题上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愿意与阿拉伯国家一起，让叙利亚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和平及妥善的解决。

一项消息分析，中国有可能改变对待叙利亚危机的立场，未来欧美及阿拉伯国家推出的人道援助叙利亚新决议案，中国是否改变动用否决权的做法，引起猜测。

回答知風提問“焚烧毁容不会把法律都烧了吧？”5個月司法不作為，法律在它們眼裡本來就是灰！

人民網博客：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30241546905&sT=21

焚烧毁容不会把法律都烧了吧

原创于: 2012-02-26 15:32:26

标签：

文/知风 

24日，一条“网曝安徽‘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微博在网络上疯传。该微博称陶汝坤因追求少女周岩不成，将其烧成重伤。记者24日联系到受害者周岩的家属及其代理律师李智贤。李智贤称，目前陶汝坤仍被羁押，22日下午，当地警方已对周岩进行了伤情鉴定。（2月26日《北京晨报》）

刚看到这条触目惊心的消息，笔者对其中的“官二代”的“桂冠”有所疑虑。这倒不是怕“官二代”的定义影响了舆论的情绪，而是怕“官二代”这顶“桂冠”，反而遮蔽了这起恶性案件应该引起的对当前青少年人生价值观的思考。然而，看完了案情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承认，这“官二代”中的“官”，确实在这起案件中显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作用。据说，凶手父母分别为合肥市审计局和规划局高干。“官二代”不仅把一位美丽少女的容颜烧坏了，而且其中的“官”功能，把法律都“烧”的面目全非了。 

毁容至少是故意伤害罪吧，但故意伤害罪是刑事案还是民事案，在这起恶性案件中却显得十分模糊。案发已经五个多月，司法部门才对受害者进行伤情鉴定。没有伤情鉴定，案子一直在侦查阶段徘徊，无法进入诉讼阶段。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嫌疑人只能在拘留所被羁押7个月，如果还不能进入诉讼阶段，公安机关必须变更强制措施，陶汝坤就有可能被取保候审。当事司法部门在等什么？是在等受害者的伤势逐步趋缓而减低伤残等级，还是在等犯罪嫌疑人羁押期满获得取保候审？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无疑都在为犯罪嫌疑人减轻罪责拖延时间——这是按法律发威时的“从重从快”推理的。

由于司法部门的不作为，这起恶性刑事案五个月来一直在进行民事纠缠。受害人尚在重症监护室时，嫌犯的父母拿出一份关于认可陶某当天积极救治和自首的材料让他们签字。受害方“拒绝签字后，他们就不再支付治疗费用。”笔者无意苛责嫌犯的父母为减轻自己儿子的罪责而不择手段，这些还属于“因私”的范围。但司法部门迟迟不做伤情鉴定，使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无疑是在助纣为虐，逼迫受害方屈从于嫌犯父母的无理要求。自从周岩家人拒绝陶汝坤取保候审的要求后，陶汝坤的父母就停止支付医疗费了。无奈之下，受害者母亲只能将女儿接出医院，并发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侦办此案，使案件尽快进入司法程序，让孩子获得应有的治疗费继续治疗的哀求。

此情此景，法律在哪里？难道受害方迫于治疗费用与嫌犯父母妥协，法律就能认可这样一个凶残的罪犯取保候审？再假设受害方在嫌犯父母的高额赔偿下放弃法律追究，司法部门是不是也可以放弃公诉？否则，当事司法部门还在等什么？假如一个社会氓流故意把一个权贵子弟烧成重伤，相关司法部门也会如此无动于衷、漫不经心？受害方要求尽快侦办此案，使案件能尽早进入司法程序，并不是在乞求法律开恩，而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五个多月，法律是在打瞌睡，还是法律也被“焚烧毁容”了，连基本的法律程序都找不到了？受害者惨不忍睹的照片都已经在网上热传了，当事司法部门竟然才开始做伤情鉴定。由此，让案件无法进入诉讼阶段，让嫌犯的父母还有筹码对受害者家属施压，并让嫌犯有获得取保候审的可能。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嫌犯父母的“悔意”竟来自迟到了五个月的网络舆论——而不是法律。2月25日凌晨，实名认证为“合肥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陶文”的微博用户“合肥陶文”，也即陶汝坤父亲，终于发布了一条姗姗来迟的道歉声明。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权贵阶层对法律的藐视和对权力的笃信。那么，这起恶性案件被冠以“‘官二代’横行霸道”，确实不是“仇官”“仇富”的情绪使然，而是对权力狂妄和失控下又一个恶果的愤怒谴责。

