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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页：
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
；“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
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
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
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
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
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
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
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
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
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
“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
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
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
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
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
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
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
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
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
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
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
“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
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
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
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
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
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
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
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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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治者的“进步”·茅 盾·“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
机枪和手榴弹了。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
杀，现在的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而“围歼”了。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
步”吧?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如“碰伤”，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
名的“警句”；其后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人利用”，“别有背景”；但这次昆明惨案除了这两套
老调以外，竟还跳出三个自承如何被“收买”的凶手来了。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我虽然不曾
亲自看见昆明街上以及联大校舍内血肉横飞的惨状，然而读了昆明各校罢联及教职员的各项文告，我对于刽子
手的按语是残酷而又卑劣。这样的残酷和卑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但禽兽中绝无仅有，即在人类中也是少
见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假面具这回是撕得粉碎了。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
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吧!——选自《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
编，原题为《为“一二·一”惨案而作》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
多赘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无寸铁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
残暴手段对付的时候，心里会是多么沉痛与愤慨!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的要
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的赤诚受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
蔑?谁更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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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不能不令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后，那些屠杀青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
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在，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
崇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
局迅速惩办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日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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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党徒为了消灭德国人民的力量，树立法西斯独裁，玩了一个毒辣的阴谋，就是纵火把德国
国会烧了，而把纵火的责任推在德国共产党身上。好了，现在纽伦堡的战犯法庭，证明了主使这个阴谋的就是
纳粹元凶之一的戈林。德国国会纵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现在，戈林自己在盟国审判之
下也没有话说了。其实，“嫁祸”的阴谋诡计，在我们中国，几乎成了反动派的家常便饭。眼前的例子就是昆
明的“一二·一”惨案。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一手造成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武
装屠杀，却妄想抄袭嫁祸惯技；自己屠杀了青年学生，殴打了教授之后，硬把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以为
这样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残罪行，伪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了。让反动派听听纽伦堡的声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
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没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案情，难道任何捏造的谎话，能够掩蔽用血写成的昆明惨剧的事实
吗?!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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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
生的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
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
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
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
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
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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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
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
而广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的回忆：他们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
痕”，想起了段祺瑞时代，想起了民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
中取得教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的么?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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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九日召开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经过情
形，已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
主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
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暴动和学潮”，又说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同
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摧残压迫一切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
演，这种阴谋的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凶恶面目。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民主的人士都指为共
产党，而把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
“戡乱”之名进行内战之实的反动政策。他们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
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揭穿了。现在为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的人士，所
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
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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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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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
交通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去访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
读者和国际青年友人的参考(本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后为序)。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
备哪些条件?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如象法西斯国家那样的)，他们能够
达到预期的效果吗?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郭沫若：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着这几个特点：“1. 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
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
练奴隶。2. 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受。3. 高级教育保
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滥竽。4. 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
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
变态的箝束。5. 尊重学者，保卫师资。6. 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清法西斯思想，共
策人类的和平”。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绝好的证
明。但这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具、化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
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界。”“使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几千万人的血，而且在
战争结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肃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满清入关后统
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三百年，现在却还在受着它的余痛”。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青年思
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式的。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便
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
创造的精神。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
义。废除髯首阉割的奴才主义。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的发展便是最好的领导”。
陶行知：(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甲. 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
集团谋利益。乙. 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丙. 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丁. 使学生打开
眼睛看事实。戊.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已. 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
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庚. 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二)三
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信
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
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
统制的敌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三)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
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
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
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
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 衍：一、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权，让他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
自己的头脑来想的自由。二、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皇
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现
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德国人民不就开始用同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么?三、我以为最
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后让他们根
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地判断。
茅 盾：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有社会这个大圈子。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象有
点机械。但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么线上交切，交
切的角度如何，我们也暂时不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
勾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以欺诈为德行，那么，
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教成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差、尚能灌
给他一点知识，那么，有了知识的他，将来要贪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则
这“好”学校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设备、好教师，还有
好学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么，该青年将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
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
他的“示范”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
配作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
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领
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己不检而且以言语欺骗，其
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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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远：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育方面亦非例外。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
也罢、褐色也吧，或其它任何颜色也吧，都没有两样)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
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手拉住一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把受教育者看
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独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
量去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
但绝对不能为所欲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的)，而只有用说服、解释、理喻的方
法。主与奴的关系，在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何况乎在神圣的教育园地内?其次，和前
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棍棒)
，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
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
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检讨问题和解
决问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在余地的!至于“盖世
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园地之内!极端相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
青年大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么?怎
么样?以及怎么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
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
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
随民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者啊，赶快让给进步
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后知”。既然如此，年长者应该尽量将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后辈。但是有
两点应该认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实验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
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方法，
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各色人材。为青年本身想，
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想，也不应教以同。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
把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
标。具体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求，不能放松；又如教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
不自私，这是基本做人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那就让每个人自定办法。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
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许他服
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式的
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英美苏联等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
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
想是统制的，是屠灭文化思想的。“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端，写着智识分子从此入
口；在狭路的那端，写着智识分子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智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都挤满了这条唯
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这样说。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
教育政策，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效果时，翦先生就说：“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
说，人有恶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
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笑话同样是一
个笑话。”“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还是存在
的。不过淡薄一点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影子。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
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情。”最后翦先生说：“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一不起
来的。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明天的早饭，也就
无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
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
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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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
解，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来决定，那么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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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国现在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原则虽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
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
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一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主国家的教育制度
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
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胜利，主要地是因为英美的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度。那结果，可以在许
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时生活，美国
就可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战斗的力量之一的部
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本的语文
和科学，学到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作的团
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独立思考。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
中，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进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
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一切材料，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
的问题放在学生的面前。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学生们不得不去请教
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后，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后，教师和全体学生
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论，在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后，才得出结论，解决
问题。美国学校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们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
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能
力。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后的二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万以上。
美国工厂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到会在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一
千二百余万人。两年以前，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
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作战所需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
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吨的废铁、废橡
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学的课
程已经改动了，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十八岁的，差不多全部进军队服
役。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象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
它是由负责的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
部份，使学生的知识和品性的发展，成为民族的力量的真正的工具。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
教育。这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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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经停顿很久的复旦师生合组的宪政研究会召开了第七次的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青年
与宪政运动”，同时，并由周谷城教授讲演“青年运动在历史中的地位”。“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
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这
是周先生全篇演说的结论。在结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决条件。有政治民主，才会
有经济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事民族解放的战争，“所以”，周先生强调的说：“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主。”……在说到国内政治方面的情形时，周先生表示他不愿多
说。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连政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
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了。周先生的话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同学起来发言，提
出中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的需要而努力。另一个同学则指出国民大会代
表的产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说：“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天到会
的除周谷城先生外，还有张志让先生，陈望道先生，张孟闻先生等以及同学近千人。那位同学的话刚一讲完，
校长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结论，把这成千热诚关心国事的同学散了。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谁轻轻的说
了一句：“嘉陵江月为谁明!”黑压压的一股人流，静静的向校门外流去。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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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视 青 年
今日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举行青年大会，生动而热烈；一是英国商务部大臣达尔
顿氏的演说，对英国政治有所评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盖居高位者，老年人过多，青年人则殊缺乏展其抱
负之机会”，他要求能重视青年。达氏这种由热爱祖国所指出的批评，我们读了很感动。平常有些人也都说得
出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却未能积极使青年的纯洁进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发展，这实在是
一大损失。这情形实在并不限于某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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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短评194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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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
货膨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策与官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
成民族工业极其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才会
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造谣，认
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目
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
解答了。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
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
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
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
的经济与发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
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
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这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久
之后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解放后，仅仅两个多月，不
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并比战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已达二千
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地的煤矿产量，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
放后都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区工商业发展的特
点，就是在胜利后，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
的工厂倒闭、商号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对照。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记
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
政府人员，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又
如胜利后特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解放区的经济实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
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三)
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
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也一样热心工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
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
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般的通
常发展，而是具有迅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第一，因为解放
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
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经济措
施，例如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取
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款，解决了工商业家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
输事业……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一个真正民主的
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条件，正
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
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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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答根舍·斯坦因问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
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
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
农民生活条件，以至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落后，(这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
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
——《美亚文件》第690～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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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 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
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
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
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
正的市场。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
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华莱士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
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中国农民的基本
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
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
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
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国民党
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
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
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
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
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
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
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
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
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
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
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
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
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
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
一可行的保证。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
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象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
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
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
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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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 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
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政治
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形
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
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
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更落后的情况中。从经
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障……。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业
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
断，自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
中，有一个就其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
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争，因此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
权力而猖獗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的由企业经营
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由此可见，经
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只是有利
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
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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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后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
难中，没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们的一切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
料这一件事上。特权者不承认劳动人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
劳动人民在同样的苦难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缚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其心意和才知。这种个
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文化。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建时代很少
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会有
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至于教授)很难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
格的发扬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力，所得到的一点最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
人的一切都归于命运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后性的
时候，中国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
政治民主，还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提高；就广大人民的要求说，
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没有经济
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
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二 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么现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
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
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
的收获的保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的保障。实行种种
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么?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
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
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产业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侵蚀人民的私有
财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手段来吞并人民的财产
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条件而前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
题。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
在少数独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
分散给众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会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
会主义。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来并吞社会财富，所以
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法。所以实行种
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济民主。——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
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
进税。”——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
