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你眼中的中国--摄影作品徵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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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徵集启事

2011年02月10日

摄影作品徵集启事

主题：你眼中的中国

截止日期：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

[English / 英文]

30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中国人权举办"你眼中的中国"摄影作品徵集活动，就是为了反映一个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中国，展现当今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处境。
中国人权将把入选照片刊登在2011年中英双语的《中国人权论坛》季刊的印刷出版物和其网站上；每张获选作品可获薄酬25美元，并将有资格参加下一轮评选。评选委员会将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奖金分别为300美元、200美元和100美元。
我们希望通过您的镜头，让读者对以下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

• 教育、医疗保健、就业、住房；
• 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消费者权益；
• 环境污染；
• 与公检法系统打交道的经验。

对应徵作品的要求：

• 应徵者须拥有所递交摄影作品的版权，每人可递交摄影作品的数量不得超过4张。
• 首发作品优先。
• 应徵作品应为近年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拍摄，内容应是未经加工处理过的真实场景。

徵集办法：

应徵摄影作品请通过电子邮件寄到：tupianzhongguo@gmail.com。所寄电子邮件应包括以下各项内容：

1. 应徵摄影作品，应具高分辨率，数码照片或高质扫瞄非数码照片均可，须支持jpg、jpeg、png、raw、tif格式（1MB至5MB），请以电子邮件附件寄出。
2. 电子邮件须列明：
   • 摄影者姓名或笔名；
   • 电子邮件联系地址；
   • 拍摄时间、地点和事件；
   • 作品说明（中文不超过100字，英文不超过60个词）；
   • 注明作品是否曾发表过——如果曾在印刷刊物上发表过，请提供刊物名称和发表日期；如果曾在网络上发表过，请注明发表该作品的网站名称、发表日期及网页链接。
   • 授权书内容：“我确认，此作品为本人所拍摄，本人为该作品及其知识产权的唯一拥有人。我授权中国人权在其季刊《中国人权论坛》的印刷出版物和其网站上发表此摄影作品。（你的姓名或笔名和日期）”

评选标准

摄影作品本身的表现力、艺术性及原创性将决定其能否入选。评选小组将由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深入了解的人士组成。

宣布评选结果

中国人权将於2011年5月在其网站上宣布入选在《中国人权论坛》上发表的作品和获奖作品。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就稿费和奖金的具体支付办法，与作品入选者和获奖者进行联系。

埃及一•二五运动的幕后推手

作者：李媛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2-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2-15 3:52:23

阅读量：484次

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埃及人民以短短十八天的抗争逼退了总统穆巴拉克。但引燃革命火种、散播革命种子的并非政客，而是寻常平民百姓：遭拘留的谷歌（Google）管理人员威尔·戈宁（Wael Ghonim），街头无数平凡民众，以及无远弗界的互联网。
三十岁的威尔·戈宁是谷歌中东及北非区营销经理。他凭借网络力量，成为埃及革命的新世代英雄。他不是政客不是反对派领袖，而是视苹果“教父”乔布斯（ Steve Jobs）为偶像的谷歌埃及籍高管。他一年前就预示互联网将掀起“革命”的威力，数月前他开始在网上发起和串连示威活动，终于激发了埃及1月 25日的大示威。
去年年初戈宁因工作关系，要跟妻儿从埃及首都开罗迁往阿联酋的迪拜酋长国居住，但他依然非常关注埃及政局。他于去年在脸书（facebook）上设立了首个反埃及政府的网页，这个叫“我是卡莱德·赛义德”的网页之后成了抗争运动的虚拟总部之一。去年 6月，28岁埃及男子赛伊德（ Khaled Said）揭发警员将充公得来的大麻分赃后，被警员报复打死，全国震怒，戈宁和多名同道看准时机，在脸书开设网页悼念赛义德，广受支持。虽然网页不久就被脸书以违规为由关闭，但之后又有一个悼念网页出现，网民都相信这也是戈宁设立。这个网页之后为筹组多个城市的反警察暴力示威、批评埃及政府提供了平台。此外，戈宁还为反对派领导人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创建了网站，并担任了反对组织的技术顾问志愿者，协助巴拉迪推动反政府运动。
1月25日反政府示威爆发前两日，戈宁由迪拜返国，在脸书个人网页呼吁好友参与示威。示威当日，他在推特（Twitter）上跟追随者说：“即使亲友警告我，我仍会参加 1月 25日的示威。”1月27日，戈宁在他的网页给好友留言：“一年前我说互联网会改变埃及的政治面貌，有些朋友还取笑我。”互联网在这次示威中，真的展现政治威力了。示威第四天，他在网上留言：“为埃及祈祷。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之后埃及政府关闭了全国互联网服务，戈宁也突然失踪了，家人遍寻区内医院都找不到他，相信他被捕了，有目击者拍到相信是他遭便衣警察带走的片段。但埃及政府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只字未提戈宁的情况，只有某官方传媒就他涉及的政治活动，将他标签为“叛国贼”。副总统苏雷曼（Omar Suleiman）2月6日终于打破沉默，向戈宁的家人表示他周一（2月7日）可获释。
戈宁获释后接受了独立的 Dream TV电视台专访，讲述被捕和被拘禁的情况，剖白爱国理想。看起来疲累憔悴的他说过去48小时没睡觉，但坚称在狱中没受虐待，获释时更受到礼遇，被带去见新任内政部长瓦格迪（ Mahmoud Wagdy）。“他待我的态度平等，不是欺压弱者的强势态度。”
戈宁被捕引发埃及国内外各方的关切，他回顾事件经过时表示说：“我被蒙住眼睛12天，什么都听不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再表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睡了12天。真正的英雄是街头的人群，他们参与示威，牺牲生命，或是遭到殴打和逮捕而身处险境。”“这是网络青年的革命，这也已成为埃及青年的革命，而后变成整个埃及的革命。”他在专访中也承认，在脸书上曾成立了名为“我们都是萨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群组以纪念死去的萨伊德。
当电视台播出部分年轻人在抗议活动中遭杀害的画面时，戈宁低头哭泣。他表示：“我要告诉痛失爱子的每位母亲和每位父亲，我很抱歉。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发誓，这不是我们的错，错的是握着权力不放的人。”
他曾说：“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现已不再是谈判时间。我在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工作，我有最棒的妻子，我也爱我的孩子，但为了让梦想成真，我愿意失去所有的一切。没有人能够阻挠我们实现愿望，没有人。不管是挟持我、挟持我所有的同事、将我们关在监狱、或是杀了我们，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们都会要回我们的国家。你们已经毁了这个国家30年，够久了。”戈宁在访问中一直表现激动，不断饮泣。最后他哽咽着留下一句“我得走了”就离开了摄影棚。
虽然戈宁一再否认是革命英雄，但他无疑已成为埃及抗议者心中的一号人物，他在推特上发表感言：“自由是恩赐，值得为之奋战。”他的电视访问感染了许多抗议者，更有人受到感召，表示要站出来，加入这场民主运动。菲菲·沙伍奇（Fifi Shawqi）是一位33岁的上层社会家庭主妇。在看过了戈宁的采访视频后，她带着三个女儿和妹妹毅然决然的加入了解放广场抗议的行列。她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哭了。我感觉戈宁就像是我的儿子，并且所有在解放广场上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儿子。”一位退役的将军说，戈宁的电视采访为埃及的反政府运动提供了一个“面孔”和一个急需的领导人。
在获释后8日戈宁首次现身埃及示威群众聚集的解放广场，受到英雄式欢迎，13万人加入脸书群组，提名他为示威活动发言人。另有数以十万计的示威群众同日涌向解放广场和埃及各大城市，这是挑战总统穆巴拉克的抗议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埃及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主要诉求，但副总统苏雷曼承诺抗议者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不过抗议者对此不屑一顾，指责政府拖延时间，他们宣称将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地时间2月11日中午，离前一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电视讲话以后不到24小时，这位十来个钟头前还强撑着，表示舍不得埃及人民，因为人民也离不开他，表示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总统终于抗不住--下台了。副总统苏雷曼代穆巴拉克宣布了辞职。从1月25号到昨天晚上，经过了18天的令人心潮澎湃的日日夜夜，解放广场上已经筋疲力尽的群众，在期待与愤怒交织当中几乎要精神崩溃的当口，终于等到了这位独裁者的下台。

