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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说它好，是因为这本在世纪末的非常时刻，即当局对不轨出版物实施越来越严厉打压的时刻冒出来的老《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当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将半个世纪
前（确切地说是1942-1949）暂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包括它公开的与秘密的盟友们，为取得民众（特别
是知识人和所谓民主人士）拥戴，所说的漂亮话，一一开列出来而已。
说是平静开列，实有几分欺心，因为对任何稍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都无法避开对照所引发的强烈效果。
所谓对照，就是看那发话者当日所说与今日所为。于是乎，那当初承诺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气壮，其盗世欺名
之面目，也就越显彰了。不信，只看这顺手拈出的几处：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
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2000年3月9
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
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
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
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
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
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
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
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专论，1944。 按：共产党建制50年，至
今不见《出版法》出台）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
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按：而今这三
个“一”是“稳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
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
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
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4。按：中国的选举究竟代表几分民意，只看关
心国事如笔者辈，只在19岁时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愿浪费时间当猴耍即可知。至于直到1980年代末才
开始试行的村民直选村长，其主管官员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民直选如今已附上“村党支部书记
须由上级选派”）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
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
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
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
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
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这后两则，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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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
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
选的先例。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
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
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这相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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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在八十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大总统在那
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
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
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
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那么他就成了
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
治的历史。在八十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
选，而且在四十八个州中间有三十二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
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
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
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
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
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
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
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
活，范围更加扩大了。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
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
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
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
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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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吴中民先生：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
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
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
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
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答读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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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
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
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
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
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
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
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
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
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
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
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
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
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
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
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
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
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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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
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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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第 一
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
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
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
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
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
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这首先就必须彻底消灭法
西斯机构，根本消灭法西斯主义，完全肃清法西斯分子。华莱士说：“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标是：尽速消灭为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军进入柏林和东京时，才能提出和平条件；国际垄断专家不许在和平会
议中出现；孤立主义必须继续被攻击”。这就是说，不仅要击溃现在的法西斯阵线，而且要消灭一切的法西斯
残余；（遵检）。只要是法西斯病菌还存在，则比会流毒于全世界，而所谓“民主第一”的口号，也就不可能
不折不扣地实现。其次，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那就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
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遵检）
。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抛弃这武器，则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上，便没
有绝对胜利的保障。即使幸而胜利，也将被认为是“以暴易暴”，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而战败国在不
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会时时作报复的打算。历史上，所以有循环不断的战争，这也是原因之一。所谓反法西
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
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
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
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
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
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法西斯意大利崩
溃了，纳粹德国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坚定地把握着“民主”这一击溃法西
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自己认真检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
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遵检）。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
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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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会广泛地组织起来。我所代表的工会联盟，是在今天由各边区工会联盟产生，有着近百万的会员。在工
会大会上，广大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选举自己的官吏，并且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中活动。因此这些解放区
就成为一条新道路的例证，说明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是能够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
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
那种权利。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官僚政治。由于这种要
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
的那样。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
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
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注：本文为邓发在
英共大会上一段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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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于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
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未，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
受欺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
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否则，半个也解决不
了。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
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
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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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
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
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注：《新华日报》所提问题，系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开
征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
治、怎样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茅盾是应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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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要 看 货 色
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方治先生①，在市府招待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啊呀呀!中国原
来“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而且还是“世界第一”咧，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竟连这点国家的体面都还不
晓得，还要这里那里，嚷着实现民主，不是有点“庸人自扰”么?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话虽是这么说，而
为了“谨防假冒”起见，我们倒不妨来看一看货色。不看货色则可，一看货色可就糟糕了。原来，下令查禁《
自由导报》的就是方治先生。说法和货色竟是这样的不同!照这种说法和做法，所谓“民主”也者，岂不就是“
官主”!所谓“世界第一”也者，岂不就是党治“世界第一”!说漂亮话的人，倒是应该提防，不要拿出货色
来，见不得人!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7日短评
① 方治（1897——1989）安徽桐城人，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曾任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
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49年退居台湾。时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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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是 代 用 品 呢 ?
·友 谷·
朝鲜义勇军的宣传员用电话向敌人堡垒里做政治宣传，指出日本国内的贫穷的时候，敌兵很神气地说：他身上
穿着的正是前天刚发下的新军衣。义勇军同志马上不客气地追问：“那么细细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一问就
把敌兵问得哑口无言(见二月六日本报三版，《朝鲜义勇军》)。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追问，这样的问题在别的
场合，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因为在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骗子在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这样一步紧一
步地追问。光是口头说说空话，我们不能相信，必须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呢?纵然俨乎其然地拿出事实来，我
们也还不能马上相信，必须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样追问下去，才能揭破骗子的勾当，才能达
到货真价实的目的。假如你遇见假充风雅的市侩，拿出周鼎汉器、唐宋真迹来给你鉴赏，而你存心扫一扫他的
兴的话，那么你不妨追问：“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货认成了真的往往不过是受骗上当的人，这些假货
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伪装假造，明天就拿出来眩示给人，说这是如
何名贵的古物，对于这种骗子，我们应该严词斥责：不要拿代用品来骗人!但假造古货，不过是骗术中的小焉者
而已。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
骗人的!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
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
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
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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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空 喊 民 主
要做任何事情，先说空话是不行的。有人说，空喊民主，不能得到什么结果。这种批评自然是对的。非但空喊
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欧洲战争快要到结束的时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动了，这自
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结果，而是认认真真打仗的结果。苏联在战争中本有一句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他们
喊了这个口号，也就认认真真照这个口号做了，一切的人力为了前线，一切的生产为了前线，没有一个人把存
款放在国外，在后方逍遥享受。现在他们又喊出了“一切为了柏林”的口号，而他们也确是在面向柏林走着到
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而不是背对着柏林空喊。在我们这里也有“军事第一”的口号，而且似乎也还有人在写
着、在喊着“到东京去”的壮烈的口号。既然有着这口号，就该认真想想怎样来实现这些口号。美军在吕宋登
陆作战，准备着在中国登陆，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东京去的路。但在我们这里专制贪污因循拖沓、缺乏效率，
三万匹的霉布，三万万的美金存款，这些决不是到东京去的路。当苏联已经欢欣地走着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
的时候，当美国已经一步步迫近东京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从头来扫清引向胜利去的障碍，虽然似乎晚了，然而
赶快做去，还不太迟。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张民主的人也的确不是空喊民主的时候。如何实现民主，
再切实不过的一步步的办法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见本报二十五日发表周恩来同志抵渝谈话。及二十六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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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同盟宣言)。要使打仗不是空话，胜利不是空话，就要赶快实现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话，就要实现这一
步步的办法。反对空喊民主的人，为什么不快快照这套办法做呢?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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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与 诚 实
·李 勃·
在任何社会里，诚实总是被看成一种美德；而在民主社会里，尤其是非看重诚实的态度不可。诚实的内容包含
着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语的一致，言语和行为的一致，思想、言语和客观事实的一致等等。心里怎
么想，口里也怎么说；嘴里怎样说，手里也怎样做，这叫做诚实。想什么，做什么，决不瞒人，老老实实说出
来，与天下人共见，不另外说一套，以图掩蔽天下人耳目，诚实更是非如此不可。言语思想都是为了解释和说
明客观的现实，行动也是为了应付现实。但对于现实的真象，固然未必个个人都能完全知道，但总不能不以与
现实完全一致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对现实的完全了解，却不能故意掩蔽现实，反乎现实而
行。假如指鹿为马，若真以为这是鹿，那还不过是无知；但若明明心知为马，而偏偏说这是鹿，那就是胡赖
了。诚实是对人的态度，但也是律己的准则。假如故意说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为得意，其人心不
可救药。用不诚实的态度对人，固然是对人的侮辱，其实又是对自己的侮辱。我们相信，倘大家没有这样诚实
的态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讲究讨论商量。但假如开会时大家说了一大套，却不全是心里所想的，会后
各人仍旧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么民主的世界岂不成欺骗的世界了吗?要发扬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诚实的态度。
这种态度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说一是一，这原是民间向来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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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
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
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
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
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
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
求。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
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
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中国正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
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
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
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
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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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
·H·福尔曼.
福尔曼先生认为这些共产党员是优秀的中国人。……这些共产党员并不在“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并不实行集
体化。他们倒是在鼓励私人企业、合作主义以及国营事业。他们实行着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认非共产党和别的
政治集团，并限止每一机构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们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农业改
良、教育卫生和工业的进步，这些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实在没有相同之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
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
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
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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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大 而 民 主
·郁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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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土和人口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在这次抗战中，我们就因为不是一个强国
而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我们也因为是大国而占了很多的便宜。由于抗战的刺激，使人们深感到中国必须努力成
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有人主张中国建设的方针是“富国强兵”。有人提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国防文
化”。但这样主张的人常常忘记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本来都是世界强国，然而结果怎样
呢?意大利已经一败涂地了，德国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台了。这些法西斯国家未尝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
中在国防上，然而富国强兵对于他们，到头来仍只是一个幻梦。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伦
敦援华大会上说：“中国在最短期间内应当成为远东的强大民主国家”。——这话，我们相信，是可以代表一
切真正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企望，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而
且要成为民主的国家。这要求是从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来的，也是抗战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的阿Q，才会一梦醒来，说中国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想根本掩没人民的要求。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
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
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
的。这就因为：不民主是会把抗战弄垮、国家弄糟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采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没法强大。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
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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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与 国 情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
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
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
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
不能发生疑问的了。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
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
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
——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
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
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
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
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
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
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