民给予低息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
消除对他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
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也
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
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
的权利等”(均引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
范围，但是使得人民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工人
解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竞争”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
么?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
实施这一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
农民的利益，而且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
建压迫的任务。所以中国的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
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
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
植私人资本，正是对中国有利的事。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必然的后果。
固然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力相勾结着的资
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
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后，
就产生了私人资本能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市
场。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
无力实行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独占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后，资本主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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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发展，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
生产力一样。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
的。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不过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
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
位；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后，将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组织起来，提
高其生产力。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过资本主义的
范围，但是和欧美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将按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
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
这问题上半途而废。劳动人民的小私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象在
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以人民
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
形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
主义扩大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完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和
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可能。
三 “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 ：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
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而要根据客观现实，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决定。广大
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苦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
由；农民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会主义的内
容。只有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
毕其功于一役”论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而已。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
是认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性质的革命的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他们就空谈社会化的集体农
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
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断，却自命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杀民营企业。——
这就是许多“毕其功于一役”论者的真象。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倾向于
“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
力，那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所以阶级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
不可能是在资本主义里加上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
的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么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对。假如怕人民，空谈社
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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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
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
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这是为什么边区施
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
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
斗争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削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
点保障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进的时候，这样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
它的彻底实现，是具有怎样伟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
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
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
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
是真心诚意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
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
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
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与债主交租交息，
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享受到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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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实。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
前进。只要是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论是出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
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还给予使用会场与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
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关，组织文化团
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
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
困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
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
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彩!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
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贵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
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质的力量，还将成为
不可战胜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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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人 权
“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
这是二届参议会通过，经边区政府命令公布的“保证人权财权条例”规定得极明白的。但是，在延安，却发生
了不幸的“学疗人命案”：学疗的总务科长、秘书和管理员，竟然把运输员刘世有捆押起来，以致酿成人命大
案。从这事件里，我们看出，我们有的同志还不懂得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码条件；还
不晓得，随便捆人押人是应该肃清的“游击作风”之一。这类违法事情，在边区恐怕不只这一件。我们愿意唤
起社会人士严重注意它的揭发与纠正。让我们共同努力于革命秩序的建立与巩固!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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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昨天本报和别的几家报纸都刊载了一段本市新闻，说是朝天门屠户张德操家在
本月四日被保安队的几个警士借口捉赌，劫去钱财。事后张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个是保长)，
反被拘押毒打。这十几个警士是派驻民食供应处仓库的库警，依理根本没有在夜间侵入民家捉赌的权利。出事
时，当地保长签署证明书，证明张家并未聚赌，且有卫戌总部稽查处水上检查所人员到场目击并无赌具，则捉
赌之说，显属无稽，但纵然真是赌犯，也绝对不能把本人及其街坊和保长一起关在警察局里，毒打成招，而且
还不准其家人探视，比对付江洋大盗还厉害!所以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的。无怪乎张德操的家属和该街居民
百余人要到卫戌总部王总司令公馆门首伸冤，又拦截汽车、呈述冤状了。这样的事也许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
国的普通老百姓受冤屈，被栽诬，遭虐待，简直已习以为常了。但正因为这类事情一向层出不穷，我们更不能
不唤起社会的注意。就在同一日《大公报》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装店被一群也以抓赌为名的军人冲入，损失了
数十万元的消息。军警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而冲入民家，人民有什么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财产可以这样地被
劫掠，还有什么私有财产的保障之可言?对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随便，又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
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财产的自由权利，叫平民怎么能安居乐业?据说，这一案的被害人家属现已
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卫戌总部王总司令对此事也极为震怒，想来法院与当局对于这样一件事，应该能很好的
处理吧。由这一类事件，我们更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旧布新实在不容稍缓了。假如兵士警士在平
日的生活较有保障，又经常施以卫国爱民的教育，经常督责他们以爱护人民为天责，就不至于发生这种骚扰民
间的事情。在张德操家保安队的一个队长曾向到场的卫戌部人员说：“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大家不要为难”(
《商务日报》所记为“我们军警原是一条阵线”)。这话分明是把军警看做是在一条阵线上共同对付老百姓，岂
是卫国爱民的军警说得出口的?又假如现在各方所主张的《损害人民自由治罪法》早日颁布，且根据此法，严
办几次，则虽有不法之徒，也会有所忌惮，不敢胡作乱为了。再假如政府早就宣布的提审法已经实施，并且法
院对平民诉冤给以最大方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为保障平民而设，那么虽有冤狱发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
保障。象张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纸提审状，就可很好地处理了，何至于在今日的陪都
街头还要演出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掷舆告状”?保障人权，严禁非法拘捕，实施提审法，改革司法，这都是
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白规定的，都该快快实现才好。假如实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个个能安居乐业，
免于强暴侵凌的危险，那么民主还是落了空的。所以我们断不能把张德操案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事件看做是无
足重轻的社会小事。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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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国民政府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日，宣布了《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保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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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这个宣布深得各方面舆论的欢迎。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政府当局在抗战中和抗战结束后宣布保障人
民的自由已经有好几次了。远的不说，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当局就曾颁布过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条例，最近
的是在三个月前的双十会谈纪要中，当局又一次表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
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但是政府当局这
种诺言，并未兑现，其中道理何在，现在我们也不必再来深究。无论如何，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一般民主国家
中人民所应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政府无论用什么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国家中是总不
能容许的事情。我们自然希望这回不再落空，当局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不应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条
件，而应立即切实地做到。政府当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其实是不难的事，无论如何，这比束缚人
民的自由权利要容易得多。过去政府当局为了限制和妨碍人民的自由，真可说殚精竭力，用尽了一切办法。既
订立种种法令，使得人民动辄得咎；这还不够，又另外想了许多办法，设立许多机构，以补法令之不足。本
来，在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都是“公仆”，这些“公仆”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可是在中国竟有为数很不少的
“公仆”，专门以迫害人民为本领，难道真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不好么?国家的财政一向都很困难，但在拮据的
国库中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却用来残害人民。譬如拿过去大后方的各大城市都有的新闻检查所和图书杂志审查
处说吧，每一个这种机关中的人员，都比一个大报馆的编辑部还多。现在这些“公务人员”又纷纷到“收复
区”去办同样的事了。而在大后方各地，航空邮电检查员至今还在忙于检查和没收。为了控制纸张、印刷所、
会场、出版所，当局所费的人力和财力更是不可胜计。官办的出版所，虽然出版品不受欢迎，但仍无限度地赔
钱，无所顾惜；官办的团体，虽然得不到群众拥护，仍大量地给以津贴，这都无非是出于包办一念，要使人民
的出版和人民团体活动困难。还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及其所属的集中营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从国库中开支多少
经费。这一切经费从何而来，还不都是人民的完粮纳税的聚积么?以人民的血汗来养活许多迫害人民自由的
人，来创立许多压迫人民自由的机关，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么?当局花了这许多人力财力，究竟收效如
何呢?结果只是证明了一句老话：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到底是不
会在强制的力量下面屈服的，人民的进步意志究竟还是缚束不了的。现在政府既已作了改弦易辙的表示，那么
第一步做法就应该是立刻放弃一切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为了束缚人民自由而设的法律、办法和机关。这
是最不花钱，最不费力的事。只要当局有决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决不象束缚人民要费那么多的手脚，花那
么多的人力财力。蒋主席所宣布的第一条关于“人民之自由”说：“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
民”。由此可见，政府当局也已承认蹂躏人权的特务机关不应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应再有效了。在这方
面，人民也应该帮助当局来考虑，哪些法律条例、哪些措施、哪些机关都是残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一一公开提
出。事实上，人民已经这样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现行出版法应该废除，对收复区的民间出版事业的限制法令也
应该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议的确有事实根据，符合民主的原则，政府就应立即采纳，立即实行。取消过去一切
妨害人民自由的镣铐，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实的开端。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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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
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
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
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
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
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
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
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
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
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
三项人民基本权利。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除了上述三
项外，包括选举权、思想信仰自由等等在内。英美更有其议会等等。就是这样，英美人民也还认为目前的民主
制度缺点还多，还不广泛、不充分，连罗福斯总统也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扩展政治民主，使民主制度带更
广泛的人民的性质。我们在中国谈民主政治，还是把它当作要建树要实现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谈实现民主
政治，不是单纯的因为人家如此，我们也要来搞一下，装装样子。也不是单纯的添为民主国家联盟的成员之
一，不能不急起直追，以便列身四强。主要的还是因为新的民主主义已成为世界政局的主流。如果我们不能实
现民主政治，我们就不能充分的动员、积极的奋战、亲密的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该知道，一个国家在
战后世界民主大家庭里的地位，是以战时努力的程度来决定的。这里说的战时努力的程度，应该包括打仗的努
力和民主的进步。所以，尽管还有人反对民主，民主已经和战争的胜利及战后的和平分不开了。尽管中国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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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要根据实际情形、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可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权利，民主必须以广泛的人民为基础，
却是不能改变的原则。这样，人民必须获得基本权利，并予以保障，难道还有怀疑和犹豫的余地吗?为了抗战
胜利，为了战后和平，为了政治的进步，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
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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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一月二十八日通过废止的三十八种法令中，属于集会结社自由的，有十四种之多。其中应由
国民政府明令废止的有《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
领》共三种，规定由原公布机关废止的还有十一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府及各原公布机关的废止这些法
令的明令。想来总该马上能做到。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些法令要废止，废止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所讲
《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
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
的。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首先，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
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本来集会结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
结社，是无论性质，地点及参加者的职业性别如何，事前均无须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假如参加集
会结社者有违犯普通刑法的行为，则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则，听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我国就与这完
全两样；“各种人民团体组织之成立，无论下级团体或上级团体，均应先经政府之许可”(《人民团体组织纲
领》第四条)。在《人民团体开会规则》第二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每次开会应于会期前将开会事由、时
间、地点等呈请该主管官署及目的事业主管官署……”。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
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可是，现在既然废除了这些法令，那么这种不
合理的“特许”制度就不应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会结社，不受单行法令的束缚。其次，这些法令又赋予军
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所谓《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就是在民
国二十九年为此目的而设的。规定警察可以有权随时命令一个集会一个人的演说中止。又如《非常时期团体组
织纲领》第一条上规定：“各种人民团体，除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政府主管机关之监督外……并受军事机关
之指挥”；同时也有“明令解散”之权。这样，凡主管官署认为不适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难或解散。以如此广
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所以英美警察在平时就根本没有解散人民集会结社之
权的，只有认为某种集会可能发生骚乱时，英国警察才可以禀准内政部，当场宣读骚动法，使会众自动解散；
假如警察机关判断错误，还须负一定责任。美国的法律亦大致如此。显然地，两相比较，英美是合理得多了，
我国的作法是要不得的。这次政府当局既已通知过废止，当然就是把所谓“主管官署”的这种权力取消了，不
再给军警机关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权利。最后，由行政官署委派民众团体中重要主持人员的制度，也是
在这些法令中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和选举
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
派遣人员，比如在《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十条确定：“各种职业团体应设书记一人，以曾经特种训
练合格之人员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职权是：“负推进各该团体各种活动之责任”。这一来，纵然除
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
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了。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
到，在这些法令未废止前，中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既受到特许制度的束缚，又随时会受军警和“主管官署”
的干涉，经常会务也常为官派人员所把持；另一方面在废止了这些法令以后，一切束缚人民自由的行为已失去
法律的根据，那么，人民就应该努力把已失去多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运用起来。我们希望，政府方
面赶快把这些已决定要废除的彻底废除，并且继续审查是否还有别的同类的法令也应废止，在这次决定要修改
的法令中，有三种是关于集会结社的。当局到底准备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布，因为这三种法令原文也有种
种极不合理的定规。如《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中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
可”(见该法第十条)。这和已决定废止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中的规定也是一样的，也应该废除才
好。又如工农组织团体，在《工会法》、《农会法》尚未废除的今天，也照样有法可凭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
们希望彻底废除这些法令的束缚；我们人民也尽量帮助政府，搜集这方面的法令，提供出来，请求政府以明令
废止。在人民方面，在恢复了自由的时候，为了运用这些自由，就应该充分运用起来，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种
必要的团体会社，并且依法改造和充实原有的人民团体。过去的人民团体，内部的组织与人事，可能有很多地
方是不合民主原则的，不适合各该团体会员的要求，就可以根据各该团体会员的意志来加以改造过，使它成为
名符其实的人民团体。集会结社自由的根本权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来了，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它，发展
它，让他在整个民主建设事业中，表现出更辉煌的成果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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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在“呈报”、“审查”的一串规定下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
本市消息 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
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
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
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
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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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释放政治犯
政府早经明令公布释放全国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囚冤狱，未获释放；并且仍有成千上万的
无辜被囚的人，在遭受着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惨遭杀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
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愤!杜重远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闻得羊枣先生含冤殁世，中国呵，你的优秀的儿女究
竟犯了何罪?抗战胜利、和平建国开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他们却竟屈死冤狱，怎能不叫人感到万分痛心!成
千成万的学者、专家、教授、进步的青年，无故被捕入狱，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才高
有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不但不得国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狱，有些害民祸
国的败类，不但不遭诛戮，反而冠戴优加，横行不法。这样下去，民心怎能得乎?我大声呼吁：立即实行蒋主
席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
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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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与 人 权
一 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
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
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定
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
真义，不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
的一般的观点看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
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无意义……。(三)最后而最
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法治的起码要求，
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 真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云南《正义报》：“所谓法治，即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度，这个法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议决的，也就是全国上
下，都要在这个法度的规范之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人不得加以变更”。“我们认为今天问题的关
键，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哪一种法治的问题。因为法治有真法治和假法治之分，这是我们不能不
加以分别清楚的。什么是假法治呢?我们且看封建时代，同样有一套法律，可是这个法律是为了便利控制人民
而设的，皇帝及其特权阶级是站在这个法律之上的，他们可以执行法律，也可以抛弃法律；他们可以创造法
律，也可以毁灭法律。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是他们束缚人民的工具，而他们本身则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
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民主政治之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
几个特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
也为全国上下所一体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
权力。故国父中山先生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
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规范之内，它必须
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改权及废
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
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名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
决、罢免、创制之权。”
三 应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阵中日报》：“厉行法治，先要养成守法的观念及具备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重要，然后有
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够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为真正有价值的法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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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辗转于封建专制的束缚之下，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部完美的法典。……封建时代，‘天下一家’，
帝王为一切人的主上，即区区一个县官，也号称‘民之父母’；‘圣旨’便是法律，‘宪谕’尽成典章。民国
以来，诸法纷立，可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至今没有正式产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则于逐渐养成法
治精神以外，一部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宪法决不能不早日具备”。“抑法治和治法互为因果，不是说法律产
生于先，法治即必然兴起于后，须知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条文，非另有一种制度，即法治和实行法
治所寄托的根本——宪政实行以后，法律固难以发生充分的实效。”“官吏的敢于违法，人民莫从检举，就政
治的角度视之，又为法治制度的根本——宪政没有实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诚为实施宪法的张本。但最
后完成法治，仍有赖于宪政的实现。二者互为结果。也互为前提。”
四 立法精神要大公无私
成都《华西日报》：“要想国民虔谨奉法，必须对于立法与执法的各个方面，均须详为考虑，乃能收效。先就
立法而论，应当以‘立德’作基础。所谓‘立德’也者，一种法令精神，应当以最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出发，而
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时还应当切实体检国民之实际生活环境，勿使法令有任何扦格难通之处。”“其
次谈到执法，政府当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贯彻，某甲可以逍遥法外，而某乙却又
尽法惩治；或者今日之诺言，明日即成废话，而不能使人民发生坚强之信赖，则人民之玩法恶习，必难根除”
。
五 先决的问题是保障人权
成都《新中国日报》：“要变宪政、谈民主，必先要保障人权；要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有一定的法纪，所谓
法治轨道是也……。”“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行得彻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几番条告便可以成
功，便可以使玩法违法者有所畏惧”。“要法轨和人权被尊重，必须人民自己起来监督官吏，必须实现民主的
监察制度。人民一日没有权来监察政府、特别是下级机关的行动，则人民身体自由的保障，虽重申、三申、四
申其法令也是空话”。“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必须先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违法犯纪的事无论大官小官，
人民都不能秉笔直书，把他宣布于报纸，则贪顽之徒，不啻得着了保障，而社会舆论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
…。因之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希望言法轨与人权者同时加以注意”。——《新华日报》
194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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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
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
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
许多地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芫，副业凋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
延，难民流离失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举例来说，湖南本是
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县，遭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
八百多万担，房屋三百多万间，牲畜三十多万头，农具七千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用具损失了一半
以上。安徽全省六十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五十多，损失耕牛近百万头，农具三百多万件。江西、广西、广东
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
言，难民就有三百十四万四千人，伤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万余人。江西伤病的三百五十万，流离失所的达一
百六十多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
知的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
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因；然
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
后，至今已有七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
却还有十一万日本俘虏“却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
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日军在吃老百姓辛
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此外，不是还有待遣返的日侨三百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侨回
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
即真正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
拉去当兵”的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也不从事生产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
后，内战再起，至今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为尤烈，所以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
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
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号，到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军粮二百
八十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
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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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衷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国民党一党专政
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在，
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却须用大
力迅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
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
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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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
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
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
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
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
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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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
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
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
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
点。……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
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
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
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不过为设
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
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
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
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政治方面，在我们既
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
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
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
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讲到政府——象你
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所实
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
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
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
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
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他摇摇头。“我们或
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
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
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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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
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
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
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
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顾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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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
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
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
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
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
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
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
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
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
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
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
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
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
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
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
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
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
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
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