埃及的变化，是不久之前的突尼斯变革的延伸与继续，目前叙利亚、沙地阿拉伯、约旦、黎巴嫩，尤其是伊朗，都在为埃及发生的变革兴奋与激动。无论其是不是普世价值观，埃及的革命又一次传递了人民需要自由的呼声。当然，穆巴拉克下台，并不意味着幸福从此降临埃及，并不意味着从今以后，人民苦难尽除，国家就已经获得了长治久安，人民从此走向小康与安乐。埃及的民主制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拒絕帶軍入城屠殺學生 消失 22年後首公開露面，徐勤先無悔當初

2011年02月15日蘋果日報——徐勤先
蘋果日報

拒絕帶軍入城屠殺學生 消失 22年後首公開露面
六四抗命將軍：無悔當初
2011年02月15日

六四抗命英雄徐勤先將軍依然健在！有海外友人昨日聯絡到這位在 1989年抗拒中共命令，拒絕率軍入京戒嚴鎮壓學生的解放軍 38軍前軍長。他在電話中對友人直言，對當年的抗命行為「沒甚麼可後悔」。這是他抗命消失 22年後，首次公開對外現聲。他透露，當局並無革其軍職，仍享受副軍級待遇。他感謝海外輿論長期以來對他的關心。

                                                      
六四抗命將軍徐勤先（左）消失 22年後，昨接受海外友人電話採訪。圖為他與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在一起。翻拍自楊繼繩書作


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最新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爆徐勤先六四前抗命入京鎮壓學生的內幕。

這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採訪。因要向毛澤東前秘書、中共黨內開明老人李銳求教，海外友人昨午致電李宅，不經意得悉徐勤先將軍正好也在李家。自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備受關注的徐已在公眾面前消失了 22年，海外早年有輿論指，他已被中共槍斃；近年內地互聯網也有消息指，他已病逝。

「每天讀書看看報」

徐將軍對來自海外友人的問候，多次表示感謝。他的聲音洪亮而爽朗，耳朵不背不聾，更與友人對答如流。聽到該友人表示海外傳他已去世時，老人哈哈大笑說：「那倒沒有！我的身體還算可以，有點小毛病，但是問題不大！」他稱自己「每天讀讀書，看看報，看看新聞」。

被問到對 22年前（即六四抗命拒率部隊入京鎮壓學生）那件事有何想法？是否後悔？他口氣淡定地說：「已經過去的事，就無所謂後悔了。已經做了嘛！要不然（當年）就不要做，做了就沒甚麼後悔的。」他透露當局還保留他的軍職，給他副軍職待遇，「我的生活不錯。日子一天天過去，希望我這塊不再給他們（當局）惹麻煩」。

寫血書要求參軍

徐勤先表示，他雖被開除了黨籍，但並非戴罪之身，現在是來去自由，「有時住北京，有時住石家莊」，沒受甚麼干擾。河北省石家莊是他刑滿出獄後，當局給他安排的養老之地。據與他相熟的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在新書中透露，徐刑滿出獄後，當局初時安排他在河北的保定居住，但保定是 38軍的駐地，他的部下太多，為免出事改安置在石家莊。

現年 75歲的徐勤先原籍山東掖縣。 1950年韓戰爆發，中共抗美援朝招兵，徐要求當兵但年齡不夠，他咬破手指寫血書要求參軍才被接受。之後在解放軍 38軍，從坦克師報務員開始，一路做到 38軍軍長，直至 1989年六四抗命被革職。

愛好先鋒派詩歌

徐勤先雖然是軍人出身，但好讀書涉獵廣，史哲、政治、經濟、文學都涉獵，甚至愛好先鋒派詩歌。 38軍被喻為解放軍兵力最多、素質最好、機械化程度最高的一個軍。
作為中國解放軍的王牌軍軍長，外界曾認為徐勤先有特殊背景，並一度傳他是中共著名大將徐海東的兒子，殊不知其實他只是出身貧寒。

本報記者

徐勤先小檔案

姓名：徐勤先
年齡： 75歲
祖籍：山東掖縣
學歷：小學
經歷：
• 8歲隨父闖關東到瀋陽，小學未讀完即輟學賣菜
• 1950年參軍，隨 38軍入北韓參加韓戰，因讀過書被分配坦克師當報務員
•韓戰結束後回國，歷任報務員、通訊營長、團參謀長、師作戰訓練科長、坦克一師師長、 38軍副軍長、軍長
• 1989年 5月 17日，時任 38軍軍長的他因抗命拒率部入京戒嚴，被解職判監 5年；出獄後定居石家莊

資料來源：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徐勤先抗命節錄

•「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在東四十條）就治…… 5月 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
•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佈中央軍委命令，讓軍長們當即表態。其他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說：『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徐勤先說：『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李來柱說：『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作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就徐勤先抗命事件向楊尚昆作了緊急報告。楊尚昆說：『這件事可開不得玩笑！這是軍令！不執行軍令是要依軍法論處的。』楊尚昆向鄧小平談到此事時，鄧小平說：『是軍人，誰都不能違抗命令！』」
•「為防出現第二個徐勤先，不得不第二次調兵，還對已調進北京的軍隊的佈防重新進行調整。徐勤先回到醫院後很快被帶走，被關在某地，後被軍事法庭判五年徒刑、開除黨籍，在秦城監獄服刑（最後一年在公安醫院）。」
──摘錄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