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
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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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葛 亮 与 阿 斗
·鲁 山·
现在和古代封建专制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从未敢做梦当皇帝，虽然孟轲先生曾经说过“民为贵、
君为轻”一类话，但小百姓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高过皇帝，而且历史上也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回事。然而现
在确实不同了，我们居然成了皇帝了，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要封我们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们很谦虚地自称为
诸葛亮，不然怎么能叫做“民主”呢?不过，太“民主”了也不成，因为咱们做阿斗的没有本事，还得万能的
诸葛亮老爷来加以管束。说来也可怜，阿斗这称呼固然很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还要被诸葛亮打屁股，有时又被
拉去砍头示众，或被踢进集中营，或被绑去当壮丁，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对外国人
说：他们是受了“托孤”之重，不能不“训”我们一下，因国家“法统”要求这样做，阿斗真要当政，那不是
自乱“法统”了么?自称为诸葛亮的法西斯独裁者，是什么人呢?正是那些卖国求荣的秦桧张邦昌之流，正是那
些祸国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辈!他们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们曾假“圣”之意，不知又有多
少灾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国民党反动派又以一党训政的所谓“约法”，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继续做他们专
制独裁的诸葛亮，把饿得饥黄面瘦的老百姓仍旧当做他们的阿斗。算盘打得虽妙，可惜今天阿斗不再那么容易
受愚弄!先生们，你们的“法统”还是趁早收起吧，人民并非阿斗，你们的诸葛亮终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况你
们本来并非诸葛亮，硬装面子，骗哪些呢?岂不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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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194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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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的 真 义
·项 轶·
翻读《中山全书》，在《中国革命史》中读到这样的话：“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
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
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在这段话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一
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国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国曾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两回
事。因为够得上说是民主制度的，是从来没有的。中国过去实行的是与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这本是常
识，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说明的。在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下面，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因而产生某些
接近于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统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也还是找不出来的。这种民主思想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固然
也有时会发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上改变了专制政治，而只是使专制政治的表现温和一点而已。
所以过去的专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绝对不是民主政治。“爱民如
子”是过去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众看成了儿子，那还有什么民主的气味!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
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现在有
些人把中国的旧思想都解释成民主思想，甚至以为中国过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实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国历
史去学习好了。这实在是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的。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妨背诵一下中山先生对于民主政治所下
的一个通俗而确切的定义：“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
主，拿民来治国家”(民国十三年在广州的留声机片演说词)。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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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
·李 新
联合国宪章里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国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蒋主席宣布的四项自由。偏偏在这时
候，有人高呼自由万万不可行。这种意见，显然违反民意，志在维护国民党一党政府的现状。《和平日报》昨
天的社论，说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听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国家军队’与国家军队对立，致人民不能安
居乐业”。这完全不合事实。这并没有说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正在
讨论中，中共及其他党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见，这里不多讨论。要说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国民
党党治党军之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请以事实来回答! 看吧，“衣冠不整”的人，还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内
战；老百姓开会，特务就去捣乱，动不动就要拆草棚子。这类事情数不清。人民“安居”了吗?大学教授逢场
就去摆地摊、卖东西，工人时时会失业，失业后又不准要求救济，还要抓代表；官办工厂也拖欠工资，工人不
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乐业”了吗?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国家化呢，还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国
民党一党政府剥夺得干干净净呢?只要顾事实的人，都将异口同声说一句，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民主自
由啊!他们又说了，英美苏都没有实现民主理想，中国来实现，就“不切实际”了，更何况中国是在训政和宪政
之间呢?我们再来看看事实吧。英美苏等民主国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利，中
国不必“开风气之先”。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他们又提到罢工、游行、示威的
自由，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匮
乏”、“不受恐怖”两大自由，都“不能便没有疑问”。反对自由者的话，是够露骨的了。在民主国家，罢工
游行示威，几时未曾做到?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
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至于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
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说到四大自由，
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独裁者外，倒还没有听见有人反对过。现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然对“不虞匮乏”
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人民只应有匮乏的自由了，穷人王正兴必须卖儿子，陈望道教授
必须摆地摊，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匮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于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
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业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吴金山也只有被押起来
了。特务横行，便成了政府执行恐怖自由了。正告发表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维护独裁专政的谬论的人们，也正
告反人民反民主的当局，匮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条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
求和争取四大自由，是没有力量压得下挡得住的。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
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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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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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能够实行民主，民主才能团结，团结才能争取胜利，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实证明了的。单以英
美两大民主国家来说，最近就有几件事实可以证明。说远一点，在美国，罗斯福三度当选大总统后，就以政治
家的风度，发挥美国的民主传统，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亲密合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进一步
加强民主团结。威尔基曾代表美国访问英国，最近更决定以总统特别代表名义访问近东、苏联及中国。而且，
为了动员及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反法西斯力量，释放了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同志。在英国，三年前被禁闭
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最近亦已解禁。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
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
力量的。执政政党，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地位，就排斥别人、压制别人，称他人为“异类”，相反的，他们为
了战争的胜利、民族的安全，总尽量集思广益，使人人有为国效劳的机会、珍贵别的党派及各个阶层的努力。
好的，有成绩的，就赞扬；坏的，不妥当的，就批评。譬如，英国自由党的《曼哲斯特导报》就赞扬“共产党
在争取此次战争之胜利中，起有显著的作用，因该党之宣传方法新颖灵活而有力，并在进行全国之共同事业
时，彼等均能获得甚大之效果，实使我等为之惭愧。”同时，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
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各个政党派别的存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已经存在
了，就各自代表一种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之下努力，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相互帮助。这样，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断增强。这是英美当局及一切呼吁民主团结的人士所洞悉和
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标之下，不论党派间，以至于个人间，都会有关于具体问题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张
和办法。但是，这是能够获得一致的。这里，主要的就要靠前所举例的民主精神了。这里，就要靠相互间的经
常接触商讨、互忍互让(被略一段)。真能做到这点，就能够互泯猜嫌，和衷共济，而不会手足自残了。全国各
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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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①前天在宪政座谈会演讲三种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他说这就是三
民主义的目的。并勖勉大家要争取这三种自由而奋斗。我们读了孙哲生先生演词，觉得语语切合今天中国的实
际需要，因此愿略加申述。今天全中国广大军民都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对日抗战，大家都认识争取抗战的胜
利是最主要的任务，也诚如孙哲生先生所说的：“这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这一认识，因
之能在七年艰苦抗战中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困苦，总是极尽忍受能事。许多国际盟友，只要一度来华考察过
的，莫不为我们军民这种牺牲精神所感动，这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
上的。但是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过去对这一点，见解庞杂得很。孙哲生先生的演讲，
特别举出总动员的例子，举出盟邦募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给人民以政治自
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自由”。这种见解尽管如孙哲生先生自己所说，被有些人所讨
厌，认为是“尾巴主义”，但是真理总是真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举起双手来赞成……。
①孙哲生，即孙科(1891—1925)，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49年退居台湾。
孙哲生先生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惟有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才是只讲一种自由的，他们的人民没有政治自
由，所以他们不会积极作战。“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最后还是要失败。”这
两句话，更是不移之论，目前盟军胜利的捷报，正在印证着这个真理。 没有问题，三种自由在今天，从其重要
性说当然是民族自由为主；可是没有政治经济自由的配合，民族国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这种血肉相联的作
用，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抗战七年的今天，还待孙哲生先生来阐扬其重要，真要不胜感慨系之了。 以上
是从三种自由互相的关联和作用，来说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时孙哲生先生从时间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经济自
由并不能一概推移到战后去处理。他指出：英美过去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所以虽在战时，仍不倦地在研
究、在草拟战后方案。这是别人的例子，说明虽在战时也不推诿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从战后环境说，大战一旦
结束，各国纷纷复员，积极振兴；我们国土遭长期大战破坏之余，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
时再谈这些问题。这样的说法，也正反映了事实的需要。孙哲生先生这些意见，在这国际民主潮流和国内人民
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提出，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他给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指出了获取自由目标的
方法和道路。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
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社论 原题《孙哲生先生论三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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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义是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它解决了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的矛盾。本来民主主义和
合法主义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议决的，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
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经由民主所决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
西斯主义少数独裁者所决定的时候，民主主义与合法主义才会发生矛盾。波兰问题就是一个明白的例子。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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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拼命诋毁今天真正在国内领导波兰人民抗战、真正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拥护的临时政府为不
合法，仿佛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兰人民及各同盟国应当承认与支持的合法政府。但是波兰人民都很清楚流
亡政府所根据的一九三五年的宪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少数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
法”。是人民大众所坚决不能承认的法。而流亡政府过去一贯的政策是消极抗战、积极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民
主，他使波兰人民遭受许多不应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牺牲与损失。他对于波兰国家民族没有功劳，只有罪恶，所
以他被波兰人民遗弃了，同时也不能不被同盟国家遗弃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击诋毁的在波兰国内真正由
人民民主抗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从事实上证明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动摇的政府；所以克里
米亚会议上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兰合法的政府了。克里米亚会议对解决这个争论问题的
原则，是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
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为，战争目的是为了民主主义，战争胜利依靠民主主
义，战后和平的建立，必须经过民主主义。这是从战争胜利、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解决问题。克里米亚会
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说：“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确立，
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并
创造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达成”。这正是以民主主义来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坚持的“合法”主义。而且
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有权利参与解决。和敌人用各种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协合作的
反民主的人们，是应该被摒弃的。《宣言》中说：“成立临时政府，当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
加。”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中，也说到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
外的民主领袖。”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建议，则说：“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应予以扩大，以容纳没有和敌人
合作妥协的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这正是罗邱斯三巨头对准法西斯分子所叫嚣的“合法”主义的回
答。他们决没有不顾人民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离开人民、脱离战争，而无原则的支持准法西斯分子的“合
法”主义，使战争受到损害。他们坚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团结为基础，用民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最高原则。这
的确是贤明的决定。伦敦的南国政府同意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建议，伦敦的波兰人士如前总理米洛拉兹柯和农民
党、大多数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和半数社会党党员，都不赞成流亡政府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顽固声明。证明
了准法西斯分子的顽固的“合法”主义已受到广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的摒弃，只有自趋灭亡的一条路了。
我们完全同意克里米亚会议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而确立民主主义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的决定。
今天中国内部的统一问题，如何动员与统一全国人民抗战力量的问题，也只有实行民主主义、只有遵循民主的
途径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比如：有些人极力诋毁敌后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及民选抗日政府为不合法
的，他们曾努力想法取消这些抗日力量。然而这是巩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着广大人民拥护的敌后抗日军队
与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
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违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为。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显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中国内部统一问题，也必须循民主途径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决。希望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都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7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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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
今年元旦本报的第五版，刊登了一个工业问题的特辑。在这里，谈到钢铁和机器，谈到后方和敌后，谈到了厂
家的意见，亦谈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断。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我们的条件很困难，因之，我们所能告诉读者
的，真不及真相的万分之一。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这一个小小的报导，就足够大家吟味了。看看国际
大势，德国法西斯很快就会倒下去的；中国抗战的胜利亦是一定属于我们的，然而，经济的困难，却沉重地压
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物价是怎样一种状况?产业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只要平常留意报上的新闻，是用不着看详细
的数字就可知道的。为什么有这种困难呢?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充分就业”的结果。如果从形式去了解这个问
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就业既然充分，过了充分的一定界限，产业便就会像杯中的清水一般，从边缘溢出
来。那末，溢出来的东西是不足惜的。因为杯中所盛的，已经够量了；亦就是说，我们的产业之发展，已是达
到饱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并不如此。形式逻辑的结论与事实的真正内容，并不能一致。说一句干脆的
话，我们的产业是可怜的很的，我们的工业生产还远远落在需要之后，更远远的落在我们的盟邦之后，只有不
够，哪里谈得到过剩?然而，事实上，却显得我们的生产，在闹过剩的危机了。这是本质上的生产不够与现象
上的生产过剩之矛盾。解释这个问题的途径，应当全面地去寻找矛盾的症结，而不是在现象的面前愣住，把缩
小生产作为办法。还有些人，认为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力不够的产业单位之没落，乃是“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让他们没落，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促进大生产发展的功用。因此，面对目前这种
形势，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们的重点主义将会在中小生产的废墟上长大起来?!其实，这亦是不合事实的
想头。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则伴着中小工业衰落的，将不是大工业的发展，而是囤积
居奇的商业资本和充满着寄生性腐烂性的特种资本之发展。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事。中国的工业必须大大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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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它并没有饱和，它并没有满到边缘，目前溢出来的那些水，乃是由于杯中投下一些石块。投下石块，
不但水会溢出来，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险。我们很同意一位工业家的谈话：“民主和科学不可分，工业本身就
是科学的体现。离开了民主政治，科学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离开了民主，工业亦只是为了绝少的人的利益
而耗尽了工人的劳力”(见元旦本报第五版)。我们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话：“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
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固然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
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同上)。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经济上的民主是解决当前这
个纽结最基本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上述的种种困难，才能使提高生产再不至遇到种种制约，才能逐渐
克服这一个本质是生产不足而现象是生产过剩的矛盾。——《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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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专卖品
抗战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专卖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业。谁也不能自由到
说：这玩意是我的，高兴给谁就给谁。更不能自由到说：“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1月22日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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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一九四四年三月
十二日)·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
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
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
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
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
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
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各方面正在讨论这
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
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
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
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
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
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
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
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
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
才能真正实行。……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