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
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
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
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
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
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
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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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
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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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
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
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
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
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
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
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
决不有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
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
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
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
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
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
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
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
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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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
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
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
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说的新民主义宪政的具
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
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
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
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
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
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
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
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
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
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
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
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
的，但是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
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
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
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
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定，宪政就有了。你们也
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
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
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
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
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
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
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
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
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
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已以及如何装两
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
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
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
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
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
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
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
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
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
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
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
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
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
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
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
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 原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89-698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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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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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能组织成功。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
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
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
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
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
反法律的。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以上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
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不会不尽忠于自己的职责。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
只有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
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
胜利。……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
自由。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
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
的地位。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部分的敌后地区建立。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
“还政于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只是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
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有人
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我们问：什么叫合法和不合法?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应该是为
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础。那末，在敌后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
违法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
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实行
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就应该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并以它作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只能证
明中央政府人员的违法，违反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这个法律基础。中央政府不“还政于民”，不改组为
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违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国的最高法院中，
就有审判这类案件的，在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审判。但这不是中国就没有这种事情，是有许多这种事情，只是没
有人敢于过问罢了。所以，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不
愿意实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暂时恐还难于实现。但是，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则已实行民主化。这
种民主化的地区，应该是新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
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
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
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有人说：共产党要夺
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
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
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
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
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
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
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
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
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
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
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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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
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
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
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
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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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
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
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
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
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
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见《董必武选集》
第11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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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他成立的日子起，一直就主张联合民主政权。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是人家不要
他，而不是他不肯和人家合作。内战时他没主张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主张革命的统一战线政权。廿五年的八
一宣言、廿五年十二月的决议都是说明：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份子，不论他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
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开始以后，这类文件更多了。廿九年毛泽
东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说：“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
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既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
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会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
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不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
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有存在与活动之权。”三十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陕
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上说明：“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
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
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
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拿共产党在政权上的主张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比较，完全一
致，共产党也和孙中山先生一样这样说就这样做：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已实行了三三制。因为他
深切知道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政权，不能发扬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如果某
党派占优势政权就归某党独霸，那是违反历史规律，背叛民众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败。除有长久革命历
史的国共两党外，几十年来屡仆屡起的，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以至其他阶层的民主运动，远之如“
好人政府派”近之如“救国会”“民主政团”以及某些较小的党派。他们的纲领，都是要求“选贤与能”，要
求政权大家有份。他们不赞成“一党专政”，更反对把他们当“阿斗”。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
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
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
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
败。* * *旧社会遗传下的劣性：一，“自以为是”。不管人是否“以为是”而强人是我之是。他不知道世上的
道理，是多方面的人才也是无穷的。“自以为是”即令有几分是而未必能成为天下之公是，而常流为所谓“成
见”。二，“惟我独专”。这是权利欲或领袖欲的表现。生怕人来争权利或者分权，于是排斥、忌刻，甚至屠
杀随之发生。三，“以小失大”，个别利益，包在全体；各阶级党派的利益，包在全民族社会。然而人们往往
见不及此，既然“外御其侮”仍要“内阋于墙”。四，“互不信任”。由于上述三者，造成各党派阶级间深刻
的裂痕，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人家是人，无端疑之为鬼；疑人为鬼自己也变为鬼，鬼道横行，“特务成为国
是”。他不知道，揭开一看，原来不过如此，小的异完全可以统一于大的同。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必
须克服。然后三三制才能实行、才能有实际。* * *政权是人民的，党是人民中前进部分，替全体人民争取政权
的。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为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四万万人找出路，不是为若干国民党员升官发
财。共产党也是一样，一切为着使“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 *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
路的意思”(毛泽东语)，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来有好处；其次，党员很积极，有信
义，站在一切政治斗争的前头，他知道跟着我们党员走不会吃亏。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着，从没
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 * *有些无党无派的人士
特别是从来就屏在政治之外的农民，对于参政不很积极。因而有些人说：不是不要他来，而是他不肯来；不是
我要把持而是他们不提意见，或提的离题太远，然而这，不是不能施行三三制的原因，而是从来没过三三制即
民主政治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人民的：要人民对参加政权有兴趣，只有当权的党一次又一次地把政权公开的
事实摆在人民的面前，要人民知道，运用政权，也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在政权与民意机关中练习。如果说“
训政”尚有某种意义的话，那末三三制就是训政的最好办法。
——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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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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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要有包涵同中之异的度量，和发现异中之同的见解，要有驾御一切
的远见，才能取得一切的赞成。然而一切都归宗于一点：民主习惯，遵守决议，不以私害公。目前民主作风的
养成，共产党员应为首导，一，是共产党员有实力的区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须约束自己。别人对的，虚
心采取；自己不对的，马上改革。追求真理，没有成见。其次，共产党人要知道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不是和
共产党人一样，否则会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第三，要有诚恳说服的态度，要知道有枪的人一句话不谨慎，
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着觉，而勉强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气破肚子。如果说阶级民主今天这样明天仍是这
样，甚至后退；那末，三三制民主，必然是使政治一天赛过一天。因为三三制内包有阶级党派的矛盾，矛盾是
推进机；不进必然是矛盾爆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复存在。前进的纲领与建议，前进的工作效率和彻底
执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营养剂。比如共产党西北局的五一政纲，二届参议会中某些决议和
某些提议，不管提出的是谁，而因为恰合于大多数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见诸实施。于是三三制就
更有力了。因此参加三三制各阶级各党派必须力求进步，否则不会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出色，尤其有实力的党
派，更应提高自己，以党的卓越的政策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加上“开诚布公”，才能保持住与提高其领导地
位。
—— 摘自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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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主。解放区实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
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
让各阶级、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
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
出来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经服务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
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长柳，是救国会派人士；比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
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十八个人中间，只有六个人
是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
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
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
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所提出的意
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够实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政
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
出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
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
普选运动，选举出来的。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
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九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
是共产党员。各位听众!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六个是共产党员，参议会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三个是共
产党员，可见得，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呢?这就是因为
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好让更
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产
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或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三分之一，怎么办
呢?那当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
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
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
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
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
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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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
议会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
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么不
同呢?先让我们看第一种。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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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于这一任务本身的
政治意义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一问题也
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
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痹。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
方面议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
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
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
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模范作用”往往
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
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血
肉相关的“自家人”。第二种怎样呢?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来时勉强，进门
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有跟我
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
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的
进行起来：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解论，照样的“完成任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
士合作，但是实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
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不愉快的客人”。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作，依旧是
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
同了。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
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面，共产党员——首先是被选到议会
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的、深入的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
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
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击，以至一事无
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忆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的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先锋、
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
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
了。党已经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
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
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毫无异议的全体
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
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只
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
气的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
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
要“此路不通”了。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
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
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
式，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
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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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
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
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
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
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
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
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
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
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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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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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党
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
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
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
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政府
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
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
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
错误的。
——《董必武选集》第54—55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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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徐特立·（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
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
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
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
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
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
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
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
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
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
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
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
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
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党的任务是在领
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
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
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
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
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
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
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
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
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
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
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
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
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
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政党以政治
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国际转
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
意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
的任务，也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
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
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
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为他不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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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
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
共产党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
大众和殖民地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
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
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之下，还
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级的利
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
切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
为政党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党的专政
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来执
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
利害上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
是共产党员；一九三○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
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
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
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府办的)。
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
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余；因为政党和政府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
员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加入党，那末，党的组织就会不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
在政府负责，那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在过去苏联红军中的军长师长，不一定是党员，但军队中的政治
委员必须是党员。因为司令员是由政府委任指挥军队的，政治委员是由党委任指挥党员，保证党和政府决议案
执行的。现在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有许多非国民党员，可见以党“专政”不是政府机关都用党员，而只有保
证党的政策和政纲能够实现。怎样实现是要经过广泛非党员的群众，而自己的党员，只是群众的核心。在一个
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众。
政府用他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他的威权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对自己的群众。群
众团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
上三种组织互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
的。
——《徐特立文集》 原题《政党与政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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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
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
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
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因此，
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
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
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
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
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
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
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
未免是空谈了。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
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
民决定的政令法律。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选举的政权，组织了服务于人民
的军队，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教育，就是说，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
上，都已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在这些地方，问题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还政于民
的诚意。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
主。前者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途易撤，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
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
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民主，才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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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民主。这样一来，倒好象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
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
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
主?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民主的正轨是
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抗战八年来，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应得的权利。边区和
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应该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后方和敌占区人民是没有
得到民主的，现在应该得到，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就是阻挠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
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
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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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政府有权，要为群众做事，为群众谋幸福，不应该妨害群众、压迫群众。边区个别地方政府有脱离群众的现
象，这是政府工作中很严重的病态。边区政府权源出于群众，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来的，这已表明政
府和群众关系的密切。政府的行政权，已深入到社会的基层。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
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但这还不够，还要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换他们
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群众才感觉到政权是他们自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群
众对政府的批评也许有错误的可能，政府所做的，也有时为群众所不了解，因而发生误会。这时政府工作人员
必须向群众解释，说服群众，切不可打击他们，更不应当对他们借故报复。我们要相信群众是可以说服的。至
于那些敌探、汉奸、托匪及专心破坏政府威信、妨害政府工作的坏家伙，政府决不能放纵他们，但必须在群众
中揭穿那些害虫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惩治他们，而不是政府简单地判罪了事。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
众的畏惧上，而上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群众一经信任政府是他们自己政府的时候，政府在当地就有无上的权
威。
——《董必武选集》第55-56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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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边区政府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在党领导下工作。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
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们公共生活所必须，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
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
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我听说我们
边区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
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是不对的。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
领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受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拿来作为鉴戒的。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
的政府的法令。如果违犯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为什么呢?因为群众犯
法有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我们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决不能宽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
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从前封建时代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说，从这传说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
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不应当主张比封建时代传说下来的一点法律上的平等更前进一步吗?我
请求边区党通过一个决议，警告我们党员必须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
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毫无例外，而
且要加重治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
——《董必武选集》第58-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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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使中国不能安定?