「寧殺頭 不做歷史罪人」
2011年02月15日

徐勤先六四期間抗命的事件海外有諸多傳聞，新華社前資深記者楊繼繩於本港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披露了鮮為人知的新內容，包括兩次與徐談話的紀錄，詳細記載徐當日抗命拒絕率領部隊戒嚴、鎮壓學生的命令的整個過程。新書還附有徐的近照，讓其樣貌首次曝光。

遭開除黨籍囚秦城

楊繼繩在書中透露，當年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治。 5月 17日接到北京軍區開會通知。與會者有幾位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李來柱宣佈中央軍委調兵戒嚴的命令，要軍長們當即表態。但徐表示：「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於是要他「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徐致電政委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然後就回醫院。他及後與朋友談及這個事件時稱：「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中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得悉事件後說：「這件事可開不得玩笑！不執行軍令是要依軍法論處！」並告知軍委主席鄧小平，鄧說：「是軍人，誰都不能違抗命令。」徐後被軍事法庭判監五年、開除黨籍，在秦城監獄服刑。

楊繼繩在書中引述徐勤先原話，顯示部份細節與過去海外流傳有別，如網上傳已故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空軍中將劉亞洲曾在內部談及徐勤先抗命事件時，指是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驅車往 38軍所在地的河北保定，當面向徐下令，徐則以沒有鄧小平、楊尚昆和趙紫陽三人的共同命令為由拒從。

另海外傳徐當時的名句「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似也有編造之嫌。


與毛澤東前秘書深交
徐勤先獲賦詩表揚
2011年02月15日

徐勤先六四抗命後，隨即從內地輿論中消失，海外關於他的報道大多是轉引或揣測。有趣的是，徐的忘年好友、曾任毛澤東秘書的中共老人李銳，早年應徐之邀，曾到石家莊看望他，並即場為他賦詩一首。

審查人員走漏眼

李銳的詩寫道：「懷仁博學真儒將，一代豪雄硬脊樑。甘赴刑廷違上命，但求民主大興邦。」李銳將該詩收入他的詩詞對聯集，出版前經新聞出版總署審查，審查人員竟不懂「勤先同志」為何意即放行，成為內地公開出版物讚譽這位抗命將軍的罕見文字。

六四20多年來當局一直力圖掩蓋屠城歷史，但仍有不少當年戒嚴的軍人挺身而出揭露真相。山東退伍軍人張世軍前年曾公開上書中共，要求為六四平反，並對自己當年參與屠城懺悔；解放軍 39軍前雷達站長的李曉明也公開譴責六四屠城。目前關於解放軍參與六四屠城的眾多出版物中，以流亡美國的學者吳仁華前年出版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最為詳盡，該書記述了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情況。

本報記者



25萬軍隊參與鎮壓
六四屠城後雞犬升天
2011年02月15日

流亡海外的異見學者吳仁華根據當局公開的資料分析，認為 1989年六四中共調動入京「平暴」的軍隊多達 25萬人，涉及解放軍 24個集團軍中的 14個，其中以 38軍和 27軍出動兵力最多；大屠殺後，參與的軍官大多雞犬升天。

吳仁華指，六四大屠殺中，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陸軍第 38軍、 39、 54集團軍和空軍第 15空降軍是四大主力；在整個鎮壓行動中， 38軍最賣力殺人最多，其次是第 15空降軍。大屠殺後這些軍隊均論功行賞，軍官得到犒賞、提拔。其中徐勤先將軍原在的 38軍，政委王福義升任北京軍區副政委授中將；參謀長劉丕訓升任副軍長授少將；轄下 112師、 113師師長、政委、參謀長等，均官升一級，授少將軍銜；參與戒嚴的各級軍官及士兵，亦都各有所獲。

值得一提是，奉命入京的第 28軍因在途中被北京市民阻攔，無法進入預定地點，加上受市民情緒感染，該軍臨陣全部撤走。事後中共以「消極抗命」為由，對該軍進行長達半年的整頓，軍長、政委和參謀長被降職，調離野戰軍。

本報記者


盡論中國：中國軍人的良心 無愧無悔
2011年02月15日

當埃及民眾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示威時，多少國人被喚醒了 22年前天安門廣場的記憶；當美國讚揚埃及軍人不向示威者開槍時，多少軍人被喚醒了 22年前長安街槍林彈雨的羞愧。但是，當年抗命不帶兵鎮壓學生的解放軍陸軍 38軍軍長徐勤先，直到今日仍然可以無悔、無愧，正正代表了中國軍人的良心。

領導人選擇血腥鎮壓

開羅解放廣場的反政府抗爭，終以人民的勝利、獨裁者的流亡而落幕，但早前民眾與軍警、坦克對峙的場面，一幕幕驚心動魄，一幕幕令人回想起 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悲哀的是，中共領導人當年選擇了血腥鎮壓，中國的軍人當年多數選擇了執行中共的命令；令人感嘆的是，埃及民眾遠比中國民眾幸運，這或許也是歷史的進步。

徐勤先當年抗命的詳情，他接受新華社資深記者訪問的相片、接受海外友人訪問的聲音，適逢此時曝光，更令人感受到其「寧願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的恢宏正氣，更令人感受到其「做了就沒甚麼後悔的」堅定信念，更令人感受到其不愧為中國軍人的良心。

篤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中共，一直將軍隊置於嚴厲的控制之下，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建政後的和平時期，都在解放軍中推行「黨指揮槍」的原則，軍隊中的指導員、教導員、政委就是執行對軍人洗腦的黨務人員。因此，徐勤先當年抗命，不帶兵出征鎮壓學生，但 38軍仍在政委王福義等帶領下，參加了血洗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更有八名士兵後來被授予「共和國衞士」稱號，實際上就是「人民的屠夫」。

身為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徐勤先，深知抗命是殺頭之罪，但仍做出了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史的選擇。一如他後來在軍事法庭受審時所陳述：「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沾污這個歷史。」他拒不認罪，也沒有推卸責任，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電郵： China@appledaily.com

多维：《炎黄春秋》刊发蔡定剑遗稿，再次吹响政改号角

【多维新闻】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中国现有政治模式成功话音未落，但知名政论杂志《炎黄春秋》仍在以新年献词敦促中共推进政改之后，刊发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遗稿说，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再次吹响推动政改的号角。