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
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
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
关系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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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民主，继续前进——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距今四十几年之前，一个青年的海军学生跑到日本去改习医学。在当时“科学救国”和“富国强兵”正是青年
人共同的理想。但是，当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见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刽子手是日本军人，上断头台的是中
国人，围着看而毫无表情，如醉如梦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便憬然有感，觉得改革“已经硬化的
人民的精神”，是比医学更重要的事了。从此之后，他“常常提笔”，“在寂寞和艰难中”，“喊几声助威”
，“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国
新文化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战士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穷毕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从事着的工
作，择要地说，是在为数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因为他确信“中国的改革，第一着
自然要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的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他所期求着的新生命是什么?用他毕生的言行来
说明，也正就是孙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来争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而要使这样的一个新中国能够诞
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样热心，同样执拗地主张着：中国要有科学、民主!科学与民主，已经不是新的口号了，
但，半世纪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国，正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样，“依然在沙漠上走来走去”!巨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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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这种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主要障碍了，他自己选择了的正是在沙漠为肥田的工作，开荒、疏
溶，做“革命的马前卒”。枪毙中国人民心里的阿Q，肃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文明。——也许，中
山先生不曾和鲁迅谋面，但是从真实的意义上说，鲁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实的协力者，最有力的发言人。
到今天，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经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击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已经继续了五年以上了。由
于全中国的团结，由于千万健儿的英勇抗战，由于国际情势的丕变，中国已经走上了否泰交替的关头；科学与
民主，又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了。但，在这黎明将要到来的时机，我们需要更大的戒慎与恐惧!在国际形势日见
好转的时候，自高自大、自满自足的“精神胜利法”，不又在我们民族里的少数人心头开始蠢动了吗?用鲁迅
的战斗精神来彻底的肃清“中国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最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们在今天更应该迎头赶
上，更响亮地提出：中国要的是科学与民主!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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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变”——摘某报社论
“‘现在交通迅速之奇迹，已使此世界为之缩小’，这是罗斯福总统自克里米亚会议返归美国时的名言之一。
我们要知道正为了‘世界为之缩小’，世界才在那里急剧地转变。”“世界缩小了，时代转变了。政治、经
济、制度、习俗、艺术，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转变了。整个的世界都在那里急剧的转变，若有
人焉，偏要固执己见，坚持所故而不变，试想这个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后果的悲惨，是否
还可以想象?”“因为如此，我们敢明白主张要‘应变’。要随着历史的法轮去即时转变。因为固执而不变是
不可能的，并且是不必要的。唯有应兹时所需以转变，方不失为俊杰，才能在今后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劳绩
可称述的人物。”“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
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一个国家的制度及政策，是应付世事
的，任何思想或主义，是针对问题的，如果问题改了，世界变了，那么，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
容不随之改变了。”“所以世界上的聪明人，没有不因着时代转变而转变的。我们不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是傻
子，所以现在我们敢明白主张要‘转变’。”——《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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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李 普·
有人说：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议论纷纷，所以必然会减低行政效率，甚至毫无
效率可言；因此，特别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之中，民主是绝对不适宜的。解放区的经验证明这是胡说。共产党员
对民主作风的学习中，党的领导机关的坚决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同时，民主作风本身所发挥的惊人的
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本身的那种惊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风的普遍风行便会是不可
思议的事。同时，如果实行民主反而必然减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么
意思呢?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对民主却又不得不伪装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袭一套刀笔吏“欲抑先扬”
的恶劣手法吗?我们还是来谈点实际的事情。首先，让我们介绍河北临城西峪村村长、共产党员郭秋根转变作
风的故事。郭秋根转变作风以前，这个村庄事事没有生气，抗敌工作做不好，生产运动搞不起来，全村仍旧过
着贫穷的生活，年年不够吃的。以后，由于他“使唤了民主”，才动员和组织了全村的力量，领导了全村从贫
穷走到了富足。县上开劳动英雄大会时，这个村子被选为生产模范村，他自己也被选为模范村长。下面是他在
大会上的讲话，让我们看他怎样一点一滴，慢慢地尝到了民主的味道。“我是抗战以来的老村长，自己过去的
作风是‘下马三声炮’，叫别人干什么，不干就不沾。我常常说，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
里装着，我啥事情不能够做主?去年麦收前上级调我到县里受训，讲的全是‘树立群众观念、克服行政命令’
，并让我们反省。我当时发言说：‘如果和群众商量，啥事也办不成。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压迫就不沾’。上
级又给我解释三次，我说：‘就比如我们村干部吧，区里不硬逼还不干哩。老百姓不逼还能沾?’后来上级又
说：‘光强迫在群众间树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级对你光强迫，你心里能高兴吗?如果你能好好说服群
众，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样群众一定很满意，你在群众中，就有威信了”。这句话把我提醒了，我发觉就
是这样，如果上级光强迫我，我也是不高兴。如果我光强迫群众，同样群众会不信仰我。这样子对上对下都不
落好，何苦来?在心里总有两种想法：一个是和群众商量说服，到底沾不沾还不保险。一个是自己命令劲头已
形成了老习惯，还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来才行。”“受训回来以后，我心里的想法是试试吧，看到底哪
样办法沾。后来我就开始试验了，起初我想先和群众商量商量，如打开脑筋就算了，打不开还是强迫。试验了
一下没试成功，我就逐渐不信上级所说的话了。”“到冬天，上级布置了扩兵工作，全村干部都忙起来。这个
去说服，那个去动员，总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参军，但是谁也怕走后家里没人照管。干部说保证优待，
他们不信。我那时候没有学会民主，在群众当中毫没有威信哩，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后来我们想出个办
法，就是让群众大家讨论，大家动员，大家保证优抗。这样一试验，就弄成了。我一想：原来是人多话大，大
家保证优抗，就使想参军的人安了心。这就使我感到群众还是沾，动员大家做，比光是干部做有效力。”“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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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上，上级号召打洞备战。干部伙看了一个地方，群众都说：干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头。打了一下，果
然被石头挡住了，群众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这又给我一个经验，就是群众大家的办法比我们的办法
沾。”从此之后，他就遇事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比如，全村割麦时干部会计划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紧七
慢八)，又派群众讨论了一顿，大家都说四天保险能完，可是干了两天半就收割、打场、藏粮都闹好了，这说明
群众自己讨论决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干’。再如动员群众打蝗、开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为和群众商量讨论所
以闹的很好。”这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当然，这
首先必须那些事情真正符合于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十分明白，无用乎多加解释。唯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利
于实行民主，反对人民的人谁敢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世界上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让自己压迫之下的人民起来
谈话、愿意把自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企图和设施给人民来讨论，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山东沂蒙区在几年以前
开始推行民主文化运动的时候，个别的干部唧咕说：“实行民主就坏了，办公不好办，不大离儿硬一点才行”
。有的说：“民主，还不是叫咱下台”!因此，比如某庄庄东头的老百姓要向庄长提意见，庄长一口就止住他：
“你提啥，我还有啥坏处?”但是现在，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们已在普遍地歌
颂民主了。让我们再引一个行政村主任的话：“这几天的会，开的我脑筋有了些开化，越想越不对。象年冬
时，要集军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给我村计划跟老百姓自动一千块，我回去就按户每家摊了五十元。款是集起
来了，可是下层有了反映，说我主任办事不公道，‘枣圪桃一类数’，为什么不论穷富一律五十块?我那时心
里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见多”。“所以，过年时，要慰劳部队和抗属，我没有动员，又怕下层反映，就自己
订了个数目，都给上层的摊开。好面、菜饭虽然也都起齐了，可是上层又有了反映，借口说为什么我不让人家
下层抚军，说我压迫。我心里还是不舒意”。“这一次开会，我可想开了。前天队伍打开方山圪洞，我想我应
该发动劳军，这次我再没用摊派的办法。我民主了一下，让众人们自动，想不动人家都自动的哗哗报上来，你
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担萝卜，不论穷富都出的干脆，比上回还慰劳的多。比我心里事先估的也多。”“你们
看，不民主，群众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发扬民主，事情就办的比你想象的还好”。“咳，我素性彻
底吧。我做工作，老实说，什么都是应付。给老百姓谋利益，我不往那上头想。过去我一点也不积极”(这时有
人发问，以后你是还要应付，还是要积极?)。“以后我当然要积极。你看，方山圪洞都打开了，我们要争取更
大的胜利。有了民主什事还怕闹不好?”对于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带给他以无比的信心!劳动英雄温象栓
说得好：“我们要把坏思想丢到河滩里，明年开春，解了冻，给水推走，装上好思想好作风去工作，大家翻身
发财……。”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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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让人民思想 ! 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你的冷淡·(英)普里斯莱·
我们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们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这些牺牲都是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胜利之后，
大多数民众能否适应民主?实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关心政治。而这样势必造成一种极危险的情势。现
在我不想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们还沿用一种可笑的等级制度；特权占有者为
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纵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难于了解真相，……这些我都承认。可更明显的事实是，许多
民众不会恰当地运用我们已占有的民主机构，而它的力量比他们估计的要大得多。他们正象传说中的傻瓜，抱
怨自己被锁在门外，却忘记了他口袋里起码有一把钥匙是他从未用过的。其中一个麻烦，就是叫作“我们和他
们”的思想习惯。对于军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军中他们只能服从命令，走到这儿又到那儿，做了这件又做了
那件，因为一个莫测高深的上司要实施其计划。但如果把“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带到民众生活中，就大错
而特错了。事实上，并非有什么神秘的“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么作，而其余的人只能唯命是从、糊里糊涂地
“我们”。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们所喜欢的政府，并且可以看着这政府作我们大多数人所要
它作的事。权力是握在我们手中的，只须我们肯诚心使用它。我们必须使用它。在这国度中，大多数人，尤其
是妇女，把政治看成游戏和嗜好，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观念。政治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卷入或脱离战
争，它决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职业、女人能否有温暖的家、孩子有没有机会健康成长……。你可以对政治毫无
兴趣，可你必须确信：政治对你却太有兴趣，政治绝不会因为你对政治不关心而放过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
戏台上一具可怜的傀儡，给别人随心所欲地推来推去，你就别无选择——必须关心政治。这其实就是关心你自
己。人们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无助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现代生活太复杂，许多问题只有专门家才
能正确地观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识，对常人来说往往是很难的。可这仅仅意味着：如果我们因此而放
弃自己的权柄，那就活该我们倒霉，权柄必定为人所掌握——不是我们大多数民众掌握，就是极少数野心家垄
断。德国人民放弃了，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就把它抢夺过去。要是我们宣称权柄对我们来说太深奥太麻烦而效
法德国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让希特勒式的野心家来独占吧，而他们必定凭借它变成奴役我们的永久的主人。我
们仍旧听到呼唤领袖的声音。对这种呼唤不以为然，我要算一个。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领袖，
而民主的团体当然也有被选举、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领袖是一回事，“领袖们”所做的一切都比其它人英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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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想法，则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于一句老话之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人民讨
论、合作组织集体行动，不只成群结队地跟着领袖走；这样才会迎向光明。民主，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也有
它独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比方说吧，如果我们的正当要求被拒绝了，我们就要去争取。这时我
们就需要学习虽然麻烦却决非学不到手的关键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愿望相近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讨论，
再拟定一个共同步骤。而这就需要妥协——求同存异——以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没用的人就是想得
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气而走开，不顾惜他方的愿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远没有
巩固的盟友。在我们这个国度，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知识丰富，也不乏精辟见解，可他们自我拯救的种种努
力却终归无济于事，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样去与别人联合，也就是怎样达成妥协而实现互助
互利。我们一定要洞察我们的病症所在，调整原有的计划，而去发现一个公理。谈判、辩论，乃至怎样开会、
怎样写决议案等细节，所有这些无疑既费时又繁琐。可是虽然如此，它们毕意是民众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
的，是民众生活的艺术。有了热诚、坚韧的品性作后盾，它们就不但不会使人讨厌，反而会成为世上最具威力
的武器。我们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种候选人，就必须坚决地推选他，这样才能使国会代表我们的意志。不然你
就别抱怨你的政府，因为你从没有费过一点心机，用于挑选你所需要的正当的人。可是必须牢记：产生效力的
意志是群众的意志。仅仅千把人的团体所发表的共识，要比一百万个分散的个人的指摘，诅咒有力得多。所以
加入一个什么团体——或者组织一个新的吧!然后你的意志才能有机会变得更有力，你的活动才能有机会产生
更大影响。你才可能移山填海。我们的政府其实还算是对人民的意志感觉相当敏锐的。但有些组织精密的少数
人，能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实现其意图，就因为他们组织精密。……我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愿
意这样做的话，因为我们握有这种权利。可这权利一定要运用适当。我们参加战争就为了这权利，若是不运用
它或是运用不适当，那末有一天我们会大梦初醒，发觉它已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男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女
人为之含辛茹苦的自卫法宝，我们已轻轻放弃。所以我们必须警觉、必须努力，而努力的时间，就是——“现
在”!……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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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
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那么我们要问：如何才能实现?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
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
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
物。还有一种看法，是把一国的民主可以由国际条件来决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于全世界，而一个民主的中国
将不仅对中国有好处，也对世界有好处。这种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
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卫护自己的权利、并抗击逆流而争取来的。中国人民假如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专
一依靠国际条件来促成中国的民主，这也正和依赖外援来获取抗战胜利同样是不可靠的。此外也有一种看法，
是把中国的民主问题当做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问题。固然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政治生活中
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但是实现民主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国共两党以外还有许多党派和无党
无派的个人，还有更广大的人民，他们都反对专制，都要求民主。实现民主是有关广大人民的事，也必须依靠
广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积极起来，主动地参与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对实现民主的一切障碍，
中国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由于无数次的实际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已经渐渐摆脱了这种种不正确的看法。
他们由等待而失望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积极努力来对中国并对世界负责，这样才能在有利
的国际条件下实现中国的民主；他们不再袖手旁观站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知道在民主团结问题上，他们并不
是旁观的第三者，而是应该发挥主人翁的决定作用的。人民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坚决地依据民
主原则，在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国事的一切具体问题上，有所判断、有所主张，然后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动。
在参加民主斗争的人民中，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阶层，有最广大的工人和农人，也有小资产者、自由资产者、开
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有关整个国事的问题上，他
们的主张和行动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只要他们都能坚决地执行民主的原则。这种一致性不是这一部分人服
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从民主的原则；服从民主的共同原则也不是牺牲个别的利益，因为民主的原则
也就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则。人民大众要用民主原则来团结自己，来反对民主的阻碍。没有任何名义可
以改变或歪曲人民大众的民主原则。法统主义么?人民大众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法统是否还应存在。权
威主义么?人民大众也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权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则能够决定人民大众要赞成
什么、反对什么，要做什么、要不做什么，也只有民主原则才能解决问题、转变时局。中国人民已经看出了自
己的力量，看清了国际潮流，并且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就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以明确和坚
决的精神，根据民主原则来参与国事，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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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师 和 民 主·韦 华·
离开大学我便在黔桂铁路服务，到这一次狼狈逃难止，恰恰三年半。在这三年半中，我测量过路线，监造过桥
涵隧道，最后我主管一个军用车站，赤着脚在水田里看经纬机，修了马路，建了站台，造了好几所房子。可是
曾几何时，这些都崩塌了，破坏了。修这条铁路为的什么呢?为的运输物资、军队，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
桂等地工厂机器运不出来，而只是替特殊阶级运输桌椅沙发，那么又何必修它呢?!假如……假如有更有效的方
法能使这铁路多保存几时，能使桥涵隧道车站多保存几日，为什么不去做呢?!工程师就专为的是修路和破坏路
吗?多少人都认为科学技术与政治无关，工程师不必去管政治，现在应该看出关系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尽了
最大的努力去保存这铁路，去保护这些铁路上的员工，要是军民关系搞好了，民众组织起来了，军队生活改善
了，铁路员工本身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我相信我们的铁路是可以多用几日的，我们的工作意义当更大些，要做
到上面这几点，单单局部改革没有用……；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
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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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政治·改良政治—— 一位工程师的话
我们机关里新近来了一个同事，是工程师，我们是个文化机关，和他所学的风马牛不相及。再打听一下，他在
国内大学毕业，又在日本、德国留学多年，专攻航空工程，因为不善逢迎，先后被几家工厂和某机关赶跑了。
有一次，他对我们发感慨道：“我过去以为切切实实学点有用的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用不着关心什么政
治。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
压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不仅报效谈不上，甚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因为人家讲究的是派
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着你的本领呵!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觉悟到：无论学什么的，都必须关心
政治，进而争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后决心跟随大家多多研究政治。”没有良好的政治，学什么技术，也还是
没有保障。
——《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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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昨前两天有两件新闻一定会引起我们中国人民的兴趣和重视，也值得我们借镜和研究。一件是昨天见报的王云
五先生①访英回国后关于《实施宪政先决条件》的演讲中对英国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加以阐扬；一件是读见
报的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声明，他驳复了纽约州长杜威百分之百的误解之后，郑重表示“有生以
来，不仅倡导言论自由，而且为着这个目标而斗争。”王云五先生说，英国宪政基础的巩固，原因有三，一是
地方有自治权力，“英国的城市自治远在实施宪政前，在撒克逊时代，伦敦已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迄于今
日”。这说明了民主国家的民主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权参与
①王云五（1888—1979）生于上海。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9年赴台湾。编著有《万有文库》、《四角
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大辞典》等。政事然后巩固起来的。因此可知，离开人民的民权，不从下做起，是不
能造出巩固的宪政基础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过是造些空中楼阁而已。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他讲的
第二第三两点。这两点把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要素——自由与平等的含义说得很明白。关于“平等”，他说：
“一则武断的权力绝对不允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的审判后，不得受罚。二则…
…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无论以私人资格或执行公务之资格，苟有违法越权的行为，将一律
与人民受同样的普通法院之管辖，与同样的普通法律所制裁。”关于“自由”，王云五先生说：“人民的基本
自由极受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权选举其欲选举之人以
组织政府，并得以和平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然欲达上述之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其政府，自由集会
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与拘禁。因此他们视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为宪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
由。没有这些自由，民治的宪政是不能成功的。”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
加以如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
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
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
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演讲)。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
含义，我们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话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没有平等，若是与王云五先生