中国人民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将近二十年的长期专政中，中国的混乱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前十年，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内战。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在抗战的八年中，越到后来，国民党
反动派越是抗战消极、反共反人民积极。日本一投降，他们就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保存的实力大量派出，全国
大打。……长期的灾难折磨着中国的人民，但同时也教育了他们。从二十年来的历史事实，他们深深地懂得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政不改变，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安定，中国人民就永远不可能有好日子。这个真理，不但中国
的人民懂得，而且许多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都逐渐清楚地了解了。现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来养肥自己
的奴才们，才还在那里厚颜无耻地讲他们那个臭不可闻的“法统”。而三国会议的决议，却不但要国民党停止
内战，并且要它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它那个“法统”。然而站在人民的头上、吸人民的血过活的国民党反动
派。并不是轻易地就放弃他们的专政的。恰相反，他们要用各种方法来继续维持他们的专政。内战是一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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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造暴行与血案也是一种方法。今天，中国还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
要变不要乱”。仿佛谁要把中国变得更乱似的。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
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要变又要乱”的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
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乱。与这相
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乱
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
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
安定”。他们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
“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
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过是主观幻想而
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安定”。他们最恨共产党，说
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
是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
稳。满清时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不变。自然，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共产
党，而且是这样成熟与强大的共产党，对于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个重大的阻力。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
就象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的天职。……英美盟邦记者在亲身访问了解放区之
后，或者说：“一切证据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行政是中国最好的”(格尔德：《关于中国的近况》)；或者
说：“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行起来”(费尔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些神奇
的创造不是由于别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地不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特
点，这种精神，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
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
事情，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先锋”。而对于国民党人，则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这样承认，即：“在我个人感觉
到，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有点行，我们的国就不会如此。我们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为人民的
表率，所以我们的党员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并且受人民的厌恶……”(以上均见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总
理纪念周讲演词》)。这的确是两党的根本差别点。这也同时是两党许多争论的分歧点。一个(共产党)，一切为
人民；一个(国民党，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它的目的却是为了维持少数人的独裁，因此它的政策与办法，就是
内战、特务、屠杀、逮捕、抓壮丁、加重赋税、滥发钞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国极端混乱，它使人民极端痛
苦。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
把真正的乱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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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罪恶·门 纳·
有史以来，中国没有一天没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变以至于今日，虽然有了若干次的斗
争，但依然还是没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出现。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会有什么权利与方
便，而青年学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诬蔑屠杀的义务。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标明了联俄联共
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认真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当时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之内，一切爱护苏联、爱护
共产党、爱护农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语行动，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检讨了若干年来革命失败的教
训，又接受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所以要建立党军，因而开办黄埔，号召青年入学，培植革命的军事干部，
虽然中山先生不久就与人间别离了，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血液，还不会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排泄出去。中间经过
五卅惨案，汹涌于全国各大都市的罢课罢市罢工的爱国运动，只有香港和广州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其
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挠破坏摧残。所以当时一般的青年，都视黄埔为革命圣地。尤其是两次东征，青
年们用热血头颅打陈杨刘，巩固了革命的根据地以后，风声所播，全国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黄埔的浪潮，当
时的黄埔当局，对于这些青年，也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以后的北伐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这些
青年的踊跃牺牲。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辉煌殿堂，可以说是用这些青年们的头颅来建筑成的。可是，那时广东
的国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是被认为不合法的。因为国民党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
的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军阀，当然不会承认它为合法，在那时非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要想到黄埔去，也实在
是困难而危险的，稍一不慎而被发觉了，就会走上被拘禁或屠杀的恶运。封建军阀当然认为他自己的这种行动
是合法的，因为他自己是被帝国主义者承认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当时的青年们要
从死里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们的热血头颅来求得民族与人民的生，在他们的踊跃牺牲的精神
下，那些所谓合法的封建军阀们，不久之后，一齐都望风披靡。而从前所谓不合法的广东国民政府，现在也屹
立于紫金山前，一变而为合法的了。这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呢?一方面，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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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惜为国家民族而洒热血抛头颅的青年们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炮轰下关，血洗济南，他
不敢反抗；散布在各地的封建军阀官僚，只要旗帜一换，就可以加官晋爵。他是跪在帝国主义胯下，伏在封建
势力的怀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从前在广东时认为合法的
青年们的种种言语行动，如今又转变为不合法的了。如果这些青年还不识相，还要保存着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
液，还要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话，那就会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大屠杀，枉死城里的冤
鬼立刻增加了千百万。靠青年起家的黄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龙庭上，发出狰狞的狂笑了。可是，算
盘又还打得并不怎么如意。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队伍，又在江西开辟了根据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阎冯之
流，又随时要设法分庭抗礼，“天下”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家”，又靠什么去替他征讨挞伐呢?当然又还是要
靠青年。但是，他现在的号召青年，并不象从前在广东时那样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术了。从黄
埔演变而来的军事学校，四面八方的去开展，用种种方法引诱大量的青年进入这座学校，灌注一些“命令重于
生命”的迷魂汤之后，再替他到沙场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学校中，则党义、军训、纪念周，就是一些麻醉
剂。周考、月考、期考、会考、文凭，就是重重枷锁。党权高于一切，服从领袖，听到“领袖”二字就要立刻
起立致敬。一个天真活泼的青年，受了这样党化的几年教育之后，就会变成死板板的没有灵魂的奴才。如果有
不愿意替他做炮灰、或不愿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现了一点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诬蔑为“共产党”。
被加上这一名词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说，自从黄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龙庭以后，在他所控制下的
全国青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为奴才，便要被诬蔑屠杀而成为冤鬼，当中没有别的路，如果
还有别的路的话，那就是死里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去。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
帝国主义的铁蹄，大踏步向中国前进，国亡无日，全国青年奋勇起来的爱国浪潮，在这个合法政府的法律面
前，是不合法的，“爱国有罪”。木棍、石块、水龙头，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们的礼
物。“攘外必先安内”，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区域内的“安内”的良方，而这些良方又是他自
己和他的主人以为合法的。经过西安事变的当头一棒到芦沟桥的炮声，全国青年如疯如狂地涌上抗战前线，参
加了各种抗战工作，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气，认为“自由”来到了。然而，昙花一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
立，他不曾负担起他应该负担的团结全国青年的神圣任务，反而造成了使全国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
先生当特务，同学如寇仇，制造摩擦，酿成惨案，不一而足。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他们的一切行
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执行严肃工作而使他们看得不顺眼的人们，都被认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营。集中营
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成为大规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这就是高坐在重庆小龙庭的帝王在抗战期内对青年们
所树的德政。日寇投降后，这个合法政府已经无外可攘，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来进行“安内”的工作。在抗日战
场上望风披靡的英雄们，现在一变而成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鲁门赫尔利马歇尔等的助纣为虐，内
战英雄们得意忘形。然而全国青年是不甘心让这些英雄们置民族国家于死地，一齐怒吼起来了。从昆明的“一
二一”惨案到重庆的“二五”、“二八”惨案，中间经过不知多少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所谓合法政府的心目
中，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从黄埔出身的关麟徵杜聿明，在“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开枪的自由”的党义
下，进行了合法的杀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
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
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
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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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不 畏 死.黎 望.