转：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Obama)——杨建利&胡平

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

我们强烈地希望您能在和中国副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

不少人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政府既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它理当有更大的自信在政治上更开明些，在人权问题上有所改进。但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是逆世界人权民主潮流而动，凭着六四屠杀造成的威慑效应，在改革的旗号下肆无忌惮地实行权贵私有化，从而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极端腐败的暴富集团；另外，中国政府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地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正义、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求富冲动，从而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表现出自由民主国家难以匹比的惊人竞争力，居然成就了“辉煌盛世”。 自六四后这二十多年来，自由世界在拥有极大优势的情况下陷入盲目的乐观与短视，掉以轻心，居然坐视一个本来已陷入重重困境的专制政权的迅速崛起。整个人类的自由与和平都面临严重的威胁。这使得中共变得更骄横，更加迷信强权迷信暴力，更加蔑视正义蔑视人权。与此同时，中共又深知，无论它们的权力看上去多么强大，骨子里却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不间断的压迫之上，一旦压迫机器失灵，庞大的专制权力就会顷刻瓦解，就算不提多年政治迫害犯下的罪过，单单是在经济上对广大民众的疯狂掠夺，就使得他们很难避免被国人清算。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今日的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人权与民主更敌视也更恐惧。

我们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要通过公开的人权对话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并非易事，不会一蹴而就；但唯其如此，这种公开对话才更有其必要，更应该持续地强化。

众所周知，习近平将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虽然，我们不会、也提醒国际社会不要对任何中共领导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坚信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壮大才是中国民主变革的最可靠保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中国目前艰难的政治状况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既是困境也是机遇，处于习近平的权力位置，只要顺应民意和服膺人权普世价值，是可以成就一番影响世界的民主事业的。也正因为此，2010年12月我们在奥斯陆出席我们的朋友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时，曾经向记者表示：希望下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是中共的领导人。假如您和我们有相同的良善愿望，那么就请您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向习近平表达您的这个期待，但是请不要忘了重申：目前中国是唯一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国家。

杨建利  公民力量发起人

胡平    《北京之春》主编

2012年2月10日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Obama

Dear Mr. President:

We strongly hope that, in your talks this week with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 will forcefully and publicly raise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o the world that the problem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is not merely China's problem; instead, i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world's problem.

Most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iven its remarkable economic achievements, would logically become more liberal and confident in politics, and so the condition of human rights should be improving.  However, the issue is that for two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ravitated contrary to the trend of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have led to the privatization of rights and wealth in the name of reform, quickly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 deeply corrupted group of ruling elites.  The Chinese economic success was achieved as the government took advantage of extremely low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artificially lowered the price of labor, land, capital and non-renewable resources;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by disallowing bargaining; restricting and dismissing trading rights; and in the process rejected democracy, reduc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sregarded independent thinking, harbored contempt for faith and disdain for justice, stimulated desire for material goods in order to focus the people's capacity for the pursuit of wealth, and as such, has accomplished "the Golden A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by displaying a shocking competitiveness that even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find hard to challenge.  

For twenty years after Tiananmen, the free world, with its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entered into blind optimism and short-sightedness, 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 and actually sat back to watch the rapid rise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already riddled with many problems.  The entire humankind's freedom and peace is now faced with a serious threat.  This mak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ore arrogant, worshipful of power and violence, and contemptuous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 CCP understands that no matter how strong their reign appears, its backbone is extremely fragile since it is built upon the continuous oppression of others.  Once oppression gives way, large autocratic powers will collapse instantly.  Without mentioning the crimes of many years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people's judgmen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merely the economical plundering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ith this in mind, the CCP today is more hostile and fearful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an ever before.

We deeply understand that in such situations, it is not an easy matter to seek to bring about change to human rights in China via public dialogue, and it will not happen overnight.  Yet, this sort of open dialogue is necessary an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we all know, Xi Jinping will soon become the top Chinese leader.  Although we cannot help but remi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to have unrealistic fantasies of any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most reliable guarantee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China is the civil force.  We must emphasize that the current difficult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hina is both a plight and an opportunity for a politician.  With Xi Jinping in a position of power, an influence in the cause of democracy can be achieved as long as there is conformation to public opinion and adherence to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human righ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December 2010, when we atten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award ceremony in Oslo honoring our friend Liu Xiaobo, we told reporters that we hope the next Nobel Peace Prize would go to leader of the CCP.  If you have the same hope as we do, then please, in your own capacity as a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express your expectations to Xi Jinping.  But please do not forget to reiterate:  at present, China is the only nation to imprison its Nobel Peace Prize Award winner.

YANG Jianli,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Initiatives for China,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 of China (2002-2007)

HU Ping, 

Editor-In-Chief  of Beijing Spring

推荐：以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回复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

来自

中年格瓦拉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4278b730100zrp5.html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