所说英国人民的见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
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德国和日本
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权利，所以永远不能成为民主国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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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们想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
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
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应该决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精华连根毁损而加以唾弃
的。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
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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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
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
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七月四日”，这日子代表着一个什么意义，包含着一种什么内容，美国人是不会忘
记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正在以血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值得体验、
值得认识而且学习的。因为不管时代是怎样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样的相异，人类的任何进步事业和改革运
动，尤其是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迂回曲折的
进展，以底于成功。其中发展的规律差不多总是一样的。七月四日，在美国有双重的纪念意义：一是一七七六
年的七月四日，是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独立的日子；另一是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费城举行大
游行，庆祝接受新政府形式，准备次年春季新政府的成立。从独立宣言的公布到美国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成立，
其间经过的时间达十二年之久，这十二年的时间，是美国人民与殖民政府以血肉相搏斗的时间，华盛顿率领了
一批“衣衫褴褛而生虫”的乌合之众，屡进屡退，艰苦挣扎，濒于崩溃的有多少次。然而华盛顿终于胜利了，
胜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华盛顿的部队是争取人民解放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华盛顿所进行的战争是
一种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争是不可抗拒的。美国的革命军当时虽也得到法国的援助和鼓励，但是主要的胜利
仍旧是革命军的，仍旧是美国人民的。美国的革命军不过是些“古怪的农民军”，然而他们胜利了，打退了殖
民政府在数量上和武器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理由很简单，只是在他们是一支要求解放要求独立的军队，是
代表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不能违背的，人民的要求是一定要达到的。当时的殖民政府不
了解这一点，以为这不过是少数人的“叛乱”，是可以用武力扑灭的。当一六七六年柏康领导的第一次反殖民
政府的暴动失败以后，总督柏加利向他捉来的俘虏鞠了一躬，讥讽道：“杜鲁门先生，我很欢迎你，在半小时
之内，你就要被缢死了。”可是他虽然得意洋洋的缢死了一个俘虏，而曾几何时，美国人民却起来缢杀了整个
殖民政府。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两点在美国的独立革命历史中已经得
到充分的证明，美国人民也应该永远相信这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基本的真理，产生出一个独立自由而民主强大
的美国，这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
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
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
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
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
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社论 194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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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
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
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
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
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
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
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
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
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
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
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
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
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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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成因。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
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
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
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
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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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国 庆 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
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
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
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务，同时还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
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佛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
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
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
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
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
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
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
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
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
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
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
暗杀了他。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
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
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尽人皆知，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在国际关系
上是竭力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决打击希特勒和日本军阀，联合苏联、援助中国，要求中国团结民主，把
大西洋宪章的自由民主原则推行于全世界的；在国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与士兵权利、
反对大资本家的垄断的。因些，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受到国内的反动派、孤立派、顽固派及其国际应
声虫所攻击。但是也因此，他们却得到了美国从开明资产阶级直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押护，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
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
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
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离
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
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
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
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是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政策，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
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
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
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
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
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民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这个口号，如
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百六十八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
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十八世纪的学说。”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是希特勒式的，
他们否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们的术语，美国不但是英国的一个“宗族”，简直也可以是德国的一个“
宗族”。这些都使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受到严重的妨害。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独立战争”，遇到远过于
美国的困难。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八年上胜利了，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到了美国宝贵的援助，却由于国民党
当局的反对民主，在抗战第八年的前夜还失去了几乎整个河南和大半个湖南，并且更大的危机还在前面。但是
我们决不悲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
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
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
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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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
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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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杰斐逊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先生的诞生二百零二年的纪念日。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
草人，《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他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
政治的基础。他毕生为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特别是坚信着农民是美国文化的基础，所以他就毕生为农民生活的
改善与文化的普及而努力。他坚信着人类不分肤色、宗教、国籍、男女，都应该平等自由，所以他在有名的给
马迪逊的信札中，强调地指出了一定要把人民的权利法案明确地列入美国宪章里面。很明白，因为人民没有这
种权利，就不足以“明确规定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与不受威胁。”“上帝给我人以生命，同时即给我人以自
由”，这是他早年就怀抱了的思想。这种思想发展而成为《独立宣言》，而成为《权利法案》，而成为美利坚
合众国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汹涌奔流的时候，也就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
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
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
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
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
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民主是不可分割的，这正和和平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单独
存在一样的真实。我们要在战后创造一个普遍的世界和平，我们就必须根绝世界上任何一地任何一国的干涉人
民自由权利的法西斯思想与体制，忽略乃至纵容法西斯残余及其变形拟态，是有害而有罪的。杰斐逊先生写
过：“权利法案为人民所有，可以对待全世界上任何政府(不论其为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政府)，公正的政府不
应拒绝或加以干涉。”在战后和平方案正要在旧金山会议中筹议的今天，我们认为重新提出杰斐逊先生的这句
名言是有它重大的意义的。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
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在战争没有波及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
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全体的力量来奋斗，才
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
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兰宣言)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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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民主战士·罗 泊·虽然美国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要从美国开国史中去找寻关于民主主义
的完全的理论，我们不免是要大失所望的吧。已成为民主主义的经典的《独立宣言》，内容是何等单纯，所谓
“天赋人权”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不免会觉得太幼稚了。但是我们若真正的用历史的眼光，把自己
也好象置身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时代中间，那么我们一定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的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真实的
民主战士，他们是何等坚决，何等勇敢!他们的信念虽然单纯，但他们是何等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信念，而且大
声地说出他们的信念，毫不含糊，毫无顾忌，而且在行动中贯彻他们的信念，再不掉头回顾一下。他们虽然说
不出一套漂亮的理论，但一切学究的理论在他们的伟大作为之前岂不都是苍白可怜的存在了么?假如历史的运
行究竟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践中；假如民主主义并不只是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的信念、硬
是非这样干不可的生活态度，那么我们不能不景仰这些在一百六十年前的从新大陆的“贱民”中站起来的民主
战士。他们建造了新的天地，开创了新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人类为反对法西斯、保卫民主而战的时
候，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所言所行中得到无限的鼓舞。美国的开国英雄共同持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与人是生来
平等的。关于这点，他们并没有引经据典，写出有系统的理论，而或许在他们看来也不必要做什么理论的说
明，因为他们觉得这本是自明的道理。他们演讲，就讲这个信念；他们写小册子，写论文，就写这个信念；他
们行动，就要在行动中贯彻这个信念；他们流血战斗，仍只是为了实现这个信念。脱离这个信念而生活，那就
是说，不把旁人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或者忍受旁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和他平等的人的待遇，——对于他们，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试摘录点当时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的话来，就可看出他们的信念是何等单纯而又何等执
着。像年青的哈密尔顿(A·Hamilton)说：“人的神圣权利，绝不是从陈旧的字纸堆里找得出来的，而是用神圣
的大手笔，好象用太阳的光辉一样，写录在人类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远不能被人间的权威所涂抹或者遮蔽
掉的”。这是何等的坚信啊!霍布金(S·Hopkings)又说：“一个人倘若有服从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
奴隶!他有个恶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隶；他的主人，纵然善良，他也仍旧还是个奴隶”。这又是何等鲜明的昭
告啊!美国革命时代的民主战士们就是这样地尊重着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这样地判然划分奴隶与自由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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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绝没有徘徊中间的余地。因此，当时还有一个人说：“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执役作卑贱的奴隶的时候，
谁又能不去拿起卜鲁特斯(Brutus)的无情的刀，克林威尔(Cromwell)的鲜红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
死法王享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于是当时的十三州的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迟疑地拿起他们的刀斧，打了七
年仗，争得了他们不做奴隶、而做自由人的地位。这一切看来真是再平易不过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诚意地承
认并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权利，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国独立战争发动的那一年，有名的托马
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一本宣扬民主观念最有力量、对革命的发生有直接影响的小书，这本书的题目
不过是《常识》二字(Common Sence)。欧洲的王公贵族所视为毒蛇猛兽的民主主义，对他们不过是常识，因
为那已浸透在他们的全部生命中了。在这小册中有这样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里，一个诚实真挚的人，比
古今所有的戴着冠冕的恶汉，对于社会还有价值些。”真正的民主战士，就不过是最诚实最真挚的人。独立战
争的领袖，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小学教科书上的斫樱桃的故事是已经使我们知道的
了。解放黑奴隶固然还是在独立战争后数十年的事，但独立战争中的人物如华盛顿和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是
已反对奴隶制度的了。因为这种制度显然和他们的信念不和。领导反对奴隶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据了独立宣言
的精神而说：“方今是一个交换的世界，凡不愿给旁人做奴隶的人，就应当不愿以旁人做奴隶。凡拒绝旁人享
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应该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这样的人纵然有了自由也绝无久享之
理”。这正是说，压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这是何等辉煌的真理啊。而林肯自己是出自于木匠的职
业，和华盛顿同样是最“真诚恳”不过的人。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民主精神和真实的民主的战
士。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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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
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
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
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
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
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任何帝王暴君与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
若彼等之自治”!旨哉斯言，这正是打破一切法西斯侵略统治者任何借口的一把利刃，一个钢锤。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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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史 纲
为了人类!为了人类!于是年轻的美国，升起了旗，吹起了号角，击响了战鼓，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结
集了世界爱自由的人，开始实验着新政体，直到今天。古老的有宿疾的欧洲，早他六年就说了“自由、平等、
博爱”，年轻的美国却从出世婴儿那时就实行了“民治、民有、民享”，她没有高高的巴斯蒂尔要攻打，她建
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只有一种历史——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结合——不是分离——的历史，年轻的美国一
章又一章的写乔治·华盛顿写，杰弗逊写，林肯写，而惠特曼歌唱，如今是罗斯福在炉旁著述。我们该如何羡慕
年轻的美国，像一个圆球的民主国家，能平滑地滚动，富于弹性的蹦跳，不象多边多角的法西斯统治。年轻的
美国没有对人类失望，将来人要知道世界本是个圆球。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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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 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①等人的谈话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
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
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
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了它的原
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
党才反对它。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
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
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
①翽嚰猨垄瘰坍侌孨儍丌咎仍珠猯溋付匚勑匟疄盶攙倌－亍儉査乕伀鞁褖拻乕伆琱疻匽棹圁?咲耖抚扰憋蓋仳
眂ゎ翽囯句乊哉讋蓋仳県Ｚ丘抉亡謌?五幓彚傛什么丂ゎ翽囪叽耨型蓋仳睺风于翽嚁襂沄癡柶下丮庩勖丂ゎ翽
嚺仑匥掎翽噱忍咄癶凖亹旕氯昚夈貺讎翽嚄瘆瓳怂〨圭份嘖戨垎翽嘌?欀不`?"谟伝怈Ｑ909谢伟思（1909—）
美国人，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1944年7月陪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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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职。本文选自谢伟
思访问延安后给美国政府写的一篇报告。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
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
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
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
们没有象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
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
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
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
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
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
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
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地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
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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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
个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
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
所需要的资金。美中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
要条件，她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它
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
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美国
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
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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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
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
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
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
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
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
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
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
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
视苏联，提出了疑问。］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
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我开玩笑地说，“共产
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
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
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
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
以它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
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
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
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
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
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
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象蒋介石在他《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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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