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学人、诲人不倦的长者、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在李公仆先生的血迹未干、全
国人民创痛犹新的时候，又被法西斯特务反动派暗杀死了。这是中国反动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最无耻最卑
劣的暴行；这是反动派千百种罪恶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恶。这样一位千百万人民爱慕的长者，这样一位学行优异
的学者，仅仅是为了执着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就不能见容于中国法西斯反动派。最后是出于这
种最卑劣、最险狠的暗杀行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动派对于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难想见。由于
李公仆、闻一多先生之被暗杀，已经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务狰狞险凶的面目，已经使全中国的人民警觉到，反
动派已经不惜与全国人民为敌，要实施血腥的屠杀政策!一切法西斯暴君的衣钵，已经反动派一手继承下来；一
切专制暴君所不敢做的，中国的法西斯反动派已经完全做了。反动派已经集了一切横暴、险狠、卑劣、无耻的
大成。反动派也许在得意的狞笑吧：可是，别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个李公仆，是一个闻一多，然而继续起
的将是千千万万的李公仆、闻一多，千千万万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镇压不了、也是屠杀不了的；要不，一
切暴君的统治就该永不会动摇了。米兰街头墨索里尼的尸身、柏林城下的希特勒尸灰，该就是殷鉴不远的。在
反动派的眼里看来，大概以为这种血腥的恐怖政策，将会镇压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运动，封堵住一切人民
的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切专制暴君的防堵水流的行为，最终是逃不掉灭顶的命运的。要想这
样来屠杀尽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梦想。人民的力量正如象勒纳湖里的水蛇样，是会在切夫头的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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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重新生长起一个头来的。至于反动派这种自绝于国人的行为，正如象汉朝的郎中主父偃所说：“吾日暮、
故倒行逆施”而已。反动派要想用这样的屠杀来恐吓、来镇压住人民吧，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如果，中国人民在这种血腥的暴行前，对于横逆的忍受到了极度的时候，中国人民将会表示自己的意志：“时
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反动派也就会临到入墓的时候了。在生者的创伤、死者的血痕前，虽然会使一些善良
者叹息、劫懦者却步，然而更多的是使迷茫者辨清是非，犹疑者坚定脚步，而千千万万被死者的血浸渍的战
士，将会跨过死者的血迹，奋然前行。七·一六昌晨五时欲哭无泪中写成
——《新华日报》1946年7月18日
人权和观瞻
中国人的人权，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点保障。抗战以前，成千累万的爱国志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缉；现在政府
也感到这样明目张胆地干，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抗，同时也有碍“国际观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学生、教
师、工人……各种爱国分子的名字都写上了特务机关的黑名单，让他们“自行失踪”，暗暗被杀死，永远没有
人晓得。但是公开的逮捕，还是一样毫无顾忌。重庆市不到一月之内，就有几乎上万的人被抓去，送到师管
区，没有拘票，不根据任何法律，高兴抓到就抓了关起，稍不顺从，就开枪打；还制造了一个只有政府当局自
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为了“国际观瞻。”暗逮明捕，既然都是为了观瞻；那未在黑名单没有取消、非法抓人
的事情没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没有释放之前，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宣布的“保障人权”，不是为了“观
瞻”而做的假幌子。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论无耻主义·舒 芜·
抢劫、放火、捣毁、暗杀，肆无忌惮地做着这一切，然后又掩饰、推诿，尽量地把种种美名归于自己，把种种
恶名归于别人，这是一年以来我们见惯了的现象。也许有人想，这究竟还算知耻。不，不是，这正是充分的无
耻，是无耻主义的基本原则。无耻而成为一种主义，成为一种体系，就不是简单的东西。在那个体系里，贯串
了一个无耻的方向，一切都统一于这个方向之下，一切都是无耻的。他们取美名而避恶名，这并不是尊重美恶
的标准，承认美恶的分别。在他们，这乃是对于客观真理的侮蔑、对于人类良心的玩弄；正是利用客观真理，
骗取人类良心，以保证他们的无耻的存在与进行。当然，“墨写的谎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他们也未尝不
知道。人类良心之终于不会被骗去，他们自己比别人更清楚。然而，他们的谎话还是要说下去、谣言还是要造
下去。所以，连骗人的效果，他们甚至也并不企图；他们干脆觉得骗人都不必要，胡说一遍，仅仅是对于人类
良心、对于这世界上的一切道德力量与精神价值的最卑污的嘲弄。做了那些事之后，如果还真有一点知耻，该
是听到那些美名都不好意思起来、更不敢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吧!然而，迎新送旧的妓女说着坚贞、出卖人肉的
贩子说着义气，当这种时候，这“坚贞”与“义气”，又究竟被变成什么东西了呢?无耻主义者如果也有哲
学，那就是彻底的人类憎恶、人文的灭绝。在这一点上，恰与正宗的法西斯主义息息相通。人类所创造出来的
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是他们所憎恶的。惟其憎恶。所以不仅在行动上要摧毁它，而且在口头上还要玩弄
它。自从希特勒的国会放火案以来，这衣钵传承不辍，由西而东，变本加厉。骗，是没有一个人被骗到的。一
幕一幕，只足以证明他们愈变愈成为非人类，愈来愈没有任何精神上道德上的支持。换句话说，也就是证明了
他们的存在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究竟在不在这个人类的世界。那么，也不必嘲笑他们的宣传技术的拙劣了。
在他们，是只能这样、也只要这样的。
——《新华日报》1946年8月22日
风气·秩序·容忍
读了七月十七日中央日报的《风气与秩序》的社论后，使我立刻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风气
与秩序来。这大半年以来，从一二一昆明的“国军”用机关枪、手榴弹，杀死要求和平民主的学生与教师起，
一直到最近暗杀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先生止，由南到北，由西到东，又由东到南，数不清的打与杀，以及每天都
有的贪污作恶，在中央日报的社论作者看来，算是什么风气与秩序呢?由于老百姓对那种风气与秩序不能“容
忍”，向政府要求过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统治者就认为是“恣肆”；中共不能容忍，要求政治民主化，
就认为是必须“戡”的“乱”；民盟不能容忍，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而被称做“中共的尾巴”，并且暗杀其领
袖；社会贤达不能容忍，赞助了中共与民盟的主张，而被诬为“受利用”，列入黑名单；国民党内的开明者不
能容忍，赞成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即被视为“不稳分子”。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都蒙上了不能容忍的罪，
而反动派则可以下一道密令，叫那些御用的“民意”机关，发出“请求政府戡乱”的通电。于是凡是不容忍反
动派那种坏风气，坏秩序的老百姓、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乃至国民党内的开明者，都在被杀、被捕、被
戡、被排除之列了。曾经有人向中国人民提出“容忍”的忠告，这就是叫中国人民永远作反动派的奴隶的意
思。这是多么如意的算盘啊!
——《新华日报》1946年8月20日
“黑 名 单”·纪 懿·
最近有人偶尔看见了一份后方各大学的“黑名单”，印得很精致，硬壳，封面是全黑色，里面的字，当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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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的了。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据说很少，每个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样，推其意，大概是“共
产党”、“民主同盟”之谓。可见这份“黑名单”不但印得精致，在他们做“调检工作”的时候，也着实下了
一番工夫。可惜的是，它虽精致却不精确，据说依看见的人所知来断，被列入的大都是无党派的纯洁青年。只
是他们平时也关心时事，希望和平民主。于是红帽子一顶就给硬带在他们头上了。民主同盟原是国共两党之外
的党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组织，因为主张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荣冠”。共产
党是“赤”，那么，民主同盟即使不“赤”，至少也是“红”的了。于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内战、要
求改组政府的，就一律归划“左倾份子”，非“赤”即“红”，非“共产党”即“民主同盟”了。黑名单上的
“共”、“民”小注，想来他们也找不出真凭实据来。只不过把不顺眼的、不跟着自己摇尾狂吠的人古脑儿写
上去，再照“不顺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顺眼的当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们这样做，未始不
知是胡扯，然而为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并非干拿津贴，于是就煞有介事似的来了一个分别。黑名单“
史”的考证，无法做到；因非“个中”人，不明“个中”事。可是记得离打国仗前还很久，就听到这个在小孩
子听来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辞了。抗战前列入黑名单的是为了他们要求“抗日”、要求“救国”。抗战中列入的
是为了要求“民主”、要求“坚持抗战”，胜利后列入的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民主”。这样看
来，战前不肯抗日救国、抗战中实施一手独裁打算跟敌人妥协，胜利后要继续独裁下去打内战的，不言而喻，
就是那些制名单、要一手杀尽“黑名人物”的人们了。十八年来。被压死在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计
数，黑名单也不知烧毁多少次又新制多少次。无数优秀青年的性命，就在这“烧毁”与“新制”之间被儿戏般
地断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枪杀、被毒害、被活埋却象死了又复活一样，永远杀不尽埋不完，一批
又一批，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铁”的表象。“黑名人物”正是
锤炼中的黑铁，这些铁块，将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坚韧的纯钢，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单的制造者，终归要被层
垒高堆的黑名单压死。不见俄国的沙皇?又不见希特勒正在忙着印黑名单的时候，自己首先垮了下来?
——《新华日报》1946年7月2日
希特勒的“民意”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
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
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
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
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
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
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
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守法精神不够”论·磊 落·
十四日本市《新民晚报》载：“市政府鉴于各阶层人士守法精神不够，拟于最近召集各有关机关商讨，研究‘
守法运动’具体办法……。”打风在重庆流行，实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够了，但这些违法犯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呢?检查一下：一连串杀人行凶的事件，那一件不是有枪杆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负维持治安责任的人干出来
的?干了之后，个个都逍遥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够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批踏在人民头上为非
作歹的家伙!要谁守法呢?请老爷们说明白点!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6日
奴 才 见 解·田家英·
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觉得奴才的见解常有其独特的地方。秦并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
于是忙煞了一批帮闲、帮凶、走狗之类，浩浩荡荡。除了三呼“陛下神灵圣明，”扬着鞭子，监督奴隶刻石歌
颂功德，这些唯唯诺诺或者嘁嘁喳喳的奴才，便忙着“使天下无异议”，策划“安宁之术”，改官制，严刑
罚，强化特务基层活动，运用喽罗监察网。这里，最有名的自然是“焚书”与“坑儒”。焚书，这在中国“书
缺有简”算是最早了吧，非秦书，皆烧之，诗书百家语钦定不准读，准读的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滔滔者天下
皆是也，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读核准的书，又是要大家都做奴
才。不过，虽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岂非显出奴才身份并不高贵了么?所以站在奴才立场最好的
不是奴化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当掘一个大坑，推他下去。于是便有异议了，秦时当有言论，可惜不及详考，
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张，那宏文是：……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诸生不是所谓“真儒”，而是当时干犯禁令的
人，所谓禁令现在虽无当时什么《出版法》或《检察条例》可资考证，但“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必然是“乱
党和反动分子”，乱党和反动分子不坑，那还有国家纲纪吗?进一步来讲，所谓“儒”……应该是明大势，识
大体——了解始皇从分割中求统一之心，最少是洁身自爱，奉公守法，不造谣言攻势“宣传反动思想”……(《
民意》一六八期)这篇话，给我们活画出横眉怒目，一张吃人血口，这些“乱党和反动分子”为什么不“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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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识大体”呢?我们看到一种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们仰视光明，要挣扎，不安于眼看沦为奴隶。这种奴才
在秦始皇当时是很多的。单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镝，弃市，戮车裂，抽胁，磔等等二十余种，应有尽
有，污蔑人类的刑罚，兽性与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类天性了吗?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鸣
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
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然而站在主子立场又不尽是这样。杀一人
而安天下，统治者自然要为，但是屠戮净尽谁又来作奴隶呢?所以主要的办法还需别来一套，这样，另一种奴
才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李斯就是一个。“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
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这是一种只知助虐固宠、毫无原则的人，他的办法不同的，“分天下以为三十
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吕、金人十二”，对于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现代
话说是“整饬学风”，方法是：统制教授“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特务横行，暗探林立，有言诗书百家语者
“随时报请撤惩”，“士学习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学生干涉行政之风”。总之一切设施不过为着使诸
生与真理相远，与现实相离，将来，理想社会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师今而学古”，恋着过去也为法令不
容，“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诸生为要多少“知”一点去想呢?当然不准。同时还
准备着一套万一要想，也得依着自己的逻辑，避免想出毛病来。自然也有一味瞎想，这就用着第一种奴才作为
补充，开除，思想测验，失踪，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始皇用着这两种奴才，是成功了的，诸生
在欺骗、压制之下，触不到新的现实，听不到新的声音’“由聋而哑”，缄口结舌，最多也不过偷偷在石上刻
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类征服下来了。但是李斯之流却没有看到另外还
有力量。这决不是国治天下不平了。事实的功德圆满却是与原意相反，统制是为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
无穷”，可是还来不及“把‘诸生’改为新的名词”，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
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
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若问秦并海内，兼诸候，南面称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为什么被一
批乌合之众，一群死囚，几根木竿，乱者四应，秦的政权摧枯拉朽，统治立摧?贾谊说是“仁义不施，攻守之
势异也”!“仁义不施”：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
役，纳贿，贪婪……天下大乱，更加甚的常常是这些谋筹划策，唯唯诺诺，或者叽叽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报》 1941年12月8日
今 与 昔·田家英·
“能忏悔的人”，据说“精神是极其崇高的”。最透底的忏悔是从新的做人，斩犯绑赴刑场，为了表示不甘屈
服，总得大叫几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快刀从头颈飞过，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长，二十年后依旧
是钢筋铁骨，依旧是一条好汉。这方法在中国，流传是颇广的，而且越来越高明。不甘落后的人加以研究，觉
得二十年毕竟太长，麻烦得很，于是另有新法：赶紧“贷款”，赶紧入党，赶紧做好汉。然而，精神崇高的好
汉们，也自有其内心的苦闷在。“反动”已经变为“革命”，旧英雄已经装成新英雄，“名缰利锁之中”，“
鼓舞喧闹之境”，耍猴儿戏的最怕人揭开面具，望着他毛茸茸的脸皮，问起如何前后不符，直弄到腾挪不得，
触及隐处，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当今天的看”。这就是今与昔的差异。自然，消极地
表白终究不算善法，一来为了体面尊严，一来为了证明自己从“不知道‘转变’”，聪明人往往就会把过去说
得含混模糊，或者把旧帐陈迹扮饰得雪白莹净，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这类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单看
每临纪念，报纸期刊上总常有许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过领饷作事的编辑，诉说他一直
就为新文化战斗，但弯子一绕，又在另起炉灶，从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几位教授文人在作“光荣的回
忆”。甚至连郑学稼、梁实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制旗帜，贴标语”，使用过“唤醒沉
醉的大众的手段”!结论如何?不过从“五四”证明“学风”的亟待整顿，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引文均见《中央
周刊》四卷，三十八期)原形也正在这里躲闪不开。战士闯将与吃肉吸血的帮闲之间隔一条多宽的鸿沟，但事情
却偏会作弄，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与昔有着如此的差异。“觉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
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这精神是不错的。但却必须是大体上能明是非，辩黑白，至少也本着良心奔赴
去路，倘若仅随势力旋转，为了津贴领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两下嘴巴，淌几滴眼泪，用歪曲来证明内心的
忠诚，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险恶的构陷，把世事涂饰得漆黑一团，以之骗人，兼骗自己，这就比之简单抹煞历
史，更卑劣得多。不过，这卑劣中却仍然存有点“古道”在，因为究竟还承认有过那篇帐目。照情形看，“做
人”的方法愈来愈为精进，恐将不久，好汉们连“改帐”也嫌麻烦，干脆算盘一响，帐簿一翻，就把两眉一
横：“那是我?——我一直就在这边。”在好汉们身上，今与昔是难于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
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鹰，作虫类。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
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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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
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
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
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
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
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
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象我们不
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
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
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
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
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
必要的事情。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
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
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
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
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
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
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
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
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
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
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
斯分子不得入内。”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社论原题《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罗斯福总统在其致美国第七十八届国会咨文中，提到了美国国内右派反动分子的问题。他说：“真的，如果这
种反动发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们又回到一九二○年后的所谓‘正常’时代，那么，我们敢断定，我们纵然
在国外战场上克服敌人，但在国内也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罗斯福总统在这里不但为美国国内提出了右
派反动的问题，而且为其他许多国家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我们敢说：许多重要国家国内的右派反动问
题，决不止于是一个国内问题，这必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由于一个国家在国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因而
它在国际间也必然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不能为民主主义的支柱。以故目前讲求国际民主的人，首先就要
讲求国内的民主。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
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因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法西斯主义。罗期福总统主张免除恐惧的自由，应
当首先解释为把法西斯的威胁和恐怖加以彻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国家国内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彻底免
除，那就等于整个国际间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解除。无论国内的民主也好，国际的民主也好，都要从本质
上表现，形式是次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民主就是人权。人权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权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权利。
人民无法行使权力，也就无法享受权利。目前测量民主的程度，不仅是拿享受权利来做标准，而且是拿行使权
力来做标准。我们不要以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只
有实际行使这种权力；才能叫做享受权利。在这次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在英美两大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
人民都感觉到他们国内的民主非常不够。罗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认一个《第二人权宣言》。在保障人权方