2011年全国两会3月3日起召开，这篇遗稿题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本博文附文），全文约12,600字，《炎黄春秋》以2011年第二期头条刊发。而在2010年11月辞世的蔡定剑，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其临终遗言为“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为 经历者和参与者，蔡定剑说，“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创造的社会繁荣，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 长，广大的劳动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特别在基层。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脚踏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好的 选择。”
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
蔡定剑认为，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1989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其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 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现 象，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一阶段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改革成功体现在1982年宪法里面。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 体制改革相协调。
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党代会）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价 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 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取得成果，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 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 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了一个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蔡定剑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停滞萎缩的状态。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搞改革，结果苏联解体了。现在高层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话语也变化了。改革会不会带来不稳定问题，会不会带来国家解体等等，稳定问题是最 重要的顾虑。针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蔡定剑表示，他说的更多是政府改革，而不是在政治的层面上、党的层面上改革。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阻力，二是既得利益阻力。思想的阻力，首先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30年 的成就，被有些人用来证明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蔡定剑说，“经济发展的成就，竟成为不要搞民主的一个理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蔡定剑随后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靠的是自然资源，不惜成本、代价地使用自然资源，把河流污染了，很多土地污染了。靠劳动力资 源发展，丰富的劳动力、便宜的劳动力，创造很便宜的价值，中国的产品走遍了世界。原来的西方国家搞低端的产业，现在不搞了，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 发展了几十年搞不下去，就转移到中国来，中国二三十年还想维持这种生产模式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制度转型。蔡定剑说，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没有 民主制度的大国是不可以成为强国的。那些民主制度没有过关的国家，崛起了又趴下了。只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并保障人权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才能持续下来。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不少繁荣和盛世，汉代唐代、清代都有盛世，但都在历史的硝烟中灰飞烟灭。蔡定剑说，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当程度的现代 化。但是，由于政治民主化制度没有过关，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在威权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 将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蔡定剑说，但是稳定是不可能压倒一切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 利益、个人的要求、个人合法的权利，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后果是积压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是一个不需 要详细论证就能明白的道理。
对于“国情特殊论”。蔡定剑说：“我们的国情那么特殊吗？我看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 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 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至于既得利益阻力，蔡定剑更多认为这来自政府官员。他说，“很多学者开会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我有一个很强 烈的感受，现在的政府官员跟1989年那时候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我跟很多当了官的同学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原因就在于官员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了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因此以前没有什么分歧，现在差距就太大了。” 蔡定剑说。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到底在哪里？蔡定剑认为，首先，社会还在发展，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
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人民富裕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 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公民有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成为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的力量。这场改革围绕的是法律和权利的实现，而不是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法律和权利的解释，使政府权力不断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和约束。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进行维权运动。比如环保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农民权益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把拖拉 机开到华盛顿去，就形成了农民协会，松散的维权斗争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对话、谈判。维权就是在合法的制度下来维护你的法律权利，如果不搞维权的话那就麻烦 了。不搞维权，就会有人拿起武器。
中国央视2010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候选人：
蔡定剑 奔走在宪政民主进程路上志士
    
蔡定剑，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作为2009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的他，曾经获得评选方的高度评价：法治思想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推动者；法律实践行动的先行者。
蔡定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实践，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问题等。他的主要著述包括已经重印5次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 《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等，以及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他的论著权威，发人深省。
从依据中国现实研究人大制度，到深入招聘会现场宣传反就业歧视，蔡定剑的一生，始终用实践推动"把宪政从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蔡定剑教授全面加快了自己的工作。尽管他的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但各种学术场合、报刊上，能更加频繁地见到他的身影和名字。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在燃烧。
2010年11月19日，蔡定剑教授对前往探望他的人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也成为他的临终遗言。
22日凌晨，蔡定剑教授病逝，终年54岁。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上千人前往送别，一个多年前的官员，一个行事低调的学者，却用他的行动赢得了全社会的推崇与尊敬。


(方鸣 编辑)

蔡定剑: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由于工作机会使我可以接触一些高层信息。1988年、1989年 时，我刚到全国人大不久，也参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后来我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参与了部分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之 后我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全国人大一些制度、宪法的修改。我们曾经试图在深圳搞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深圳特区立法权的授予，和深圳人大的建立。所 以，我说我是30年的参与者、经历者。
 

一、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
　　 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
　　1978年是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在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期间，党 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反复强调，从文化大革命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发展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话至今仍然是经典。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使这 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年来支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这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确立要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没有消失的意义。
　　此后，我们马上就进入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1979年修宪，县和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将县一级人大代表改为直选。1980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 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这些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1981年有一部名叫《苦恋》的电影，这是一个军队作家写的电影，写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画家，他很爱国，但是这个电影的背后问了一句，你爱这个国家，但是国家爱你吗？因为这层意思，这个电影被认为是灰暗、低调的电影，没有上映。这是当时带有文化、政治性的事件。
　　1978～1982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解放思想的活力，这是一个要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进行了30年来第一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性的，不是思想观念性的。我们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最后总结在宪法里面的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了差额选举。还实 行了代表跟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现学生主动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竞选人物，在图书馆 和饭堂前面有一些演讲，赢得一些掌声。
　　第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增强人大常委会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立法机关， 而且这个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比代表大会的还要大。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国家制度和重要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且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部分修改全国人大的法律。二，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我们知道专门委员会对议会的作用，《国会政体》的作者威 尔逊有一句话，专门委员会是行政中的国会，没有专门委员会议会不可以做事。
　　第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常委会。1982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 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没有列的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法制度的安排。 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1999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第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转移的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黯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交接制度，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1982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比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出现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1983年4月份，发生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顾问，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太“左”了，后来遭到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1984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 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问题；第三个是精简机构。1986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 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其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 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现象，要 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
　　在前十年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学生、社会、知识分子也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两种政治体制改革思 路有不一样的内涵。在知识分子、学生看来，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竞选这些东西。但在政治领导人层面上，主要是在我们现有制度下，怎么能够发扬一些民主。人 文知识分子强调的观念上的头脑风暴的改革，与权力驱动的改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对权力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的，西方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学生也不了 解西方。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这次改革成功体现在1982年宪法里面。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1989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1989年以后有几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处于徘徊的状态。1992年， 邓小平南巡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下子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期间发生了苏联东欧解体的事件，对中国老百姓， 特别是领导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下一场改革很重要的背景。在东欧解体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稳定 压倒一切，没有稳定，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经济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政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国际上采取韬光养晦的政 策。
　　第二阶段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党代会）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 革，但实质上我们没有看到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我们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我们迎来了 世界资本，我们产生了一代富豪，但是我们增加了贫富差距和代沟。我们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梦想，2008年的奥运会给中国人长了民族骨气。同时我们也有非常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方面，也会伤害一些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末的义和团就是这样，它打着爱国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给国家制造了麻烦。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不能说因为“爱国”所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
　　改革带来了政治职能的转变，但是政府本身的利益也在增加，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体，跟社会争利益。政府有更强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说市场经 济改革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要缩小、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我们产生了一个富有阶层，但是我们有 些富有阶层不太需要改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何方呢？我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 衷于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 生。
　　总结第二阶段，1989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92年 后单兵突进。张五常先生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县级的竞争，我写了文章批评，我认为最大的东西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地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用各种政策、优 惠办法来创造投资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法律的环境，也不是民主的环境，是一种资源的环境，以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为代价的环境。这是权力与资本的蜜月 期。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淡化 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取得成果，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 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 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了一个问题。