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
何冲突。
——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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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华莱士副总统到重庆，今天是第五天。这去几天里，他发表了三次演说，一次和中外记者谈话。他的言论，有
其一贯的精神：坚决消灭法西斯，国际国内的民主主义，对中国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并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对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英勇刚毅，坚持抗战，真是赞扬不止的。他也曾叫学生是未来的主人翁，他又说学生
“都是对国家有贡献能力的人……这伟大的力量，用去打击和消灭法西斯……法西斯是人类的祸根!法西斯不能
铲草除根，人类是没有和平幸福的”。他认为胜利和平，安定幸福，决定于科学和民主。这又“实以教育理工
方面之专门训练，及民主主义之自治为最善方法”。有人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他却认为中
国人民早就有了这个准备了。他更强调的说，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对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华莱士副总
统说这些话，我们确信决不是“捧场”，这正是既赋有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纪”的意
义和中国人民实际情况的政治家的衷心话。这是“人民的世纪”，这是人民的战争，看到并信任人民的人们，
都会得出同一的结论。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的话，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罗斯福总统年初致国会咨文中所说的扩
大民主的含义，和华莱士副总统常常说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义。中国人民处在“人民的世纪”和人民的战争
中，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对中国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更提高自信心和责任心，应该怎样加
倍努力呢?华莱士副总统说，美国援华物资，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缅路打通之后，会增加得更多。这是值得
兴奋的事。我们希望这些援助能够达到前线敌后的一切抗战部队。同时，我们也完全同意他说的一句直率话，
不管美国运多少物资来，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我们相信这句话只有象华莱士副总统这样了解中国、对
中国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这样坦白地说出来。这句话决不是表示美国不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困难，更
不表示中国经济困难没法解决，而只是说中国有力量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力量在中国国内，在中国人民。其
实，对经济问题如此，对所有的一切问题也莫不如此。我们听到华莱士副总统的一番话，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
美国全国团结得那样好，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盟军能在法北胜利；为什么尼米兹海军上将统率的海
军，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马里亚纳和菲岛之间，获得海陆空三方面的大胜；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能够
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进展；为什么史迪威将军在缅北，陈纳德将军在中国上空能够发挥这样大的陆空威力；为
什么美国成了民主国的兵工厂。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扩大民主。华莱士副总统此行固然是为了收
集情报，供给罗斯福总统，我们却不能放过机会，从他那里获取可供借镜的东西。中美两国人民同在“人民的
世纪”，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中并肩作战，应该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励相互规劝，相互学习，携手向着
民主、更民主的胜利大道走去!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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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 大 自 由
一个强有力的攻势，正在全世界展开。这是同盟国在军事攻势之外的一个政治攻势，向法西斯主义进击的民主
主义的攻势!这是雪球般的运动，越滚越快，越滚越大，越滚越有力。任你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它。这又象狂
澜决堤，无往不届。任你是什么妖魔鬼怪，也经不住它，终归是冲刷一空。野兽横行的世界，需要它；乌烟瘴
气的世界，需要它。它带给人类以自由和平及幸福。它给人类带来了新的世界
火山是终于要爆发的。沸熔的越久，爆炸得越烈。意大利这座火山，终于给法西斯主义第一个爆炸。人民的呼
声，终于是人民的。邱吉尔在大西洋对岸一声怒吼，太平洋上也发出了罗斯福的又一声巨响。民主自由，震天
地响遍几大洋。民主是呼声，是力量，是胜利的保障。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也是中国所一致崇奉的，让
我们试引一点他的话：“……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致于和法西斯主义谈商，我们不容法西斯主义有丝毫的残
留，意大利最终必将重新建立它自己；担任这工作的，就是意大利民众，他们将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基本
原则，选择他们本身的政府，同时联合国家也不致遵循墨索里尼希特勒待遇它所占领各国的方式，就是说掳掠
和饥馑的方式。”“在纳粹法西斯或日本军阀占领的每一国土中、人民都已被贬至奴隶的地位，我们决心为这
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复人类的尊严，使为本身命运的主宰，有言论和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
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已开始履行这一诺言了。”只有彻底反法西斯的，坚决拥护民主的人物，才能这
样自信的提出这样的民主主张。罗斯福说这些话，更可见其伟大处。罗斯福的民主主张，正是意大利和一切法
西斯国家内人民的主张。眼前的事实，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呼喊“和平，自由，不流
血”的口号吗?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直接惩罚法西斯的组织和领袖吗?是的!“我们不容法西斯主义有丝毫的残
留”!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要求解散和摧毁法西斯党吗?(被略)是的，意大利的人民是在为四大自由而斗争，
是在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基本原则而做本身命运的主宰!罗斯福和邱吉尔是应该受尊敬的，因为他们能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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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听到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民主呼声，真是兴奋。因为这是胜利的保障。我们听到意大利
人民的呼声，也非常兴奋，因为意大利就要见到自由和平及民主的曙光了。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被略)
我们竟不能自禁的要把不能奔放的奔放出来，参加到讴歌四大自由的大队人群中去。胜利在招手。(被略)让我
们大踏步的(被略)迎接胜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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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西 不 同 论（二则）
1 渥太华杂志说：“英国人民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
评论政府。”看了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惊。理由不辨自明：让人民来评论，这种办法是不合于我们东方人
的文化习惯的。东西文化的不同之点，恐怕这倒是一例。
——《新华日报》短评1944年10月25日
2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
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
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短评194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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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美］·白修德·
共产党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倾向美国的，因为他们认识了我们(美国)将为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认识了我们是
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实行这个政策中，他们一切的宣言现在是向美国说明三种意见。第一是说明他
的党在抗日战争中拥有庞大的力量，一个可以直接配合美国作战的力量。第二是说他们党的本身，它的政府以
及军队，是以有作为的民主的制度为根据的。第三是说该党愿永远和美国作朋友。关于共产党所能调遣的军事
力量，那是没有问题的，其范围，可以从日军及其附庸军队在那些地区的配置上反映出来。关于民主的办法，
现在也没有问题。共产党现在实行民主，是因为民主有利。你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踢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
过去受压迫的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选举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
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举军队和民军，假如你做了这些，你就给了他以社会的权利；这样，他就愿意
为社会和给予他们权利的党二者而战。附和或者选举另外任何人与另外任何党，对于他将视为可笑的了。这种
共产党的民主领导，是否可能在战后，在那政治可能腐败的大城市里以及有着完整组织的富裕的善辩的反对党
派的地方实现，还得等将来决定。共产党觉得，如果一切阶级里的成人都能有选举权，那么，党就能够掌握群
众；因此，民主便确实地成为中国本身、共产党和群众三者同时发展的最好的媒介了。共产党所宣布的对美国
的友谊，现在是真诚的，而如果他们的友谊能够得到相同的友谊的话，可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友谊。抗日战争是
如此的艰苦，使共产主义者，成了民族主义者；而同时，日本的任何敌人，都变成了他们的知心好友。作为日
本主要的敌人的美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更觉得美国能够在产生和平与将来中国有秩序的发展中有最大的帮
助。他们说中国经历战争太多了，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流血、破坏和死亡之中。人
民是够受了。中国共产党由经验中获得理论，从其早年的斗争时起，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了。现在，为将
来的中国，它需要美国的友谊，比需要其他单独的有条件的强国的友谊更多。虽然，它需要这种友谊，却不象
一个乞丐求乞，而是如一个朋友在进行一个共同的事业中求援。无论有没有这种友谊，他们的抗日战争必将继
续胜利而后已。……
——《新华日报》194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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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法西斯黑暗势力的共同斗争中，是更加增进了，巩固了。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在战争中用血来凝固了。从前的飞虎队，现在的第十四航空队，他们在中国的上空作
战，勋功卓著，已博得两国人民同声的赞美。他们的血流在中国的大地上，已与我国人民的血胶固在一起。在
中印缅战区，我国远征军，从美国那里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国军事专家的训练，已经变成了一支新的劲
旅。现在，中美军队在印缅边境并肩作战，在野人山的丛林里，在胡康河边，获到了不断的胜利，他们的血流
在了一起。中国人民特别不会忘记美国人民这几年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从美国那里不断得到军
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贷款。美国还派了许多技术专家来帮助我们，也派了许多学者来华讲学。最近中美又
合组东南训练团，由美国军事专家来训练我国军官，帮助我们编练新军。我们的苦难和不幸，在美国引起了共
鸣。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作战努力，在美国引起了兴趣和讨论。所有这些，无疑的，都是贯注着美国
人民的那种民主思想和进步行动的崇高的信念。事实证明着：中美两国友谊合作的增进，是关系着两国人民的
生存攸关的利益，是关系着他们的力量的增长、他们的生活的幸福与繁荣的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
由要求美国援助我国一切抗日部队；我们欢迎尼米兹将军的战略，也赞成史迪威将军的声明；我们重视美国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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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对我们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这样做，是从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在各方面作战努力上的配合出发的。我们
丝毫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认为没有援助，就不能作战，就不能改进目前的政治经济情况，就不能够克服目前
的困难。中国人民是拥有无限的潜在力量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能够发掘出来的。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华北敌后军民，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打击敌人，收复广大的地区，从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经
济的建设，就是一个雄辩的明证。我们应该在自己战场上主动出击，来在战略范畴内取得广泛的合作，争取更
多的帮助。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
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样，我们批评孤立主义，也丝毫不会引起任何的疑惧，认为我们有排外的倾向，而只
有被美国人民所欢迎。最好的朋友是诤友，接着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民族之间。中美是太平
洋的两个大国，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并肩作战，对击溃日寇，有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团结得更坚固，合
作得更紧密，抗战得更积极！
——《新华日报》社论 194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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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钟 颖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
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莫洛亚
三百年以前，当英国的历史还充满着迷妄的各式宗教和君主威权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叛逆者，带着忧郁的心
情，怀着自己的信念，渡过大西洋，流徙到这块没有开垦过的荒地上来了，幸福的阳光和暖地照射着他们，他
们在这里坦开胸怀，尽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向了大自然。忠贞的垦荒者啊，你
们的树不尽的血汗辛劳，已给自由民主的理想开辟了一条广袤的道路来了。他们为了完全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
铁枷，1776年的独立战争爆发了，独立宣言淋漓地发挥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类生而平等”的誓
言，永远地镌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他们坚决地认为创造者给了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
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为了自己获得这些权利，他们才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来进行独立战争；
为了别人也能获得这些权利，他们才从血泊中解放了那南方被人当作牛马的黑奴，这就是美国追求人类自由人
类幸福的可佩的精神。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全国人民又挺身进到战争中来了，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许
多火线上，都已有了美国健儿的身影，当你向他们发问对于战争的感想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一
句：“该死的战争！”但他们为什么又是那么急切地争着降低年龄而参加战争呢？这正是美国人的自由理想和
罗斯福总统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舞着他们，正如杰弗逊总统所说的一样：“一百年或数百年之间，丧失几条生
命，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树常常要用志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战争的黑手已暂时地掩隐了纽约港口
自由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残吗？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
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他们认为：“政府皆由人民组织而成，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他们的
公正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变成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弃它。”杰弗逊告诉美国
人，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就在于制止政府的压迫，林肯更告诉美国人：“若不得他人的同意，没有一个人善良得
足以统治另一个人。”因此，统治美国人的政府必须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政府或政党要想存在就不
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人民的权益。美国人民当然更有对于（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
会救济、劳工关系及国家防御等问题的发生，全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就都在国会中发表他们正面或反面的意见
甚至于对政府提出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让别人发表意见：“看上帝份上，请让我们听到问题的两方
面吧”（杰弗逊语）。但就因了这样，许多法西斯分子又把这件作为民主国家行动迟缓来反对民主国家了，罗
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话对于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是的，我们民主国家的决定，也许产生很
迟，但当决定产生时，它就不是以任何个人的声音来宣告而是以一亿三千万人的声音来宣告。”请记住美国是
一亿三千万人不是一个人。这样，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首先宪法上就
规定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并且还规定了国会不得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遵检）。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
的尺度，社会舆论虽然并不就等于行政措施，但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重视，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有着决定
的意义的。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外交问题，国务院也要听取报纸评论及新闻、杂志记事及无线电广播等的个人意
见或团体意见。国务院听取这些意见以后，就以缜密的整理方法对这些加以检讨或采纳。为了使人民能够经常
明了政府的措施，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又恢复了招待新闻记者会议的办法。记者招待会和普通会议不同，总统
出席的目的是在尽可能详细的回答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总统，随时出席和记者们谈论并准备答
复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民主国家的特有的风格。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政党的作用是在为人民
谋福利，和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实行他们的主张，任何政党要想获得胜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动来争
取。美国还是充沛着青春力的国家，青年人正在毫无阻拦掘发着对于民主的将来，实验着自己将来的民主生
活。这些青年政治家们还在1934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脱查马学校举行了一次“美国理想青年会议，”随
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1936年4月他们更联合教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过一次宪法会议，此后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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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行两次立法会议。在大学校园里的美国青年，他们对于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着同样的训练。一个社会观
察家，某次随意的选择了几个学生，问他们美国的民主主义已有了什么成就和具有怎样的潜在力，一个学生回
答这一个问题说：“美国的民主主义已在世界历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无畏精神给与他的人民了。”另一
个学生说：“学校的训导使我们开了眼界，使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样具有不可数计的价值，使我们对这种制
度发生了最深的信念。并鼓励了我们在探讨怎样才是保持和扩充这种制度的最好方法。”这些回答，不过是许
多答案中的两个例子罢了。美国还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国家，他们不怕困难，他们更不怕新的事物，须要和平的
时候，他们会在和平中努力于开拓幸福的生活；须要战争的时候，他们也会谈笑自若的从三十层的高楼，从千
百的小城镇上夹在丁香丛里的大街，从草原上的褐色砖房中走出来，回头向自己的家门说声“再会”，走上千
万哩以外的炮火连天的战场，献身于保卫民主的战争。他们相互间有着最纯洁的友爱，他们见面时互相亲切的
招呼着“老兄”，他们的友爱不仅及于所有的美国人，而是如林肯所说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着，他自己死去，他爱，他恨，他传种接代，无庸一个政府计划的监察，这就是一个美国人！——（
英）P.BENTMEY
“爱好自由，在今日的国内依旧汹涌而稳定”。（罗斯福1940年6月演说）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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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冲破牢笼
驳“灌输”理论
今天我们都很重视青年，把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青年身上。这是不错的。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国家，青年常起着前进运动号手的作用。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充分
表现了青年在社会上政治上的伟大作用。三年来的抗战中，在前线，在后方，在游击区里，青年们更提供了无
数舍身为国、英勇奋斗的光荣模范。因此，社会各方面都关心着青年的训练问题，尤其是思想训练问题。就是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把青年们训练成有用之材，使他们将来能担负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
责任。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
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信仰往往为求其稳固起见，而不容怀疑，
不许批评；又为求其普遍起见，而不容选择，不容规避(《学生之友》)。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这就是说，
“我们应给青年的是一个呼吸自由的气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气围；应给他们各种各式的滋养，使能各按本性
去消化吸收；不应拿着某种定型去一孔出气地陶铸”(《大公报》)。前一种主张认为如果没有统制，则青年知
识不丰，阅历不够，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后一种主张则以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启发、要引导，使
被训练者自觉的自愿的走上正确道路，否则便不能发生作用。要正确解决青年思想训练的方法问题，让我们来
看一下，对于一种思想从无信仰进到信仰，经过怎样的过程，怎样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近代国际革命运动
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史，都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例证。一种思想要在民众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说来，应当
有下列的条件。第一，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够解释各种现象的完整思想系统，青年人面前遇到
的难题，有了这种思想，就可迎刃而解。这样青年才会感觉这种思想之可贵。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还不够，
必须让青年参加这种思想所领导的活动。获得自己实践的经验，以从经验中证明这种思想的正确。实践是考验
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种思想是不是真理，不凭人口中的话，而要看实践中所表现的客观事实。人们决定
对于一种思想相信与否，总是依靠事实和自己的经验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经过说服、引导，只
能是自觉的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
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
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们如果在思想方面寻不到出路，就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青
春的热和力了。于是颓废派的诱惑来了。饮食徵逐、声色狗马，占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纯洁身心。于是读死书的
风气盛行了。“今日埋头读书，明日努力建国”。结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脱了节。于是苦闷了，徘徊了，悲观
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气压之中，这样青年失去了应有的团结和统一，失去了必要的锻
炼和修养，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这是青年的莫大损失，这是国家民族的莫大损失。这种办法是必须改
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在现在，在三民主义和团结抗战的思想总方针下，应当让青年们把学习与
抗战工作联系起来，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出革命思想的正确，产生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固不移的信心，锻
炼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艰苦耐劳的作风。和民族解放事业不相容的，是汪逆精卫的破坏抗战、妥协投降的思
想，帝国主义输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对于这些反动的思想，要实行思想的斗争，使青年们自觉自愿的反对它
们，厌弃它们。民族的战士，不是在学校里面，关起大门，用一种“定型法”的思想喂养得出来的，而是在复
杂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正象栋梁之材不是在暖室里长成、而是在风霜雨露之中长成一样。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社论原题《青年思想训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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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的语言·芦 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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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君的眼里，奴隶们不过是“能够说话的工具”。然而，说话毕竟是危险的事情，凭着说话，奴隶们不仅会
倾诉出对暴君的愤恨，而且会使同命运的奴隶们由散沙变成凝聚的力量。于是，依赖着皮鞭和枪刺，暴君更使
奴隶们变成了无声的羊群。……锤打着坚强的石块，一定会迸裂出火花；敲钻着结实的木头，一定会腾冒起烟
气。除非是击打着散沙碎石，才会迎手碎落，无声无臭。皮鞭、枪刺下虽然会产生一些歌颂“主上天威、天王
圣明”的大小奴才们；但更重要的是奴隶们必定生长出憎恶和愤恨。皮鞭可以敲击得奴隶们无声，但它决不能
遏制住憎恨的成长。淫虐使得大多数奴隶们学会了“衷悲而疾视”。皮鞭、枪刺暂时巩固了暴君的统治，但它
又得到“教聪明了奴隶们”的结果。虽然是“工具”，奴隶们毕竟还能够言语；枪刺下固然不允许大声疾呼，
但奴隶们却学会了嗫嚅而道。虽然，声音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微弱，但奴隶们毕竟不甘于忍受无声的耻辱
了。这声音将会慰藉着受难者的创伤，吐露出对喝血者的嫉恶，激励起复仇的愿望的。正象岩石下的种籽，虽
然被阻塞，被压抑，但它终于弯弯曲曲，从石缝里成长起来，从岩石的重压、荆棘的轧栎中间，让幼芽迎向阳
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会盘根错节地生长得更结实，更茁壮，能够忍耐严霜，承受风雨，尽
管它没有温室里的花草那样艳丽引人、逗人怜爱，然而它是值得夸耀的，因为它曾经和岩石和荆棘战斗过来。
岩石虽然带着要压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溃和风化的将不是盘根错节的树枝，而是专横顽固的岩石。虽然是弯弯
曲曲，树木终于会从岩石的重压下生长起来；虽然是微弱、低沉，奴隶们终于吐出了心中的愤恨；当奴隶们由
嗫嚅而出变成了大声疾呼，由低徊的估倾到群众的呼啸，枪刺将阻止不住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们的命运
也就是终结的时候了。征高卢、灭庞培，恺撒该就算喑呜叱咤的“英雄”吧!但独夫之旁毕竟还有勃鲁脱司那样
的人物；枭雄如恺撒，始终还继续不了他的统治，在他的尸体旁边，奴隶们早已就发出过钢铁的巨响了：“我
们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压迫已经终结。不要耽误，赶快把这公布到全罗马的各处!”