面，我们中国更应当与我们的伟大盟邦——美国——竞赛。再者，民主与和平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说，国内
的民主与国内的和平是密切联系着。同时，任何国家内的民主与和平又与国际的民主与和平密切联系着。我们
中国今天与英美两大盟邦比肩作战。……因此，也就是为了国际的民主与和平而斗争。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社论
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近来，各地方谈论言论自由的很多，这现象该值得兴奋和鼓励的吧?!这无论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这样的需
要，都认识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访英团回国之后，王云五先生谈到过英国的言论自由等问题，我们已经评
论过了。那天在国民参政会上，访英团也作了报告。其中说到：“英国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各地报纸向来很发
达。”这句话在我们读了之后，真是感慨颇多。原来报纸发达，是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言论自由有促进报纸的
发达，又由访英团加以证明了。舆论没法蓬蓬勃勃的发展，这对舆论界是件苦事，对政治却是个损失。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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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都是老生常谈了，可是谈到言论自由就总会联系到。问题还不只此。访英团还提到英国文化界希望加强中
英文化联系，特别注意交换教授学生及图书等事。这是很重要的。正象访英团所说：“双方应即积极推动。”
英国既“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学术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么，交换而来的教授和学生，正是思想自由和
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受过任何限制的，言论在战时所受的拘束是也与平时差不多的，
这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得惯过得惯这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欢迎他们来，是欢迎他们到一个民主国家来，在他们想
象中是和他们本国一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怎样才能让他们证实这种想象呢?怎样才能使他们有“和在家里一
样”的感觉呢?反过来说，英国既认中国是民主国家，一定希望中国的交换教授和学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
神，也能表现出中国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这些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
化。也必须有民主自由，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进，才有意义。写到这里，可以举一件小事情，说明没有民
主自由，是阻碍国际文化合作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国留学生监督控制学生思
想的办法废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和学院读书。这显然是因为思想言论自由是美国的民主传统，
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国家亲密团结的时候，不能不对违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议。虽然这项要求，政
府是否接受，还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各国就该严重注意了。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国际文
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则，就是说，这种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义为共同的出发点和基础，民主国家只能帮助民主
国家，也只能向民主国家获得帮助。从国内人民要求、国际潮流所趋看来，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
不赶快从原则的讨论，走上切实的现实了。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社论
美国国庆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日――独立纪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国人民发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独立宣
言》，从此展开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独立战争。为《独立宣言》中“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
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国人民，历尽困难挫折，奋战八年，终于赢得了民族革命战争，如列宁所说的，是
“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独立宣言并昭示我们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不可分离的真理。
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独立宣言》、消灭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
奴隶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逊，黑奴解放者、穷木工的儿子林肯，领导美国反法西斯战争、倡导四大自由的罗斯
福，就是代表这一独立宣言历史传统的美国人民的领袖。中国人民歆羡美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传统。百余年来，
中国人民不折不挠地为自己的独立民主自由英勇奋斗，并经历了自己的“独立战争”――抗日战争。由于今天中
国的环境与一百七十年前美国的环境不同，在中国人前面，不仅有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
因此中国人民在百年艰苦斗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没有能够向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迅速实
现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今天大半个中国的人民正在呻吟与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虐政之下。这个政府，正
如美时代杂志记者所称呼的，是一个“恶政府”。引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一贯地追求同一目标的
一连串的虐政和篡窃，证明有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之下的阴谋。”《独立宣言》中说：“推翻这样的恶政府，
并为人民的日后安全设立新的保障，就成为人民的权利和天职。”可是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宽大的。今天中
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恶政府”，并不运用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权利和天职”，而只是
要求它放弃“绝对专制”，经过和平的政治协商方式，把现政府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
人民这样仁至义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发动大规模内战，就是加强特务恐
怖，就是血腥镇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就是不惜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它的“绝对专
制”。对于中国这样也“恶政府”，美国当局方面采取了什么政策呢？谁都知道，美国当局今天的政策，是无
条件地以强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有恃无恐地坚持独裁内战，陷中国于内战、恐怖和贫困的惨境。美国当
局，除了已经进行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如以大量物资供给、装备、训练、运输蒋军，替蒋军护路、筑路、
保护港口、长期在华驻军等方式助蒋内战）以外，还向美国国会提出军事援蒋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将破坏中
国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而且将使蒋军完全成为外国的附庸，将使中国变为菲律宾第二。这就是说，美国帝国
主义分子，通过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企图使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尝受殖民地奴隶的滋味。这
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美国人民是不难了解中国人民这一正义的立场的。他们一定会设身处地想一想：如
果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受另外一个外国的统治，继续殖民地的生活，那么美国人民能不能
忍受呢？显而易见的，美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忍受的。林肯有言：“我几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当做奴隶主。”但
是在今天美国，却有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妄图做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奴隶主”。无疑的，曾经饱尝过殖
民地压迫并从这个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美国人民，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争取独立、自由、
民主的斗争，是一向具有热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恶政府”所统治，那么
中国不会有和平，世界也不会有和平，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对美国人民的灾难。因此，美国人民
对于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想做“奴隶主”的企图是痛恨的。美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对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运
动正在增长；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宣言、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纽约分会的反对使美国陆军训练中国
军队的决议和德拉西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已。际兹美国国庆，我们除向美国人民致热烈的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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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外，并号召他们发扬独立宣言的光荣传统，一致起来制止当局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
军火，要求当局立即撤回在中国领土上的海路空军，要求政府和国会撤销军事援华法案，迅速改变美国现行对
华政策，这样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能够
不断增进，中国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能够在平等互惠原则下日益发展。我们中国人民坚信：我们争取和平民主
与独立自由的斗争，必然获得美国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有力的声援，正如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人
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战争中获得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的声援而阻止了英国当局的干涉
一样。中国人民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坚持不懈的努
力和世界各国人民运动的声援下，不管还有许多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
我们的正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7月4日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
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
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
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
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
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
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
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
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
版自由的节日。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
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
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
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
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
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
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
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
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
“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
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
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
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
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
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
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以为今日
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
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
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
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又一千零三
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
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五百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
批特务混入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面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
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
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
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
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
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
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当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
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舆在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
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
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丧民族元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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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
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
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综上以后，
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
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是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
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
蓝本。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
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
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
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
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入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
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
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今天
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
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死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
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被丧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
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
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
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
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
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
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
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9月1日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全国工业协会亦于日前举
行座谈，提出很多极其宝贝的主张，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实在是一件使人十分兴奋之事！今天经济界
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并不是偶然的。抗战打了八年，后方的生产事业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缚之下，半死
不活地在挣扎着。胜利到来了，一些硕果仅存的工厂，不但未曾复醒，反而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遇到更严
重的灾难。中小工业不要说，就连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亦在这个时候，颓然
倒下了。政府对于这个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购生产的贷款，变为收购机器和设备的贷款。这种办法意味着当局
所着重的，不是怎样为工业界打开一条出路，而是乐于为他们送终！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垮了不要
进，有强大的外国资本可以来中国投资；中国的民间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居高临下与外国独占资本结不解之缘
的官僚资本可以在各重要生产部门勃兴起来。在当局的这种打算之下，中国民族产业的生存自然发生问题，也
就使他们不能不起来抗争了。“苦干不问外事的作风走不通了（李烛尘先生语）。”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使人
担心的。官僚资本和外国的独占资本贪婪地进行无情的袭击。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原来是以轻工业为依据的，
但现在收复区中的棉毛丝麻等，几乎全部国营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谓国营，其实就是官僚资本的“官营”。
因此，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工业将来会变成日本那个样子，全国的经济命脉由几个大财阀所独占。这种看法自有
其中肯之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战前的日本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个大财阀并未成为另一
个国家的独占资本的附庸。中国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离开外国独占资本之支持，则中国的官僚资本是
不容易发展到支配与操纵地位的。所以假如继续在买办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国经济就可能变成日本和印度的混
合体。中国将要走什么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或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
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中国的人民大众（连民族企业家在内）争取前一条
路，而少数反民主的买办官僚，则想把中国拉回去走后一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和中国的人民站在
一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
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二个月前，周恩来同志在星五聚餐会上亦指出：在这三种资
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要反对的是
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与侵略资本。（反对侵略资本并不就是反对利用外资，我们是在不妨害中国主权之下，欢
迎外资的）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态度，是和全国经济界（特别是民族工业家）一致的。或许有人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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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的主张，当作在野党的宣传吧，过去数十年的教训，特别是当局这种“说的
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训是这样的，诚然使人民对任何人不敢轻信。我们的的确确认定中国必须发展私人
资本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处处着眼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广大的解放区
中，新的富农经济是在农村中发展起来了；一些地主的资金转移向工业投资了，中小型工业大量地在每一个角
落长大起来了。我们在民主的解放区中已经这样做，我们决心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各地去。如果没有国
民党当局的内战与封锁的话，我们是欢迎后方与收复区的经济界人士，去参观，去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
的。正如政治一样，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转扭的关头。我们欢迎产业界的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经济民主
而斗争；我们欢迎全国经济界的人士在会外在各地为这个问题而努力。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见解差不多是完全
一致的！一个政治民主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个经济民主的中国。我们将同心协力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2月31日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
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
更加盛大。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
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
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
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
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
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反对法西斯，不仅为
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
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
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
人类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
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
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