二、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停滞萎缩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大的背景，还因为高层对政治改革的看法跟当年不 一样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搞改革，结果苏联解体了。现在高层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话语也变化了。这里我就简单地引用一下过去领导人的讲话，看看从中能看到 什么信息。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本来是在反自由化很热的时候，邓小平在1986年一下子热衷于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当时也觉得不是很好理解，他当时一直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要向前走一步，就会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向 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要知道，那一代人，特别是邓小平，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国家富强起来。政治 体制改革是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共识。
　　那么他说到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到第一位。第二，要权力下放，解决中央跟地 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这跟权力下放有关系，就是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放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非常清楚，所以当时改革是以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为主。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主要 谈的是党政分开。当时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党政分开是不是有点儿太保守。那时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我觉得党政分开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 党与人大分开，而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但是就连党政分开的改革都没有走下去。后来十六大我们也谈政治体制改革，话语是前进了，但内容很少。
　　十六大谈政治建设，改革主要任务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完善决策机制，深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比如它说，要发展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是改革的内 容。具体的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力。比如说，每次改革都会 讲到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在人大工作，很关注这个，到底讲了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没有？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保证立法和决策 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意志，就比较空泛。所以我们每次都怀着期望，一看内容又不知道做什么。比如讲要改革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但具体内容做什么？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的程序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使 党组织推荐人选成为国家机关、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并对他们实行监督，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这是十六大谈政治改革。
　　十七大也谈政治改革，也说扩大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 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基层民主，落实依法治国方针，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 健全监督机制，保证政府在阳光下运行，建立问责制。看下来，仔细琢磨这个东西的话，有实质性内容的基本上还是一些政府机构的改革，比如说要实行阳光化，要 建立问责制，服务型政府等等。这个是比较实的。
　　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在2004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比较全面地谈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发展”。谈到具体的改革的时候，他说：“从 我上任的那一天起，就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包括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第二，我们政府还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才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们要使政府依法行政，做到合理、合 法，程序完备、公开公正、便民高效、诚实守信、责权统一。第三，我们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 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全面的一个观点。他这个改革基本上还是 在民主决策机制层面上，主要是政府行政改革。所以温总理上任以后，依法行政纲要的推行是很重要的目标，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实行政府的转型 等等，所以温总理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政府改革，而不是在政治的层面上、党的层面上改革。现在，基本上改革还是处于政府的层面上，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为 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前面说的大的背景没有解决，改革会不会带来不稳定问题，会不会带来国家解体等等，稳定问题是最重要的顾虑。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阻力，二是既得利益阻力。
　　思想的阻力，首先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成功了还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已经证明成功了，中国的道路已经创建了， 所以中国的发展道路不需要民主，把经济搞好了，也可以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社会了？因此，到底需要不需要搞政治改革，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
　　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就，被有些人用来证明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的成就，竟成为不要搞民主的一个理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没错，经济发展不一定需要民主，经济发展有很多的因素。我觉得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观点是对的。他讲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四个很重要 的基本要素：第一个是制度资本，法制、民主、管理等制度资本。第二个是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第三个是劳动力资本。劳动力充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也可以 创造价值，很大程度上我们就靠这个。第四个是土地辽阔，土地是资源，澳大利亚、加拿大人们也不怎么勤快，也挺富裕的。任何一个要素特别强，都能促进经济的 发展。资本的要素是一个软的东西，不是直接产生GDP的，对经济的增长能起到一个持续的作用。比如：新加坡，香港，就是所谓的制度资本比较雄厚，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能够发展，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四个要素都具备了，就谁也搞不过。
　　我们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靠什么？我们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我们靠的是自然资源，不惜成本、代价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把河流污染了，很多土地污染了。我们靠劳动力资源发展，丰富的劳动力、便宜的劳动力，创造很便宜的价值，中国的产品走遍了世界。
　　我们经济成功了，我们能维持吗？有可持续性吗？我们都知道原来的西方国家搞低端的产业，现在不搞了，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发展 了几十年搞不下去，就转移到中国来，中国二三十年还想维持这种生产模式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我们政治、法律环境等软制度提高。我们要 提高四个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制度资本要素。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没有土地，也没有自然资源，靠什么发展呢？为什么它们的发展能持续呢？中国 香港、日本、韩国靠的都是法制制度的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能再这样发展二三十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经验也充分证明，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民主制度的大国是不可以成为强国的。30年时间，只要统治者励精图治，不打仗，让人民休养生息，完全可以创造一时的经济繁荣，古代一朝君王在任时就可以创造所谓的盛世。我国近代也有过。西方国家在战后，东亚四小龙都是用30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了经济繁荣。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的国家经济繁荣的大国崛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那些民主制度没有过关的国家，崛起了又趴下了。可见，只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并保障人权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才能持续下来。托克维尔曾说：“在 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 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 荣。”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不少繁荣和盛世，汉代唐代、清代都有盛世，但都在历史的硝烟中灰飞烟灭。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工业、交通 通讯和国防的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政治民主化制度没有过关，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大体是并 行的，德国民主化落后于工业化，国内危机导致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在威权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如 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个道理，就应该尽早地在时机、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制度转型。近代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强敌强制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制改革开放。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实行经济改革；19世 纪末，我们原以为富国强兵就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甲午战争我们溃败，这是制度的问题。于是才反思，才有戊戌变法。落后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落后，是因为制 度落后。日本战胜，是因为有明治维新，有宪法。所以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提倡开议会、立宪法。如果不是保守政治势力的阻碍，如果戊戌变法、清末君主立 宪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清朝也不至于崩溃，中国就没有后来40年的战争了。加上建国以后又搞阶级斗争，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花了整整70年的时间付出代价，国家已经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们要在大好形势下，有一些忧虑，有一些危机感，不要以为经济改革取得成就就不需要政治改革了。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你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有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免谈，改革就不稳定了。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的国情是要中国特色。
　　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稳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不可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点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稳定，谁也不想动乱，但是稳定也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