——《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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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与 自 由
几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无须说明这是一个纯洁的热血青年，他对现在的某些不大开明的学
校，很发了一阵感慨(我不敢名之为牢骚)，原因是他们的生活越过越难了。青年的路子越过越窄了，吃不饱，
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这且不说，青年人吃点苦原算不得什么；但最苦恼的是：住在学校里没有读书的自
由，怀着一腔热血，满心想爱国，希望替国家民族真正做点事情，然而却又无行动的自由，到这里青年们似乎
实在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了。可是现在正是抗战呀，不忍一口气又能怎么样呢?于是乎苦闷，苦闷之余，便觉
感慨横生了。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发点议论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们，素以“读书救国”论者自居的，
竟不准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某某报看不得呀，某某书包含着“危险思想”呀，学生应该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
呀，真罗嗦得够呛。试问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够自由读书，他还来进学校干吗?难道单是晓得了课本上的那点知
识就够了吗?学生进学校不是为了来求知的么?不特此也。尤甚于此者的，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固然不能读；
即使连看文艺小说也觉有些“不稳”了。真是白昼见鬼，岂不令人笑掉牙齿!读书固可贵，自由尤为可贵。我们
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学校里有自由读书的自由。难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吗(所谓读书，当然要把汉奸书报除
外，凡系抗战书报均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噫欤!今之世，难矣哉!
——《新华日报》 194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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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真无邪”·李 普·
有人这样说：“据说苍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都
战栗了。”苍颉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说现在吧。中国人最相信语言文字的力量”，这倒是
确确实实的；否则，不会有人这样害怕。但是，据说“仍有理由相信中国是最自由国家之一”。这句话却很费
解。幸而随即就发现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给了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一个军营，“他们的言论是很
自由的。”何以见得呢?“在壁报上，他们和军官开玩笑，互相开玩笑，也批评政府。然都是天真无邪的。
”——好了，秘密就在这里。“天真无邪”是好字眼，年纪大的人常用这几个字来称赞无知的青年男女，但如
果用于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就带了开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轻人对于长者，下属对于上司，那就更不能
用。有哪一个奴才敢对他的主子说“你的言论是天真无邪的”吗?没有，没有这样大胆的奴才。由此可见，这
四个字和“言论自由”或“批评政府”之类连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无邪”者于我无损
也。惟其幼稚，所以于我无碍，那么你说吧，我给你这个自由。这位先生恐怕我们不相信，特地从那些壁报上
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资证明。文曰：“某排士兵夜晚睡觉，其脚臭气熏天。连床者问曰：为何老不洗脚?答
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现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脚?”事实上上面并没有这种命令，用这位先生的话来
说，“这是对军营命令服从之类的轻微嘲讽，并非真正三月一洗脚。”于是某先生赞曰：“然而这也是标准的
幽默，因为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阴森的冷嘲。”——批评政府要轻微嘲讽要标准的幽默，
标准幽默要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发都不准碰；要谈，就轻微谈谈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脚鸭!
呜呼，这真是“最自由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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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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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的愿望·田家英①·
法兰西灭亡以后，我们曾读到I·爱伦堡的几篇通讯。去年《文摘》译载过《法国怎样灭亡的》，其中有一段记
述着战后法国文化统制的情形：国际作家协会会刊《和平与自由》被禁止了；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
金由于作品缺乏而停止审评；报章文艺副刊均明令取消；书店多停了业，剩下的只能出几册《历史》之类的东
西；“法国统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嚣化为喑哑，把文化的原野化为沙漠……”。这末后两句，真说着了历来统治
者在文化上的“能”“干”。圣君之治“非以明民，将以愚民”的信条，看来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着的了。最
适于被牵着鼻子，任人指定谁是他的友敌，导引该走去的方向，是必须使下民们存在在愚顽无知、浑浑沌沌之
中，而这也就必须消灭一切新的声音，统制，文化上的沙漠化。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几年来努力实现着的“沙
漠化”的愿望，也已经有了它的政绩。今年一月八号的《新蜀报》，记载着重庆书业的情形：……新书店除了
二三家仍保持着原来的形象之外，其余的都改变了面目，原是充满了有关于抗战的读物的书架，而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时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员。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文化大革命期间
被迫害致死。今却都是《家》，《春》，《恋爱三部曲》，《胡适文存》等战前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次多
的要数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了，明显地含着抗战意义的刊物或成本的书籍，则寥寥无几……至于旧书店……主
要的生意是在租书，出租的旧书……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侠五义》等等旧小说……(志
渊：《文化的堕落性》)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见的了。荒凉，冷落，这说明大后方的文化界还剩了些什
么。不过，中国的官家比之法国，却也有些不同，不那样直率，讲方式，多奇谋，所以同样是沙漠化的愿望，
同一是焚图书，禁刊物，封书店，逼作者，但我们这里就还有许多排场，言行也极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过
“建设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虽然提高了稿费，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则根本没有写处；加给小学
教员几元津贴，偏要说得和人类文化前进如何有关。拆穿看来，这终于不免是一场笑话。也还有移尸诈骗的方
法。对于文化荒凉，我们还不时能够听到一点“愤愤不平”的声音。譬如去年《中央日报副刊》上，就有一位
青年出来，据说：“国家养‘士’，而‘士’何曾对得住国家?……战前作家们叫过‘国防文学’，民族战争，
抗战后那里去了……唉，哀莫大于心死!”这真令人拍案叫绝的。仇头落地而手套不污，绞杀了文化，还做稳扶
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笔杆的文人，则在一顿奚落、几声感叹里，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补者。
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虫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鹤的君子，还做定可以飞也可以走的高
士。到今天我们就还有不少指定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这些人之成为名流，并非有
文，大多是因为开会。文协有他，文化界动员大会有他，一切文化活动莫不有他。人们也就不能不公认此文人
也，实则多是挂了招牌，并无货色，不过出卖人头的探子而已。当然也有几个能文的贵人，更有些成名作家，
也不时发一点匡时之论。这是一种偷进花园和小姐相会的，化为小生的丑脚，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
人，偏装接吻，看久了，不过使人连真接吻也厌恶罢了。此外，那些说今天是“战国时代”，写着艺术崇高的
“永生作品的雅士”们，也都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谈“梦的现象”，既不包藏政治阴谋，也无关于
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俨然救主，其实是连毛孔里都满藏毒箭，正在向凌迟之
际而尚未气绝的人放射过去。自然不易射死，于是还需要哗啦一番。种种专事造谣的小报期刊，去年出得不
少，或曰“崇苏”；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鲁迅陈年老帐；或骂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
月《文化新闻》的一篇《周末闲谈》。作者说：“提起那些自命为‘前进’的文人，就使我们咬定牙根。”从
这些中间真使我们听到了切齿的声音。然而，咬牙并非解决问题。“自命为‘前进’的文人”还拥有大量读
者，压迫到不能用笔，也还是留着一张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
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务日报》上就发表过《筹设中国文化银行计划书》，说是要“放款”了，只要来是不愁丰
衣足食的，但以后就不再听到了下落。这是很自然的，箪食壶浆弗得即死，而“嗟来”与之犹且不受，何况恩
威并济，盛气凌人，去领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劳而获的寒士。证据是：去年“文化奖助金”据称已经发了，但我
们至今没有读到受奖者的文字。更糟糕的是猎犬的狺狺，并不为看客欢迎。书刊已经不少，指定派订也已经用
尽方法。有教授作文，党部推销，照理可以风行天下了吧，但事实并不如此。人语是被抑杀了，而魍魍的嗥嚎
也不见得就能够传播开去。一方面没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坛的凋萎这就成了必然。有骨气的出版家多停了
业，存在的则无书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战前的作品。官办的书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义文学体系”，但
就连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这使得一种以介绍新书为主的《读书通讯》，到今年就不能不变为谈英语、论
诗词的刊物。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了，无从评起。这真是沉重的沙……但却绝不是打平了天
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
始皇再世又有什么办法呢?坑不尽焚不绝的是大众的愿望。曾经被“战国”派教授们赞赏过的“下之所以刺
上”的“诗”，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毁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创造却无
法格杀，这是连秦始皇也头痛的事，何况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国就还有用结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战
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为大量青年所爱戴，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从吞吐含蓄中间传达着中国人民正如何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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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挣扎又如何成长——这就是反沙漠化的愿望。尽管迫害，尽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远大的去路。我们还
有热爱，则热爱就付予反沙漠化的愿望的实现，而疾视屠杀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着人骨
的明枪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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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晦教授在中大演讲：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中大通讯)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教授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民主》。来听讲的同学相当
多。杨先生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和讲的动机后接着说：“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
没有个别的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极丰富，
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什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杨先生从
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绝不能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
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国
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形就会更好些了。”文艺不只
是民主的产物，并且应该民主。这里杨先生从表现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说明：“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
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艺
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人有创作的权利”。杨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艺象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
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会，提供给文艺许多悲惨的题材，文艺揭露了压迫者的世界如
何歪曲了人类善良的天性，“最近报纸上载着救济院内虐杀幼童的事实，这是想象不到的残酷；如果这些黑暗
的现象，用文艺写出来，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闻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国文学能够这样普及的原因就
由于它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紧紧地接连着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所以文艺应该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要
争取民主”。最后杨先生更特别强调人人都必须知道和了解民主的关系，他引述了希腊盗火者普罗米修士的故
事，他提高了声调说：“普罗米修士的意义就是‘预先知道’，这位英雄预先知道了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
敢于做盗火的举动。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毁灭人类，其次他知道人类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
晓得了偷了火之后一定要遭受残酷的惩罚。然而单是这三点还不够，他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
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晦教授的讲演，就在这里结束。同学
们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觉兴奋。星光从天空洒下来，沙坪坝的沉闷环境是不会再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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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市——编者注)的报纸，因为政治新闻被检扣和出版发行被干涉，引起轩然大
波。事实的详情虽然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从那些报纸抗争的强烈、以及市民拥护报馆、列队游行，高呼“我们
需要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必须长存”的口号看来，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拥护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也
可以看到压制言论，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对的。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
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
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
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
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
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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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
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
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
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
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
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
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
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时令摘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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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
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
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
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
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
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
……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
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
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
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
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
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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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
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
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
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
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
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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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
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
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
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
果是象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
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
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
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
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
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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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
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
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
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
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
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
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
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
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
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
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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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
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
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
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
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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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
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
……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
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
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
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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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
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
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
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
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
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
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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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陆定一·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
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
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
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
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
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
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
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
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
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
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
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
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
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
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
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
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
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
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
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记者是应该“小心”的。
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
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
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在抗日战争中，人民
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
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
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
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八年过
去了。今后怎样办?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
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
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
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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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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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
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
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
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
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
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
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
来强奸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讳败为胜，要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才让老百姓从空气中传来的枪炮声音知道战事的
真相；在后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摘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
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
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
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欧美报章报道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而我们却受之坦然，怡然
自称我们是争自由的“民主”强国!战争结束了，英美可不必说，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了的日本都已经取消
检查制度了，大家说阿根廷和日本在伪装民主，而我们呢，好象连这一点伪装的勇气也没有，“即将”取消、
“决定”取消，话也听得很久了，实施何日?好象这个“国情不同”的地方，对于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
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
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
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新华日报》时评194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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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
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
来的欧战，英美知已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护)，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他把
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致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
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的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
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
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邱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
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
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
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
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
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
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在罗斯福亲自出席参加之下，曾通过议案，已预定设
立特别委员会起草提议，以便日后或由美国政府主持与其他列强谈商，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国际间的言论自由。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又通过决议，认为全世界新闻和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
要，决定请由国际协定形式，保障此项自由。《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编辑鲍恩特，且提议向美国国会请愿，要
求宣布美国的国策，“拒绝承认侵害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任何政府和个人。”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
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
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
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中国的新闻界同人，
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
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
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社论原题《祝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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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
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古之史官，固
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
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轴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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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
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
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象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
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
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
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
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
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过去的一年是六年
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
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
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
汗颜(遵检一段)。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
同月二十九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
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
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
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
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
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
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象“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
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做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记者本身
呢，也常常会明知此话不真，此事不实，但为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
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
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容许虚夸不实。要知道，“墨写的诳
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徒然辱没了董狐的那枝直
笔，污损了记者应有的风格。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因此，我们愿意在今天纪念自己
节日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来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同仁共勉而互励。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原题《记者节谈记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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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真理而斗争·小 亚·
人民喉舌须尊重，我辈头颅要看清。——王鳌溪遗诗
今天是记者节。让我首先为言论自由而牺牲在屠刀下的前辈同业致哀!据我个人所知的，有：北伐前在北平被北
洋军阀张宗昌枪毙的邵飘萍。一二八后在南京雨花台黑夜枪毙的王鳌溪。就在那前后，在镇江被顾祝同枪毙的
王××(姓名一时想不起)。抗战后在成都被枪毙的朱亚帆。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狱中的羊枣，在南通被特务挖眼割
鼻、沉尸江底的孙平天。但，这只限于在报纸上公开过的，其余暗中被害者，二十年来，不知有多少。这些
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为记者职业而牺牲则一。个人敬致衰心的哀悼和纪念!