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
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
“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一宇”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
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
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
于此。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
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
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
全人类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
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
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阵营之内居然有人
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
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
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滥调。这个中国式
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
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
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
革命之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
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
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
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
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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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诬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诬蔑了中华民族。我们庆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
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
劫不复的地步。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
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
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
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
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
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
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
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
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
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
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
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
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
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3月14日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根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宪政将在抗战胜利一年以后再实施。也就是说，至少今后数年中，还是国民党
执政的时期。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还是时时刻刻关切和需要民主的。蒋夫人前晚在蒋主席招待国民参
政员的宴会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国的民主精神，带给了国民参政员，并且也提到中国需要的民
主精神。报纸上登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很值得注意了。的确“今日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
思想，一种是轴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这两种制度和思想是对立的，尖锐地在斗争着，而且是一场你
死我活的搏斗，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会逐渐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
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戏，是对法西斯的掩饰，是对民主共和的讽刺，那还是法西斯，同盟国
也是一样反对它的。我们中国既然列入民主国家的阵线，就要认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我们
反对轴心，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关于民主精神，要说和可说的话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讲几点意
思。蒋夫人在报告中说到“民主国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后，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时，她还提到
对政府事务要常加批评，这种批评，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必须于批评之后附以改正的具体意见”，“使政
府接受意见而有所遵循”。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要这样，就须关联到几个问题：首先，人民要有意
见。这是不必多加讨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因此总是有意见的。好的，它们
也会称赞和鼓励，坏的，它们也会批评和指责，而且，也会提出意见来。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
，这点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人民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没有地方说，或者没有办法
说，那就谁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无从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说得出说不出，还要政府
中人愿意知道才行，否则虽然人民的意思到处都是，应知道的人却还是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说
话，政府鼓励人民说话，热诚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后，人民敢说，政府愿听之后，还要政府积极
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实现蒋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应予
注意和解决的。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再着重的提出以前曾经提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
尊容人从善如流，过勿惮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过深思熟虑后，
提出对政府事务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同时，也要愿意不掺杂些毫成见的容许别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固执
错误的措置。应该勇于改过，不能一误再误。而正确与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后的依
据。蒋夫人提倡负责的批评和负责的接受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意见。我们愿和全国舆论界一道，欢迎和支持
这个意见，并尽力协助政府采取具体步骤，使之实现，培养起民主的冯起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3年9月22日
国父诞辰纪念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
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顺应世
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形，不断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这种充实和发展，都
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可寻，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并决定于人民。国父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坚决的反对过
陈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过一切军阀专横,也反对过段祺瑞做了执政
后召开的善后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不是他所主张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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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军队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民主的选举出来的。国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断的采取了很好
的政策，从对内到对外，从国民党的改组和与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结合，以及与革命政党的联合，到确立对
外政策，着重中、苏亲密邦交。国父为了他的这些主张曾经以他的伟大辩才折服那些怀疑的人，也以他的伟大
的人格，感召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斗争精神，责斥了一部分反对的人。国父的主张终于是胜利
了！事实也证明了国父是完全正确的。国父是中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是中国认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灯。
现在，我们应再对国父的遗教，作进一步的研究。国父对人民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曾经不惮烦的说了又说，解
释了又解释。他问：“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为基础。”“现在中国号称
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是以人民为主。”这就是说，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谈建设则
已，要谈建设，就一定要“以人民为基础”。尤其是在政治上，国父曾经这样尖锐的提出人民为主的问题：“
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见国父演讲＜
释自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这样的民主思想，是贯澈在国父的每次演讲和手拟的每个文件中的。解
释什么是政治时是如此，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为一切平民所公有时，
也是如此。所以，国父对民主政治总说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总千叮万嘱的说：“夫主权在民之规
定，决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和求其实现的。国父对民主政治有这样明
确的定义，所以他对人民参加中华民国的建设具有莫大的热烈的希望。国父不怕人民，不疏远人民，相反的，
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动员人民。而国父在对政党问题上，也有其民主的独到的见解。国父说：“政
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时，则立于监督者
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国父主张多党并存，并确定了在
野党的监督地位和纠正的义务，协助的责任。同时，更对什么是“良政治”“良政党”有这样的指示：“能使
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党乃为良政党”。而国父对政党间的竞争，是
非常重视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又是以谋国家之进步国民之幸福为唯一中心。国父说：“谋以国家进步国民
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其他则为私见，“因此而生之竞争，是谓党争。”其他则为私争。“党争可
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以上均见国父所撰＜国民月刊出世辞＞）国父在这
里，用极简单的话，把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运用，阐述得很具体而深刻了。在这个原则之下，国父还曾
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样具体的问题，提出了指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体系之不同时很明白的。然
而两者对今天中国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国父看到了这点，才肯
定的说，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这些问题，在今天来重新恭读国父遗教，是更有实际意义
了。我们的抗战，正处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同时却也还有一段极艰苦的路要走。只有团结，才能渡过这
段路程，在纪念国父七七诞辰的日子，全国一致来重读国父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并努力实行，实为加强团
结，克服困难，走上胜利的顶好的办法。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2日
民主原则·张申府·
差不多很象桃乐娣·汤普孙女史新近所说“有一种绝对的逻辑在历史上”，几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
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当然在这些道理是什么，有多少。一切学问，自
哲学以致科学，所从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这些道理发掘出来，而且弄个清楚，说个明白。同样，也象尤里
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说的“达尔文拿他不多的几条原理把人与所有别的生物都联络在一个必然与变化的共同之
纲中”一样，世界随时都有个大势所趋，为任谁所不能逃。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
就是民主二字……这些年来，对于民主虽然有种种看法，种种论调，但现在联合国方面却公认为这次之战争是
争自由与民主之战。所谓法西斯，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与自由于民主整整敌对的，都是与自由与民主势
不两立的。而且凡是压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讲理性的东西，不管有多少样的方式，都可归入法西斯的畴类。法西
斯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同时是极端封建的、落后的、倒退的。这也是今日所有进步的懂得民主的
人士所能公认。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么？这也不是的。现在所求的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
民主可以进步，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发展。现在许多人都晓得了：要想安全，必须进步；要想稳定，
必须向前发展。盯衡全局，观察世论，很可以看出，有好几点是现在世界许多人都同意了的，或认为无可如何
的了：第一．现在是正过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人民的革命的时代。或者甚至说，这种革命是人民
的，而非一个阶级的。第二．民主必须扩张，必须由仅仅政治民主扩张到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如经济上社会
上不民主，所谓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说，非整个民主即无民主。民主决不等于代
议制或放任主义的经济。第三．“经济人”要代以“社会人”，经济人的时代要继以社会人的时代。社会必须
是有机的；必须不是各自为富，而是共同谋福的。因此有人还说，今日的民主必须是“有机的民主”。如果孔
子曾以仁为人类关系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为界说，那么，道路不管还要怎样曲折辽远崎
岖，人类社会究已在向之而趋。这一层是与前层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种情形。第四．社会各方面，特别象经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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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科学方面，设计或计划化Pranuing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这也可说是与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设计
或计划化其实并不违反自由民主，宁可说是自由民主更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或更好说，设计或计划化可以使得
自由更圆满地具体实现。当然，要圆满作到民主的设计或计划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条件。第五．战后必要有一
种国际组织。有的且说，最好即以今日的联合国为基础。关于战后永久和平的计划，近年真是甚嚣尘上。连带
地，为从一种根本克服过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精神连锁的国际大学，也正为世人所注意。只
是关于那种国际组织的如何构成，如何产生，尚是众说纷纭，难衷一是。与我最同心而非开玩笑的罗素先生今
春在一篇美妙逻辑切实周到的大文＜战后世界的若干问题＞里曾郑重地说：“开始的国际权力机关应由合众
国，大英共和国，苏联，与中国而成。它们四国应结成一个随时可以邀请别的国家加入的联盟。”读来最足令
人兴奋。总之，仍沿旧日的此疆彼界，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为战。各自为治也明白是不行
的了。民主必须兼是国际的。凡此种种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势所趋的一种意义的根本方面。本来，纵然今日全世
界真觉悟的人还不太多，就是许多觉悟的人觉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数人都已觉悟到了几千年前已经揭
穿的一种情实。那就是：人与人差不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
长的高一些，看得远一点，早一点。有的看得早一点，也就说得早一点，因此常会招出横祸来。有的则有知也
有养，虽看到了也不说。现在许多人都觉悟到了：将相本无种，舜时任，予也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得限定
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许“由”不许“知”么？而且人与人虽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国的古调，尤其具有现代科
学的事实根据。在这种情形下谁竟还要我智自雄、唯我独尊？致落得枉费心机，徒劳无补。法西斯的种族论固
久已被世界的人类学者与生物学者驳得体无完肤了。举一个绝重大的东西，当然是众擎易举。对着一个明非个
力所能胜任的东西，也一定不会有人偏偏要独力支撑，而不虞举鼎折膑……众力成城，众口铄金；耕常问“
奴”，织当问“婢”，本也是流传至今犹可记取的中国古训。说到中国，民主几乎成了今日的万应方。在这个
由世界的大势以致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
中国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会别的许多方面，实在无
一不需要民主，无一样没有民主能够解决其困难。国家有困难，当然应有全体国民来担当。但如使其与闻一且
有关情形，使其对一切有关事情都有置喙之机遇，都有尽力之机会，纵令担当困难，忍受痛苦，也当可以心甘
情愿。人总是对于自己有权过问的事才最起劲。而况是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事。民主决不会就妨碍集中领导。
反过来说，也一样。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应实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缘由，本是为的民族，本
是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难。本是为的实现最圆满的民族统一。而具体言之，实在尤在为的动员，尤在为的发
动一切人力以及物力。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对症药，也就是主要因为这个。实际上，
今日国内有些地方试行民主，传说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战上、经济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会关系、人民生活
上，据传都有不少的成绩，至少大部分也当是由于这个。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动员了民力；弄机会使大多数人
民都自觉了的缘故。去年十一月英伦名流、学算习律出身的经济学家、牛津大学院长贝维里治·威廉爵士提出轰
动全世界的社会安全计划，所谓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他本认为应该怯除或攻击的巨恶共有五项：穷、病、
愚、脏、闲。这五恶在中国岂不更要用大力来扫除。以贝维里治博士特认为根本的末项，闲，而论，试问在中
国今日这样需要人力的时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当，以致许多时间精神，都白费了！汰
太（或汰汰）与废费（或说废废），实在同属人类最最重要的问题。不要闲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经济！但
这决不是一般所谓做官或出仕的问题，且也不仅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问题。实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发展
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使一切人潜藏的才干可能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实现――这就是今日所谓民主的根本精
义之所在。用另一个说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两字）。假使，根本上，没有言论自由出
版集会结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但所谓自由并不只是让人人随便，解脱一切要
不得的情事，就像贝维里治的五巨恶，以及忧愁，危险，或如罗斯福所说的匮乏与恐惧，等等。而且更要给人
人以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尽量地发展发挥发皇其才其力其业。――推到极处，两层本也并无二致。也可以说，民
主的出发点就是集体，就是与人为善，也就是认人人都可以为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
一人不得教养，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于身，一货委弃于地，一贤一能不见选，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为
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那么，在今日中国，谁，什么党派，怎样作法，在原则上，最有使中国民主的
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备三个根本的条件。第一．必须是中国的。――这些年来，许多方面都有“中国化”的
呼声。似乎直到今日为止，在这方面并没有很走上轨道。但是如果在中国，对中国事，而不由中国人以中国为
第一位；所采取的办法不扎根在中国的本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必不免多少隔阂。如此，要想把中国整好？究
竟是事实上难以置信的事。文明犹如酿得好的酒，文化则如多年的陈酿。一种文明几千年蕴集下来的气息，本
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杀。不过，中国的优良处究竟是些什么？虽还不无有待于理董，有待于表扬，但关根本总
目，倘有虽流行而实不伦不类、不合中国真正传统与时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矫而正之。消纳世界一切有
价值的东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属绝对的必要而分当。第二．必须是独立的。要想国家（民
族）独
团结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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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合并了七个关于巩固团结
集中人材增强抗战力量的提案，加以审查后，曾经过相当剧烈的争辩，可见全国忧时之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与
关切。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
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
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
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
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这条治标办法的重大意义，
也就在这里。无论什么条文，它的价值要看它的实行程度怎样，否则它的作用将等于废纸。全体参政员是怀着
无限的忠忱与热诚，全国人民是那样焦急地渴望着这一个足以转移我们祖国命运的办法能够快些实现，过去一
切足以妨碍团结与民主的设施应早日绝迹。我们的政府不应漠视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也只有依靠着精诚的
团结与广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够强大进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伟大任务。为了实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
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应该在严重的民族压迫横加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消灭内部妨碍团结的现象，