　　《代议制政府》的作者密尔，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 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 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 亡。这是密尔的理论。他就讲了怎么在秩序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
　　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也不能以牺牲一些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代价。比如我们拆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你就不要补偿吧，不要上访吧！ 这种稳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后果是极不稳定，所以为了稳定只好采取很多的措施，包括奥运期间采取的办法，从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到各省去接访，然后给钱，多年没 解决的问题就给钱，只要不上访就给钱。付得起吗？不管是不是对，也不管公正不公正，司法的秩序就打乱了，这个稳定不是一个长久时期的稳定。所以稳定不是压 倒一切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利，还要维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要求、个人合法的权利，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后果是积压更 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是一个不需要详细论证就能明白的道理。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很多人都觉得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他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大都是在民主的国家。一会儿讲拉丁美 洲，一会儿又是东南亚国家。这些都作为论证民主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引证论据，我认为是非常片面的。我只能说，在一个不完全民主的国家向民主过渡的时候，会出 现高度的不稳定，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一旦进入民主轨道以后，事实上是稳定的，这个不用证明，真正民主的国家，社会数百年持续稳定。所以不稳定是在民主过渡 中的不稳定，不能把民主和动乱必然联系起来，只能说向民主过渡会有不稳定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解决向民主过渡时怎么避免不稳定的问 题。
　　避免不稳定有很多社会的条件，时机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当然历史不能再重演，如果清末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君 主立宪制国家。为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当时的清王朝，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有权力和威信掌控国家，改革完全能在掌控之下来运行；再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的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都非常支持改革，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人都支持君主立宪制，他是在梦想破灭以后才革命的。当时知识分子跟政 府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的改革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好机会，中国很可能搞君主立宪制，那时到现在一步一步地发展，一年改那么一点点，恐怕也比现在好多了。没有后 来的革命，战争，搞得经济重新建设；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又要重新建设。即便经济建设不是太难的，而一个制度的维持就非常困难。可惜这个时机就 错过了，后来到1905年、1908年再来搞宪政，戊戌变法以后知识分子跟政府已经分裂了，而向民主过渡的时机也错过了。所以说不要一说民主就动乱，不是那么回事，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地总结历史。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 我们的国情那么特殊吗？我看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 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还有人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了，不适合搞民主。2002年，我出版了《中国选举状 况的报告》一书，是专门批驳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是从理论上批，是用调查的结果来批判。首先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了不能搞选举，我就不认同。我们搞了很多调 查，去了很多地方，调查结果很明显地显示，对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农村高而不是城市高。你去看看，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 样呢？道理很简单，城市的选举，选居委会你会去参加吗？我不会去参加，这个选举有什么用处呢？毫无意义的东西。农民为什么选举呢？农民选举是关系到自身的 切身利益。到北京来上访，一次又一次，说农民没有觉悟，这些话语都是从想象里边捏造出来的。在利益面前谁都有觉悟，关键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的渠道，能不 能真正表达公民的利益？如果能，选举就会有积极性参加了。两百年前美国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都投票，跟素质没有关系。所以说 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这个说法很荒唐。如果顺着这个荒唐的论调，假设说农村老百姓素质低，城市里的居民素质高，北京市高，上海市也可以吧，上海 也跟世界接轨了，大学生、博士生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民主起来？让上海的老百姓民主起来，选个市长什么的干干， 是不是可以呢？
　　我曾帮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做选举顾问。联合国有个全球基金，这个全球基金出了很多钱，要在各个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三种疾病。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你这个国家必须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叫做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才可以申请这项经费。中国已经拿了5个亿美金，但是人家要求你必须要有选举，其中5个是政府代表不需要选举，6个是非政府代表，在6个非政府代表里面，人家规定有一个必须是以草根为基础的NGO（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他都可以找官方的，这个不行，所以要选举，选出一个代表。上次选举闹到联合国去了，说你这个选举不公正，人家就不给你钱，所以要搞一个公正的选举。在一个公平竞争条件下的选举应该怎么来做，这是选举的技术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很多学者开会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现在的政府官员跟1989年 那时候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这跟文化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受的教育都是现代的教育，这个理念都没有问题，但是观点立 场完全不一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次去山东讲课，课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聚会吃饭，聚会里面有一个同学是律师管理处的处长，有几个同学是律师，我就 谈到北京有35个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师协会的事情。我说起了这个事，那个律管处的处长就说：“这不行”， 他跟我们是同学，原本一样的，而几个当律师的同学都说早该直选。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地位决定观点。接受同样的教育，是利益决定了说什么话。我跟很多当了 官的同学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原因就在于官员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了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因此 以前没有什么分歧，现在差距就太大了。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动力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到底在哪里？
　　社会还在发展，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 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例如三个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 否违宪），孙志刚案，还有物业小区维权，村民委员会维权，农民土地问题，城市拆迁问题，不断地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来自公民社会的动力越来越强烈。人民富裕 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我们的政府是比较强的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会 侵害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女生告华硕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女生黄静因“勒索华硕500万美金”被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在看守所被关押了近10个月），很奇怪的，政府会把一个消费者的事情变成一个刑事案来处理。政府的权力比较喜欢跟资本站在一起，老百姓要告状很困难，但是机关、单位要告老百姓很容易。
　　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公民有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成为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的力量。这场改革围绕的是法律 和权利的实现，而不是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法律和权利的解释，使政府权力不断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和约束。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件 好事。非政府组织，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反政府组织。维权是一种好的事情，不是坏事。西方社会早期的时候，是体制外的——革命、冲突、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后期，民权运动就已经开始在体制内来改造社会。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号召人们革命，马克思的预见没有错，资本主义如果那样发展下去肯定会灭亡。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会 被改造，也会吸收社会主义的东西，也会吸收马克思本人的东西。后来恩格斯主张，我们可以有合法的手段，通过选举、工人运动的方法来取得权利，这就是民权运 动，比如西方国家的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使得他们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权利斗争的结果是获得了投票权，这就解决了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劳资关系的问题。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工人们通过革命的方法，通过破坏机器的方法得到政治权利；之后，他们通过选票选举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府上台，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么上台的。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进行维权运 动。比如环保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农民权益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把拖拉机开到华盛顿去，就形成了农民协会，松散的维权斗争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对话、谈判。 我记得有位英国学者写了篇文章，叫做《有组织的声音》，有组织的声音才能与国会较量，拉入到谈判桌上，这是维权的结果。维权就是在合法的制度下来维护你的 法律权利，如果不搞维权的话那就麻烦了。不搞维权，就会有人拿起武器。我们应该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让他们有一个表达的方式，省得我们面对出租车司机在 大街上，不知道找谁来谈判，如果我们找到他们的代表谈判，也不至于一下子就罢工了，这是我们政治管理、治理的方式，是改革的动力要克服的思想障碍。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创造的社会繁荣，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广大的劳动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特别在基层。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脚踏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好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原所长）