记者被称为“自由职业”，甚至有人尊为“无冕之王”，而有些从事新闻工作者，也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认为
自己“超然”。其实这完全是与事实不符的。在现社会中，从事新闻工作，首先你就得确定自己真正为人民服
务、抑是为统治者服务。所谓“喉舌”，本质上就有两种：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统治者的喉舌。作人民的喉
舌，当然你就没有自由可言，随时可以被打、入集中营、上断头台，或者“失踪”!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
由。要换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准备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换。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
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
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论说得好：“关于一连串的
打、杀，谁的心里也明白，就是辩护者的心里也明白，不过奉命不得不辩护”。……选择是项“自由”的人，
自然有他选择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志于人民喉舌的记者们，要自由，还须得付出很多的代价去争
取。因为四项诺言，已经被狼吃掉了!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原题《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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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剑
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发表了一篇《欧洲的地下报纸》，在上面冠了一行标题道：“在那里(欧洲)，笔
就是民主主义的剑”。自然，这是说现在欧洲沦陷区的地下报纸正在百折不挠地为自由与民主而战斗，一支笔
的威力等于一把剑，甚至等于无数的剑。然而广泛地说起来，使用于报纸的笔等于民主的剑，这个比喻又何止
是适用于欧洲的沦陷区?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报纸，用在这些报纸上的笔，何尝不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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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剑”呢?而且报纸的笔不仅应当是“民主的剑”，也应当是民主的测量器、试金石。在这个剑锋
上，民主与非民主、正义与非正义应当是黑白分明、不能够丝毫假借的。在民主的阳光下，这支剑光芒四射、
森然凛然；在非民主的氛围中，这支剑光彩尽敛毫无生色。民主与否，就以这剑光的显与隐为断。我们报人掌
握着这样一把光华万丈的“民主之剑”，这是一种光荣。怎样来发扬她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阳光下能够及锋
而试，这又是一种责任。我们请以此自勉，亦以此与同业自勉。
——《新华日报》1943年10月2日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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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何思敬·
有两种出版法：一、保障以及发扬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残以及毁灭文明之出版法。我们中国需要哪一种?我
们中国要不要走上文明国之大道，与其他文明国一起，在世界舞台上并驾齐驱?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
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
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英国如此，美国如此，
法国如此，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
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
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
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
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
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
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
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
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近代文明的创造
需要每一个民族都能贡献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国人民的个性才
智得到启蒙与解放，得到自由发展，使各国人民都睁开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与内心，注意自
然与精神，注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这样一条道路。真正
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反射镜。我们能希
望一个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发展吗?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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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政府为了统治思想，报纸已经成了清一色，对于出版业也要来这一套。贴补政策下的党营书业，政府予以极大
的权力，他们可以免除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可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价的原料，可以飞机“复
员”，可以到收复区“接收”房产、印刷厂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书，当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颂德；亏
完了本，当然可以报销。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异已；正当的出版业，还有什么活路?可惜不争气的强
项作家，虽然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不肯与他们合伙；明眼的读者，不要看他们的书，于是乎放宽尺度，凡属
低级趣味的荒诞无稽的，甚而至于淫秽无耻的书，随便可以流行市上；无聊的文人和书贾，为了解决生活问
题，只好走这条路了。一方面把学生的功课加紧、管束严密，没有工夫看别的书。教科书要部编的，当然不会
含有“不正”的思想。穷人根本不必想读书、识字，大学生用公费来笼络，还得加进特务来监视。思想不稳的
教师随时可以失踪。青年人还读什么书?够了，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当的出版业和读书人，都被一网打
尽在黑暗的地狱中，没有人敢喊一声冤。趁着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时候，我们要戳穿这一套戏法。自然，每个
人每个事业都有他的黑暗面，而为他人所不知的。我们希望尽量的发表出来，让有心人来救救我们。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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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凡是常到各书店的门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报纸上的书业广告的人，都能发现，目前出版业中表现着极不正常
的现象。无数的读者正渴望着读到能够帮助人认识现实解决问题的出版物，可是新书新杂志都显著地减少。许
多曾经每日出版若干本书的书店，现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几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书了。在这出版业衰颓的
情形下，大量地继续不断地印出来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报”式的书刊。前者以迎合低级趣味和麻痹读者
为目的而到处泛滥；后者的出版对他们自己是“报销”，对读者是蒙蔽欺骗，虽然并没有人欢迎，也源源不断
地向市场倾销。于是出现了很多卖弄风情、搔首弄姿的所谓“作品”，甚至《玉梨魂》《情书一束》也翻印重
版；于是甚至有些官方的杂志书籍大量印出来后，却堆在栈房里，任其霉烂。这些书本来只是糟蹋纸张油墨，
并无什么人阅读。——透过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听到读者的叹气、民营出版的诉苦和作家的呻吟。一
般读者在艰难生活中本已对书价摇头，但纵然出高价，也有无书可购之苦。正当的民营出版业已奄奄一息，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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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绝境。许多作家能够也愿意供给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新作，然而终于只能搁笔或写些不关痛痒的东西。看了
这种种现象，怎能不使人忧怨、使人愤慨?一个国家的出版业情况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情况、民主程度的最正
确的测验器。目前出版业中的反常现象实在是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在精神食粮上也如在物质食粮上同样有匮
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着接受腐烂不堪的精神食粮，或甚至以砒霜来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胜利，要使中
国不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存在。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人民一定能够自由地得到合
于他们需要的读物，也就是一定有一个自由的繁荣发展的出版业。或者说，以繁荣的出版业来供养人民的充分
的精神食粮是自由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帜。——由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目前民营出版业困窘、出版物在质与
量上都显着衰颓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抗战打开了人民的头脑。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各种书籍。抗战开始的
一年内出版业繁荣的现象即由此而来。假如出版家能够不受任何障碍，继续自由地供应合于需要的书籍，广大
读者自然会全力支持他们。纵然物价高涨、百业艰难，但只要出版物销数多，定价仍可不致狂涨过甚，自由的
出版业也决不至于不能维持。同时，在自由的市场上，不合现实需要、不受读者欢迎的出版物自然会淘汰，出
版物在质上也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容或仍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低级趣味、喜欢无聊色情作品，这
其实是在过去任何时期都有的，不过当正当的出版业繁荣之时，投机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数，它们的读者也有可
能被引导向正当读物。只是因为现实的苦恼既助长了人们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当的出版业又萎缩不堪，才使
色情书籍能够泛滥一时，几乎成为出版业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为此扼腕叹息，但未始没有人在暗中窃笑，以
为得计。正本清源，要克服这种危机，也非使正当出版业自由发展、正当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要真正做到出
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还必须在纸张、印刷、交通运输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
后方纸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紧的事是如何发展纸业生产，而不是统制纸张。在纸的统制下，平价纸的不均等的
供应更加速了民营出版业的末运。再加上多数印刷所被控制、邮寄运输上的重重限制，书刊未出之前先要经过
严格的检查、既出后仍有被停止发卖的危险，把民营出版业逼得一筹莫展 。这许多实际情况不改变，出版业衰
颓的现象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最近有三十家出版业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他们沉痛地说，他们将“被迫从出版岗
位上总撤退”，要求当局给以纸张、印刷、邮寄、资金周转上的便利。我们以为他们的要求是极端正当的。这
些出版业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岗位至今，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全国作家和广大读者，一
定都会支持他们的主张，来要求解除对于出版业的一切束缚，要求给出版业以自由和繁荣发展的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原题《出版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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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自由·庄沙音·
……学术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不受非法干涉。反对学术自由的人，常把学术自由看做是“随便”说
话，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兽。这还了得?然而这是最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驳。学术自由是有益国家民
族的，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欧美民主国家的学者也一向是维护学术自由的，他们的这种斗争是和反法西斯
的战争相互联系着的。只有在法西斯的国家才会把学术自由当做是洪水猛兽!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
得政权以后，首先便焚毁了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仅在柏林一地，就消灭了一万担科学书籍和古
典文艺书籍。一切知名的学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杀。过去的德国在科学上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现在却只剩
下了一辈假借“遗传学”、“优生学”、“人种改良学”的伪科学家。从此，德国便陷入反科学的黑暗时代。
我们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文化的意义上，就是要维护学术自由，反对摧残人类的精神遗产——文化。中国是反
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极丰富的内容，
如选举，如黜官，如结社，如演讲。而学术自由就是民主精神与民主习惯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已经读过张申
府先生的《友声与民主》，他说：“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习惯
或民主精神。一狭一广。二者当然相关，是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没有民主政治，民主习惯大概不能普遍；
没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实现。因此才所以特别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团体尽可
能的培养些民主精神，养成些民主习惯，以开创风气，以为天下先，以为后世训”(《新华日报》1942年9月
27日)。这话我完全同意。我还要说：在大学里提倡学术自由，就是为了培养民主精神或民主习惯，而终极目
的就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干涉学术自由是不当的。自古以来，凡能提倡自由的时代，其学术必能
昌盛。周秦时代学术最发达；到宋朝，私人讲学之风甚盛，天下学子，闻风景从。到了清初，乾嘉诸老不闻政
治，于是脱离现实，专门从事古代经典之训释与考证；自由讲学风气，不复得见。民初的北京大学，是由蔡子
民先生主持的。其时提倡学术自由，蔚为风气，影响全国，收效后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讲到他的器
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
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而近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发育在此了”。
有这种精神，文化才能发展、国家才能进步。我们再说说外国的情形。譬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一向以古老著
称，学生教授还穿着中世纪僧侣式的黑袍，并且还保持了许多过时的习俗与环境。然而牛津当局对于学生的求
学，却是采取极端放任主义的。几年前曾来中国的世界学联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毕业生。他
曾对我说：“牛津的风气已经变了，什么思想都有，什么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竞争，但绝不超越一定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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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这是很好的。牛津绝没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学生当做政争的工具，教授更不问学生的党
派。提倡教育独立，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欧美民主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中国是要超越欧美的民主政治的。
国父考察了欧美民主政治以后，认为还有很多缺点，所以才创造了国父的民权主义。那么，在中国，要有更大
限度的学术自由，是绝对应该的。……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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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自由研究
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思想运动不能自由开展，如果让陈腐
的、不合理的独断教义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如果不容许人们摆脱既成的死的教条的束缚，而依据社会发展之新
的要求，来从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于在现实前面把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黑幕，使他们不可能看清当前社会
发展的正确道路，不可能辨别什么是应该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么是应该打倒的黑暗势力，因此也就不可
能对黑暗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不可能正确地推动革命运动。不论中外古今，每当革命转变的伟大时代，常常
随伴着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开展自由研究的风气，打倒不合时代的因袭权威，剥斥现实中的黑暗事物，启
发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在今天的抗日战争过程里，我们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
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运动。在这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我们需要对于客观现实的各方
面的正确知识，作为前进的引路明灯。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
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我们是有很大
帮助的。我们也需要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以克服长期战争中的物质困难
时，也是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术上理论上的知识，以便从各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民族意识。但要
能掌握这些知识，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就必须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抗战初
期，全国的文化界曾表现出一时的蓬勃高涨的气象。随着政治的进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论的自由，得到
了开展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策动了投降反共的阴谋，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动也就随
伴着投降分裂危机的发展，在大后方许多地区抬起头来。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论遭受禁止，而读经诵古的运动却
强迫推行……。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在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却一直沿着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向前迈
进。在政治经济方面，固然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时在不断进步。当着大后方在倒退的情形
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于工作，甚至于不能工作的今天，在边区，特别是延安，却聚集了很多的全国有
名的艺术家、理论家、科学家，以及大批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空气，一天比一天高涨。中共边区中央局五
月一日的施政纲领里，特别明白规定“奖励自由研究”一项。这一项规定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
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
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
认真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
党不但不能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承认这些贡献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边
区，不但要大大的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
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的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
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号召全国人士，特别
是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大后方束缚言论思想自由的倒退现象。这是与反对妥协投降危机分不开的一
个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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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潘梓年①·
关于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近来各方人士颇多论列。一般的讲，大家是认为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大都认为这种
自由是民主国家重要表征之一。间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论调的，但已甚少从正面来加以反对，他们只能从侧面来
反对，说这种自由不能是绝对的，总或多或少地应当加以某些限制。这也可以说是时代潮流所趋，没有人能够
过分违逆它。我们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须弄清楚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来提出，来讨论；要把
它当做具体问题来处理，不能把它当做抽象的东西看。就是说，主张学术思想应有自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
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不是说学术思想应象野马行云那样，漫无规律
地乱闯乱撞。例如有些反对思想自由的人说，若思想绝无规矩准绳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杀，说，某一种限制
也可以促进思想的发展。他问：思想若不受逻辑的限制，则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道德的
限制，则不道德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国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则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们所
需要的吗?等等。这种反对论就是有意把问题弄混乱了，好来混水摸
①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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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员、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鱼，就是先把别人所提的具体问题拖到玄虚之中去，再对它鞭
打一阵的办法。目前主张思想自由的人，谁也不会认为不合逻辑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
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们只是认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逻辑，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国家民
族的利益，学术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让学术思想自己来解决，不应由外力来干涉，由政治力量从外面来
加以干涉。就拿逻辑来讲吧，没有了逻辑或不合逻辑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这种思想
来，也不能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弃，更不要说这种思想能否算是一种学术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
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愤怒，一经发现，大家就要起来加以猛烈的攻击。试问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卫之流妥协投降
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思想推荐到大后方来吗?果然有人这样来推荐的话，思想界
有不立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的吗?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是如此。在抗战建国时期，妥协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
德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着发点国难财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这些思
想，尽管会在有些人的脑子内萦回奔腾，却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到论坛上来；尽管会有些人不声不响地，遮
遮掩掩地在那样做，却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样的主张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思想界断然不会容许这种思想出
头露面的缘故。所以我们说，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主张思想自由的人，是认为思想的是非曲直，应让它在
自由发展中自己来解决，不要用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来主张思想自由，把思想当做漫无
规律的东西。这一点，是谈思想自由问题时，首先就要弄清楚的。进一步来讨论，所以要主张思想自由，正是
为的要来加强思想自身的规律，要让这个规律在思想的自由开展、自由发展之中壮健起来，坚强起来。思想愈
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于公
然提到论坛上来的固然不会有，但很可能穿着伪装来出现，或弯弯曲曲来偷运，或强词夺理地来武断，或甚至
凭借某种优越的势位来欺凌。遇有这样的情形时，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就自然会有人出来加以剖析，揭露，勾
微，发隐，使它须眉毕现，无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强难逞。否则赵高指鹿为马，也无人敢加指斥，那
就连是非曲直也不会有，还讲什么道德，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呢?至于逻辑，更要明显，真理因愈辩而愈
明，逻辑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规律是蕴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体的康强蕴藏于身体自身一
样。要求得身体的康强，必须首先解除有碍于身体的自由生长的一切束缚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规律
的壮健与坚强，必须首先解脱障碍思想自由发展的一切束缚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从这一点上来看，目前民
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就是要来把人类的思想自由从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
出来，民主国家所以不惜抛掷这样巨大的生命财产来扑灭法西斯恶魔，因为它是人类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敌，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层，蒙巴顿将军就曾指点得异常明确，他说：“我们的敌人法西斯，当它走上政
治舞台时，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说来，我们再也不能做这
样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又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这样说话的确是
非常明智的，却也是非常平凡的。我们所以对法西斯誓不两立，所以对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生死以之，对这战
争看做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是因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产，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
灵，而且也是因为它还要剥夺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灭我文化，毁坏我文明。那么，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
法西斯，另一方面却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没有的事吗?也有人这样说，思想自由
是要有的，但在战时又当别论，因为战争须要力量集中，从而须要意志集中，从而须要思想集中，从而思想就
不能讲自由。这种说法，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这一问题上，美副总统华莱士曾提供我们一个很贤明
的意见。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协会成立五周年时向中国广播，其中有一段说：“中国和美国在战时必须
努力保存每一公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利。实现法律下的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的诸大原则。中美人民以独裁者的行为为殷鉴，都知道我们如果在战斗过程中失去个人自由，那么，决没有战
胜法西斯主义可言；如果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没有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及谋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么，也没
有建设新世界的可能。”华莱士这话还说得不明白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没有战后建设新世
界的可能，而且就连目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没有胜利可言。华莱士这一段话，在有些人听来，也许要以为不过
是那么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那么就请看看事实吧。试问我们到底凭什么来和法西斯强盗作战
呢?我们凭什么能够确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能够胜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军事工业发达吗?是
的，这一些自然在必要条件之中的。但是，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这些条件远比敌人差，为什么我们竟
敢接受敌人的挑战，而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呢?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条件上仍然还是劣势，为
什么我们的胜利信心仍然还是屹立不摇?苏联在这些条件上，至少在对德抗战之初并不见得比德国为优，为什
么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苏联必胜，而且现在苏联确已大捷频传，快把敌人完全逐出国境了呢?没
有别的，这里有一个关健，就是民主，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民主国家所
以要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统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根据也就在此。国家的战斗力是
要从人民身上获得的。只有广大的人民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时，国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则就算你侥幸
取得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高度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也终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则是苏联。后者的典型例
子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就因为他每一个公民都已有了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权利，都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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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谋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能够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余年之
中，把贫穷愚昧的帝俄一变而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苏联，所以能在抗德战争之中生产突飞猛扬，战术
精进，兵源泉涌，战士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诚，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不置。因此，我们可以明
了，华莱士那种说法，确乎完全是从事实中探究出来的真理，丝毫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华莱士所指出的这个真
理，对于我们中国，特别值得珍视。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正多，需要人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需
要人民提供其批评的思想正殷，需要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亟需要有学
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能战胜法西斯日寇，为了要能和同盟诸民主国家并驾齐驱，也同样亟需要有学
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在武装、战术、军事工业等等条件上，使我们的对敌劣势有所改进，更是亟需
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思想的自由，决不是和作战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战能力的提高
的。还有一层，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
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
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
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
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
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
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
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