因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摆在眼前的明显的
事实，虽然它军事惨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但我们应该认清在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
中，脱离了广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是对抗战不利的。仅是在消极方面停止对抗日的人民、团
体、党派的各种限制、取缔是不够的，虽然切实做到这一步已经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努力，政府要更进一步的造
成全国人民能够在法律上获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保证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
等。什么是“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体内容呢？这就是说，全国抗日的人民要有发表自
己意见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自由，召集动员民众来抗日的各种会议的自由，研
究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种政治理想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自由。全国抗日人民要有参加抗战工作的
权利，保持自己职业独立的权利，督促政府帮助政府的权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们的权利不能被
剥夺。除了有真实证据证实了是犯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来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权
利，是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
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
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
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因此如果组织对于任何抗日党派的阴谋破坏、
暗杀、囚禁、逮捕抗日党派的人员，暗中限制取缔抗日党派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决不应有的行为，而且应
受到全国人民严厉的制裁。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我们整个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们应该
一样的被珍视爱护，受着同样的待遇。不能够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而对一些抗日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加以歧
视，或给予许多困难和牵制。这种情形今后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依靠了
民主政治才能够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准备着在适当时机来到时对敌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团结与民主，这
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节选）
目前，太平洋战争正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而希特勒又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此形势下，民主
国家用什么力量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呢？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民主国家伟大的物质力量，
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和尽量利用这些力量呢？“政治重于
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指导战争的是政治，发动战争力量的是政治。目前的世界战争是侵略的法西
斯主义与反侵略的民主主义两大阵线间的斗争。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后者的力量是
建立在进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发动战争力量的推进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民主国家的武器
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根据在哪里呢？首先，从战争的性质上说，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与民主政治
不可分离的。因为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如果不动员全民族就不能抗战，更不用说胜利；而要动员全
民族就非给民众以民主权利不可，所谓“民主动员”就是这个意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全民族的命运，决定
于全民族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启发和坚定每个人的战斗意志与发动和
组织每个人的战斗力量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些，却是以民主权利为起点，以民主政治为推动机，而最后则以
民主政治为归宿。其次，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从世界政治发展史而言，正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进步的民主
主义的斗争，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阵线与民主争先早已壁垒分明，尖锐对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
治是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明白指示：“现在是什
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
造就出来的。”“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
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
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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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争。”（见＜民权主义＞第一第二讲）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是世界
政治发展的潮流（被略一段）。第三．民族战争之进行及其胜利，必须以民族团结为最基本的条件，而民族团
结又必须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顺利进行与完成。以我国抗战，而言团结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
“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国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
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
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
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都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
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就国际的反权利的团结而言，
也以民主政治为它的基础和前提。今日反权利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不管其民主的内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显
明的。然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还是宗主国与属领地间的团结问题。无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宗
主国与属领地间可以而且应当团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
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就必须以减轻和适当调整这些矛盾为前提。而要作到这点，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宗主国必须
改善其旧的殖民地政策，采取开明的新政策，就是说给殖民地以民主自由，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动员他们。罗
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条是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而民族自决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要实现真
正的民族自决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第四．民族战争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然而要作到真正的
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只有经过民主的动员才有可能。所以民主与动员，民主与加强战争力量是分不开的。去
年我国国民参政会通过之重要决议案“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就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动员和加强抗战
力量的有机联系。大家知道，我国抗战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实意
义和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抗战，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自
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扫
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 ……有人以为国家在对外抗战之际
就要缩小民主(被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这不仅从理论上言，正如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指出“
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而且在事实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的。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说，远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专制
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最急进的民主派，给予了民众以民主自
由，因而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斗争，所以获得了胜利与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它之所以获
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打退了列强的武装干涉，这也是因为俄国的革命领导者与革命政府真正赋
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因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战争，所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成功。其
次，以最近的事实来说，当太平洋战局形势严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军事失利，于是在英国国会中和舆论方面
引起了英国政府关于远东战时措置的种种疑虑和责难，特别对于英政府某部分阁员及远东负责者表示了极大不
满。英下院一场舌战，因而展开。在一部分人看来，英下院这种民主的对于战争问题的公开辩论是不适当的，
或将因而引起英国内政上的轩然大波，涣散了内部“举国一致”的团结，减轻了战时内阁的威信。然而事实上
恰恰相反。丘吉尔首相以英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坦白地发表了辩论演说，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尔
公开地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如云“此等恶劣消息之中，实包含无数预测及行动错误与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
信此项灾祸非错误与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如云“苟余对处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
何失略之处，则负咎最大者为余个人。苟吾人未遣派大军至缅甸或远东其他地点，亦应由余负责”；积极地要
求国会公开辩论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坚持其辩论之自由，并举行明确忠实之投票，则下院即系怠忽
职务”等等。正由于丘吉尔首相这种尊重民主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负责态度，于是获得了下院的一
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说是的到了全体的拥护。（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这一生动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民
主政治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新华日报＞1943年3月6日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
团体是以群众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
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没有任何分歧
的理由的。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
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群众
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
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
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学术研究的自
由，和作风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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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
党中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
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
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
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评别人，被
别人批评，这不等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
把错误的意见领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庞杂的意见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
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
命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见，使党的主张贯澈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
中心环节，就在于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
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谨的手法，致死党员与党外同
志之间，涂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而某些党外同志也固执于自己是“群众”因此对某些党员有过高的要求。后
来党内同志和党外同志一齐积极参加与自己兴趣所近的群众组织，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关系，这不惟冲淡彼
此间存在着的隔阂，而且在团结上起了组织的作用。“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同志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
士。”这就是党员对党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则。学校中支部对群众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问题。因为来延安的青年有各阶层各政党的前进分子，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政治认识，有不同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因此在群众团体的选举上，必须广泛的容纳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团体的组成分子中，党员与非党
员的比率，与这团体的领导部门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应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假如组成分子中党员占百分之
三十，则领导部门中党员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岁前者的变动而变动。这可使保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真
正的代表到领导机构中去。这对这些团体是有好处的……假如党员被选到领导机构中，则民主作风，宽宏气
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个工作上问题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协商、倾听党外同志的意见，取决于多数，明知
解决问题失策，亦须以解释说服的办法纠正。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等不良习惯，都应该反对。万一
有原则上的分歧，解释无效，则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迨将来事实证明看。假如党外同志被选到领导机关，则
党员须自觉的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以减少领导者的困难。并进而设法协助领导者解决其发生的疑难问题，使工
作能够顺利进行。全校性的人数较多的团体中的党员加以适当的组织，由支部领导使其多少具有党团的形式，
这在延安的学校中还是必要。因为党员重视其所参加的群众团体，远不如重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这
组织的任务应该着重在督促这些团体中的党员执行决议、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以保证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
显然这与一般的党团是有区别的。为要加强支部与群众团体间之联系，支部有关会议欢迎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
互相交换意见，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紧密。教育计划的完成，在学校范围说来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假如支部不把
学生中半数的党外同志团结起来，步调一致，这对教育工作将是很大的损失！从此目的出发，则团结群众团
体，团结党外同志，应当作为支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现在如果再问民主国家同盟和法西斯主义集团的不同处在哪里？简直是一个笑话。可是，原则容易谈，道理容
易说，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现出民主国家是在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战，是在为消灭法西斯制度和
法西斯思想而战。最近报纸上登载的两条新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条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西里居民的广
播。他说：“……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肃清占领区内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传将被
禁止”。“盟方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以中止西西里岛一切歧视种族与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则将维持，在无
碍于军事行动范围内，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也将恢复，盟国又将采取步骤，以迅速释放政治犯。”另一条是法国
议会议员庞德氏对记者的谈话。他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略）“压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国人民党’和法西
斯的公司和商号，这显著的在人民之中树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众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肃清
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为什么盟国要采取上述各项办法？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
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明证。这些原则都是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很显然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是反
对自由，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同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思想）的，是坚持自由主
义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既然这样，就要在行动上以此为准绳。凡是民主国家，
都要以最坚决彻底的抗战，来消灭侵略，消灭沦陷区内的法西斯制度和宣传，并从根本上消灭法西斯主义，都
要团结国内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彻底消灭敌人的第五纵队，肃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传。蒋
委员长常说我国要精诚团结，他又曾在纽约先锋论坛报所主持的广播中，说到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正是发挥
了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不同。（被略）我们应时刻记住“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原则，时刻为
“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认真实现而斗争！
――＜新华日报＞194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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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宪政规模
这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伟大收获，除了更坚决的确定抗战到底的国策，粉碎敌人汪派汉奸的鬼蜮阴谋之外，对于
抗战建国最具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之决议。这一问题，在本届大会中，受到大部分参政员的关心注意。
我们可以看出全国民众的提高民权加强国本的要求，是如何热烈地在第四次参政会中反映出来了。因此，详加
讨论之结果，便有“（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有议长指定参政员若
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决议，而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更正确地址出：“敌阀
正百计进攻，我自不丝毫自满。一切力量，皆须发扬；一切缺陷，皆须填补；本会同人详加审议之结果，以为
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应为最要之务。用是决议，请政府依照中国国民党过去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
规模。”二年来的抗战，处处证明要打退敌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个国民，“有一分心，一分
力，都要为国家来贡献。”更具体地说，只有容纳个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行政机构的效能；只有严令禁止对
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只有走上这条实行战时民主的道路，中国的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
能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为着这种主张而努力，在这一届参政会闭幕前夕，毛陈等七参政员，就在他们
的意见书中，历历提出这几端了。诚如论者所说，宪政之性质，不在乎条文，而是在乎事实。但是，我们要晓
得：有利于抗战建国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规定起来，则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种种名义，进行破
坏。张一参政员在其对议长的答词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党政军各级人员，对于民众运动，往往有所歧
视。道路传闻，尚有假借取缔与指导名义，摧残合法组织，钳制正当言论，拘捕热血青年”的事实，是使人不
得不懔然的。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种现象能够根本消灭。但是为着召集国民大会来制定宪法，必须在现
在就给各党派合法保证，以便在国民大会前各种党派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有一些人，以为战时军事高于一
切，不应有民主；以为战时全国上下之经历，应完全集中于对外，而不当转移其目标于制宪问题，这些意见，
通通被这一次参政会的决议，打得粉碎了。实施宪政可以发扬一切力量；可以加强军事之胜利，可以提高对外
的力量。上面所举的一些说法，都不以发挥抗战力量为出发点的。我们诚恳地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决议，但同
时，我们更希望政府要切实地执行参政会这一决议，要不然，决议只成为纸上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抗战建国的
大业，是不能有实际的贡献的。
――＜新华日报＞193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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