 

未成年不宜，第一次，我的第一次，爽极了，狂喜！（有图有真相！）/贝立

中国的朋友们，看我的这一点红，真的是头一次耶！（老男人笑得超级卡哇伊）


我的第一次已经奉献了，中国的朋友们，你们还要矜持多久啊？


——原埃及P民






原载：
http://blogs.aljazeera.net/middle-east/2011/03/20/egypt-democracy-making

[All pictures by Fatma Naib]

Egypt is undergoing a real democratic process for the first time. Egyptians have voted overwhelmingly in favour of sweeping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 in a national referendum. 

埃及正在进行着5千年伟大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进程，埃及人民在全民公投中以绝对多数投票支持修改现有宪法。

The last few days leading to the vote were full of debate discussing the referendum. There were many campaigns in the streets where people handed out leaflets explaining the Yes and No vote. There was also plenty of debate taking place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cultural centres. 

在投票前的最后几天，埃及广泛全面地对修宪公投进行了辩论。此间，有过埃及公民举行了许多次的街头宣传，散发传单来解释投赞成或反对票的含义。同时，许多大学和文化中心都举行了多场相关辩论。

Even Tahrir Square saw around 2000 people campaigning for the No vote. The square was buzzing with people since it was evacuated a week ago. It may seem normal for any other country, but for Egypt as Shafik, an accountant told me, it is different than the way things used to be. "I feel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there are no government thugs trying to threaten us and force us to vote a certain way."

即使在开罗解放广场也可以看见2000多人在为争取投反对票在宣传，在被清场一周多以后，广场上又开始了熙熙攘攘。这可能在很多民主国家都再普通不过了，但是沙飞客（Shafik），一名会计师告诉我（记者），这是很大的变化，“我感受到发上了变化，已经没有政府雇佣的地痞流氓来威胁我们只能按他们的旨意投票了”

On the day of the vote, as I arrived at the polling station I was struck by the sight of the endless queue that led all the way to the road. There were voters young and old, men and women, and even young parents with their toddlers.

It was humbling to see everyone waiting patiently side by side, standing in one line for men and another for women.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crowd I asked everyone how long they had been there.

在我去投票站的路上，我被一望无尽的投票长龙惊呆了，长龙中有老又少，男男女女，甚至是年轻的夫妇和他们的小不点。

男男女女，一个挨着一个，耐心的排着队往前缓缓挪移，这让被惊呆的我开始感到惭愧， 我向做过的每一个人询问，“你等了多久了？”

Mahmoud, 65, said he had been queuing for two and a half hours. "I don't mind waiting.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day like this all my life.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已经排了两个半小时的65岁默罕默德说：“我一点不介意等待。我已经为这一天等了一辈子了。这是我第一次投票！”（译者已经开始泪奔了，骗你，我是小狗！）

Indeed he was not the only first-time voter in the crowd. Most people I spoke to were also voting for the first time.

实际上，他并不是人群中仅有的首次投票的人，和我说过话的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投票。（哈哈，集体失贞，译者忍不住鼻涕也喷出来了）

Everyone spoke about how they felt that this time their vote would actually count.

每个人都说他们认为这次投票会被认真的计算的。

Azza Shaban said: "I am vot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feel that this time it will count for real."

Azza Shaban 说：“这是我今生头一次投票，我认为这一次会被认知计票的”

Some forty million people were eligible to cast their vote, and the vast majority did so - relishing this newly won freedom.

大约有4千万埃及人有资格投票 （所以我说未成年不宜嘛），大多数履行了他们神圣的公民责任，品尝着来之不易的自由之果，（哈喇子，吞口水ing！）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have been intense, the debate spilling over from the cyber world onto the streets and into cafes and homes of a people long denied the right of meaningful political discussion.

支持或反对修改宪法的争论非常的激烈，辩论一直从网络中蔓延到街头，茶馆和长期被剥夺了讨论政治，这个基本民权的公民家中。

As I got closer to the polling station the police and army were manning the entrance, and were supported by young volunteers who were there to maintain order and ensure that everything ran smoothly.

当我走进投票站时，警察和军人在守卫着入口，同时有年轻的志愿者在协助维护秩序，确保所有事情的顺利进行。

I witnessed some extraordinary scenes as a man tried to cut the 300 people long queue claiming to be a 'VIP', before he was told by the people in the queue and the police to go to the back of the queue like everyone else.

我见证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景象，一个男人自称是VIP（贵人）试图在300人的长龙中加塞，而被人群和警察斥责，要他排到最后，像所有人一样。

'This is new Egypt, this behaviour was in the past', shouted one lady in the crowd.

“这是“新埃及”，这种习性已经过时了”，人群中的一位女士大声斥责。

The man sheepishly walked away. I was amazed by what I had just witnessed, but this scene wa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throughout the day.

这个人惭愧的离开了，又一次，我被我所见证的惊呆了，而类似的事情在一天中重现了几次。

Elderly people and parents with children were allowed to the front of the queue, but I saw many over 60 years old who remained in the queue refusing any special treatment.

老人和带孩子的家长被允许排到队伍前面，可是我看到很多60岁以上依然坚持排队，不愿别特殊对待。

One young lady provoked someone in the crowd because she was wearing a t-shirt imprinted with a "No" slogan and standing by the entrance leading into the polling station.

一个年轻的女士使到人群中的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她穿着“No”标语的短衫站在通向投票间的入口。

She was reprimanded, "You are influencing people's choice." The lady in question responded by telling her that she is free to wear whatever she likes just as everyone should vote as they wish, and that this was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Their discussion carried on for a while before they each calmed down. An onlooker decided to take a photograph of the woman in the t-shirt to report it saying: "It is simple, if she is violating the voting process then this photograph will be evidence."

她受到这些反对者的谴责“你是在影响选民的选择。” 被质疑的这位回应说，穿什么是她的自由就像所有人都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一样，这就是民主的价值。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双方都冷静了下来。

一个围观者给传“NO”短衫的女士拍了照，说：“这是一个例子，如果她确实破坏了选举程序，照片就是证据”

This newfou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speaking up was echoed throughout the day. And everyone seemed to take it upon themselves to ensure that any suspicious activity or irregularity was documented.

这一整天，自我发现的公民责任和展现权责的言论回响在埃及各地。似乎每个埃及人都自觉地负起了对可疑和不正常进行记录、存证的责任。

As I walked away from the polling station I spoke to Inas, a student, who told me that she will respect the outcome whatever it is. 'We are not going to dwell on it. As long as there is no fraud then I will accept the result."