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适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
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
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学术思想的自
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争论，要比在自然
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复得多。争论愈多，愈复杂，它所需要的自由发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为是非是愈争
愈分明，真理是愈辩愈深透，这个道理是谁都知道的。学术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讲，是指一切学术来说的，
特殊一点来讲，尤其要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
征，也是战胜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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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力 民·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
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
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
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
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
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
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
知。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
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
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
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
的吧：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
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
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
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
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
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
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
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
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
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
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
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
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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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
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
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
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
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
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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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选 举 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
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
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
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
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
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
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
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
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
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
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
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
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
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
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
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
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
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
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
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
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
“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
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
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
人，而不是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
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秘密做“反
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那就犯了天大的错
误!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
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
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
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
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
关，便不是民意机关。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
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
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
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
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
“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
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
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
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
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最后，应该说及
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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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
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
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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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选
街头的议论界热闹起来了，大选在村民们的心里，好象坡里黄黄的麦穗一样，一天一天成熟了。六月一日妇女
会召开了会员大会，讨论后提出妇女的候选人。“咱妇女会员要当选村长，张大妈做公事认真、负责任，真正
挡上挡下的人才。保证每月开个检计会，拉一回清单，保证减租交息……”。会员都 喊道：“对呀!咱去宣传，
公民小组开会，咱一定要提出来对大伙说说”。各种团体开会完毕之后，竞赛开始了!大会严肃、紧张。上任村
长报告一年村政工作并检讨了自己，当他报告检讨完了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人丛中几个人自言自语：“你都
检讨出来了，咱没的说了”。接着讨论通过候选人，会场顿时寂静了。青年李××说：“××前年大扫荡，他欢
迎了鬼子，不够候选人资格”，张大嫂也说：“我也看见他欢迎鬼子来着，俺娘儿躲在小沟里，看见他打小白
旗，迎着大路走去……”会场立刻应和起来：“对呀!没有资格”。举手表决后，选委会从黑板上擦去了××的
名字!墙脚两个老大娘在议论：“活这么大年纪还才看到村长是自己选呢!”“是呀!这二十一个人是从大伙中用
筛子筛出来的，象萝面似的，越萝越细，你看张大妈多能干呀!咱们的代表”。这时，又有人站起来发言：“我
介绍李大嫂做候选人，今年春荒，人家满锅清水，还是一天到晚东跑西奔的办公事”。二十一个候选人通过
了。马上就要投票，张大娘嚷着： “慢点，你再多念几遍，我记不得。”大家挑选着对象，一边挑一边批评。
会场热闹极了。监票人李××，最后把票包起来，很重的用指头蘸上封了包。他对人说：“咱活了这么一把年
纪，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在开票前，村民们在坡里互相询问着：“你投了谁的票呵?”“又不大离儿，
还是张大妈干吧!”晚饭后，公民们急忙走向会场去，当票开完，被选人各阶层人数相等，会场异常静肃了。第
二天，公民们都说：“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这些才是当家人呢”!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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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
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说学校要
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
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
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
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
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
经费，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
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
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
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他们如何
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
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
设想!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
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
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
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建设，
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
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和平建国纲
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
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
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
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
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
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
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
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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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
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
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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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人格教育”·舒 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么一种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
们引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深致其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
人格的仪型。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必需指出，这里面
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
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
余年古国古”，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
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
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感到阴
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
可以知道的。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
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
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的分歧。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
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陈腐的习
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
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
注重智育，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道
德”其实是什么东西。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
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
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
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
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今天的社会生
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
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
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
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
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
明社会生活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
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的，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
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明的努力、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
水猛兽，不许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彰彰在人耳
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所以，改革的道
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知识的自由
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
斯主义的道路。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
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
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
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张着“教育破产”
，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洒扫应时
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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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
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五四”
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
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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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
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
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
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
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
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
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
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
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
新天地。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
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
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
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它说明
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
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
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
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
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
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
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
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
谓“文化”。“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
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今天，中国
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
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
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
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
再接再励起来。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
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
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
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 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各解放区的
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
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
自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呵!——《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5
月4日 --------------------------------------------------------------------------------
民主和自由新论·黄元真·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
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
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
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
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主”，
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
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
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
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
起话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
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主”。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
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
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
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
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
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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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
牲”而唯恐“牺牲”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
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
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解，我从来
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的
了。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
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实”。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
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
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后面的总
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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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杀布拉格大学
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国学
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今天为世界学生日，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
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时激励全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
个和平、民主、进步的世界而努力。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
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斯的眼
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
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国法西斯匪徒却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象反法西斯各国的学
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投降之后，美国
却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掷入没有民族独立、
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
生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学生多因营养不足而面
黄饥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菲薄，致使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信仰、
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
又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
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
件，真是不胜枚举。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处轰
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击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给
予中国学生的报酬。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使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地位又一
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失权益的《中美商约》，更重重
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而片面召开一党
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中国学生不能驯服他，做法西
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
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镇压、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它
是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
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
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
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国民党
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
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
又要召集一个御用国大来制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
方面，却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其实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年、反对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
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
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学生
们，看着全世界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励，击退最后这一个帝国主义
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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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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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
十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前和现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
也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中国青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国运动的表现。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
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划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
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刺激而有所动摇。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内部
的团结一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这种光明磊落、
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
泛的同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
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
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
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从这次的昆明
的学生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呼吁还是置之
不顾，他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来
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舆论，向反对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
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顽固的人，听到千万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
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暂时藏
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武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
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不敢承认内战；因为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他们要用全
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华北，竟没
有一块干净土摆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在，假如
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书，也会使全国同胞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
活和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造和附会的伎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
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既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
口不符，言行不一，继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反民主的政策，那么广大人
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后，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
啊!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
治斗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么“手榴弹”案，也不只
是一次罢课的“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些能令人民满意的善后办法，惩办真
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么我们相信，学生是可以而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
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
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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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
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
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
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
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
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
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
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
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
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
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
，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
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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