在我离开投票站的时候，我和一个学生，Anna进行了对话，她告诉我，她会尊重任何投票的结果，她说“ 我们不会过多的因过去而担心，只要公投中没有出现舞弊，我就会结束结果。”

Nancy, a nurse, was less optimistic, saying: "I am happy that I am voting but part of me is worried, I heard about irregularities in some polling stations. I am not sure."

一位护士，Nancy不是这么乐观，她说“第一次，我很开心，但是我有些担心，我听说有些投票站有异常举动，我并不确定”

The result of the referendum will als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ll take place this year.

这次修宪公投的结果也会决定国会和总统选举是否能在今年举行。

But as I discovered, the day ultimately was not just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referendum, but about the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this country is witnessing for the first time.

但是我发现，这一天的收获不只是公投的结果，更是世人见证埃及民主进程的第一天。

The real victory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by those who fought so hard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真正的胜利已经实现了，被那些为了有权去选择而顽强的战斗过的勇士们！

（完）

译者（西朝鲜P民贝立）仰天长叹， “什么时候我才能献出我的第一次！”

（建议西朝鲜P民们用任何方式在网上的个人签名中祝福阿拉伯人民争取民主的行动圆满成功得偿所愿，为我们做好民主表帅，彻底粉碎“国情特殊论，素质低下论”等一切谎言！）

动乱？暴乱？骚乱？有图有真相/贝立

独裁者穆巴拉克已经被沉默的大多数赶走了，可新华社依然把这起正义的非暴力运动定性成动乱，骚乱甚至是暴乱，真是数典忘祖，全然不敢提毛太祖当年是怎么打土豪分田地的，怎么小米加步枪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是怎么建起来的。

言归正传看图：（图片转自BBC）

这是首都开罗解放广场，是18天反穆巴拉克抗议示威活动的中心，在抗议示威活动的最中心，BBC记者游览了广场，展示了抗议活动的井然有序。

以下是在首幅中标记有位置的地点情景

主演讲台

这可简陋的平台成为类似于海德公园的演说角，为示威人士提供了呼唤同行者采取行动和悼念遇难人士的中心，白色的屏幕是用来投影政府和军队的讲话。

露营区

大多数人每晚都会回家休息，一部分毫不妥协的活跃着在广场建起了露营，有的睡帐篷，有的就用塑料布遮盖着睡在人行道和草地上。

垃圾回收点

这里没有政府的垃圾回收机构，示威人士自发负责起回收，努力的保持广场的清洁

艺术作品

街头艺术“埃及之心”， 是记者从很多广场上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埃及之心”面向一方曾经被穆巴拉克支持者暴力攻击的方向，很多人在这个艺术品旁边照相留念。

坦克当床

在整个抗争过程中，许多勇士就睡在坦克附近，用肉躯阻挡，以防政府用坦克发动攻击。

肯德基急救站

示威者占用了附近的肯德基店，用来急救受伤和生病的同志

幼儿园

开罗的学校在期间停课了，很多母亲就带着他们的小孩来参加抗争活动，她们自发的组织了一个临时幼儿园。

露天医院

善良的医生们志愿建起这个医疗点义务为被伤害的示威者疗伤。

食品贩卖

这个卖豆豆的残障人士在示威区内销售，示威者还利用附近的快餐店提供免费的饮食。

饮水点

饮用水并不容易送到广场上，一个附近的工地在提供饮水

医药点

这个医药点就在演讲台边上，许多药品是免费提供。

销售国旗

自抗议活动开始，广场上贸易也兴隆了起来，象征爱国运动的国旗和国旗颜色的帽子热卖，5元人民币一个大大的国旗。

阅报栏

每天早晨，埃及的主要报纸就会被志愿者贴到一面墙上，让那些参加示威的民众免费获取最新的信息。

厕所

这本是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厕所，就在埃及博物馆旁边，这十八天过后，气味真的是……，快跑吧！

胜利的埃及人民！自豪的埃及人民！

P民：“羡慕嫉妒恨！！”

中国军网大幅报道昂山素季：“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http://tp.chinamil.com.cn/s/picnote/2010-11/14/content_4334260.htm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中国军事图片中心 孙礼 发布时间：2010-11-14 22:33:32

昂山素季的囚牢，不是被敌人设定，而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对于这位缅甸国父之女，传奇般的囚徒命运，在她1988年第一次向她的民众发表政治演讲时就已经不可逆转。 每个有良知的爱国者都不应忘记，她面对刺杀传言时的宣言。

11月13日昂山素季走出被软禁的住所，与在门口等待的媒体和支持者挥手并进行了简短的讲话。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 孙礼

    她走出这面铁门时，已经是一位65岁的老人了。

    从1989年那个动荡的夏天以来，这个女人的这21年时光，四分之三都被限制在监牢或者守卫森严禁止靠近的居所，但此刻出现在支持者和全球媒体镜头前的她，双眼熠熠有神，面容柔和坚定，甚至带着只有胜利者才有的笑容。

    她从未被打倒。即使监禁她的缅甸军政府已经在这个国家统治了半个世纪，拥有号称地区最强大的40万军队，但他们无法战胜这个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的柔弱女子。

    当政者甚至已经不奢望自己的胜利，在20年前，人民一边倒地投票给昂山素季时，当政者所要求的就是她的离开。他们说，如果她同意被自己的祖国驱逐，就能重获自由。

    昂山素季选择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她不得不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即使远在英国的爱人逝世时，她也未曾离开自己的祖国半步。因为她知道即使是深爱她的丈夫阿里斯，也会原谅葬礼上的缺席——因为他说过，“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

    昂山素季的囚牢，不是被敌人设定，而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对于这位缅甸国父之女，传奇般的囚徒命运，在她1988年第一次向她的民众发表政治演讲时就已经不可逆转。 每个有良知的爱国者都不应忘记，她面对刺杀传言时的宣言——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她从来反对流血抗争，不愿意用追随者的牺牲来成就历史声名——当她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这是对暴力者最有力的嘲笑和蔑视。

    她没有登上缅甸大选的候选人名单，政治斗争不过是历史浮云。但她已经在另一份拥有伟大传统的名单上留下名字，那份名单上有反抗纳粹暴政的卡尔・冯・奥西埃茨，、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圣雄”甘地、为黑人而战的曼德拉，还有萨哈罗夫、瓦文萨……

    作为这些先行者的一员，昂山素季有始终昂头微笑的理由。岁月可以改变容颜，但不能阻止我们微笑；暴政可以一时压制异议，但不能永远对抗历史的前进。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监牢中为正当的权利遭受苦难，全人类的尊严都不能完全。

    昂山素季已经离开了她居所的监牢，但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本专栏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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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求是》不是犯傻就是犯浑，已经赤裸的语无伦次了，《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赵　强 

2010年11月01日10:13  来源：中直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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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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